三步走實現中國經濟的外部平衡

李稻葵/文 

2006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指出，要在2007年盡力實現國際收支平衡。今年2月中，美國政府相當出人意料地在WTO貿易爭端委員會向中國發難，指責中國對若干主要行業實行出口補貼。的確，國際收支問題已經成為中國當前最嚴重、最緊迫需要解決的主要難題。 

事實上，中國經濟外部失衡將是中國經濟大國發展戰略所面臨的長期課題。解決這一問題需要研究和實施系統的戰略和戰術，筆者認為，有必要分清短期、中期和長期的問題，三步走，逐步化解矛盾，為中國這個大國經濟的順利崛起，營造有利的外部經濟環境。 

短期:按美國地方政治游戲規則解決中美貿易摩擦 

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核心是貿易問題。而貿易問題的提出，是由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美國所驅動的。以美國為例，幾十位國會議員近來紛紛就人民幣匯率等問題提出報復性貿易議案，其本質是國內地方政治因素所導致的。也就是說，每一位國會議員首先要考慮本地選民的利益，而本地選民的核心利益是就業問題，并非貿易自由化所帶來的低廉的價格，因為一般民眾很難把價格的低廉與貿易自由化聯系起來。 

正是因為如此，許多美國國內的政治家、國會議員把本地失業以及本國生產能力外移歸咎為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市場國家的興起。這樣的政治信條最容易讓民眾們接受，至少轉移到國外的企業沒有理由在原來的美國生產地大規模地開展公關活動，因為它們已經不是當地政治游戲的參與者了。 

進而言之，對于美國民眾而言，最容易理解、也最容易遷怒的因素就是中國經濟在持續進行著與美國不公平的競爭。對于他們，最不需要論證的證據就是人民幣匯率的低估，以及中國不斷高漲的外匯儲備。 

因此，抓住了中美兩國貿易失衡這一核心，也就抓住了中國解決外部失衡的著眼點。而中美貿易摩擦的根源，就是美國地方政治的特殊游戲規則。 

要緩解中美貿易摩擦，必須明白，匯率絕對不是一個核心問題。它既不是問題的起因，也不是緩解問題的要害。道理非常簡單，因為中美之間貿易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世界經濟整體格局的演變，同時它也反映了中美之間儲蓄率的非對稱性，即美國儲蓄率太低，消費率過高，以至于需要進口產品來滿足百姓的需要。與此同時，由于世界經濟格局的演變，大量的制造業，包括一部分高科技服務業的生產能力轉向新興市場國家。具體而言，中國雖然與美國保持著1500億美元左右的貿易順差，但是，根據美國貿易委員會（ITC）自己的估算，中美貿易順差中，中國提供的附加值大約在30%，也就是說，中國與美國的凈逆差不過450億美元。當然，這樣的計算對于美國國會議員及選民來說，即便能夠理解，也不愿接受。因為其推論是人民幣升值不會對中美之間的貿易格局產生巨大的影響，畢竟人民幣升值所影響的只是那30%的附加值部分，這顯然是微不足道的。事實上，筆者仔細地研究了近年來中美貿易與人民幣匯率的相關經濟學文獻，沒有發現任何能夠經得起計量經濟學仔細推敲的研究，能表明人民幣匯率對中美貿易余額有顯著性影響。 

那么，如何才能化解中美貿易不平衡所帶來的美國政治問題，從而從根本上解決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問題呢？筆者認為，最有效的方式是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在認真研究美國地方政治的基礎上，通過政府推動或者直接參與購買美國的產品，以推動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這就是說，要研究美國本地的政治格局，研究那些對中美貿易大做文章的國會議員的來源地、當選地的經濟情況，有針對性地鼓勵中國企業從這些地方進口產品。這種政策完全符合美國國內政治的游戲規則，并不構成對中美兩國自由經濟的干預，但卻能夠最有效地解決中美貿易帶來的不平衡問題。比如，中國政府可以鼓勵企業或者通過國有企業，購買美國中西部地區農業州的農產品。這并不對中國本地的農業產生直接的影響，因為中國可以利用這些農產品進行加工，將其轉變為能源燃料，而不與本地農業競爭。中國也可以針對紐約州，購買相關的化工以及高科技產品，用以平息從美國紐約州來的國會議員的政治壓力。與此同時，要在美國展開輿論攻勢，與美國知識階層、高級企業階層對話，宣傳和解釋中美貿易失衡的本質問題是全球化以及美國經濟自身問題的表現。 

避免誤區:匯率改革應循序漸進，外匯儲備管理應有戰略思維 

根據以上分析，匯率絕對不是解決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核心問題，但匯率本身卻是一個長期影響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問題。筆者長期呼吁，人民幣匯率在短期內的形成機制不應該有根本性變化，但匯率本身應該緩慢上升。其原因是，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本質是資本賬戶的放開，是允許在匯率市場上有大量的、與政府利益不同的民間機構持有外匯，參與外匯交易。這對于當前中國十分脆弱的金融體系尤其是銀行體系而言，必然會造成潛在沖擊。由于這部分民間持有的外匯儲備對中國金融體制存在潛在沖擊，必須十分小心。 

而人民幣匯率本身應該按照自己的邏輯，穩步升值。這不僅是推動中國產業升級所必需的，也有助于營造人民幣穩步升值的國際形象，有利于人民幣最終成為國際化貨幣，類似于當年聯邦德國馬克的情形。為什么人民幣穩步升值有利于產業升級呢？因為這使得那些利潤微薄的、以廉價勞動力加工為主的出口企業逐步淡出，迫使中國企業尋找附加值更高、科技含量更高的產品出口。以筆者來看，人民幣穩定地以每年3－5%的速度升值，最有利于中國金融體制的改革，最有利于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同時也有利于避免發生任何國際收支危機。當然，我們在對外宣傳上仍需要一定的靈活度，有必要聲稱中國正在調整匯率生成機制，容許更多的非官方匯率市場參與者介入，盡管改革的重點相反，是逐步升值而不是急于放開資本賬戶。 

既然匯率不是中國經濟外部失衡的核心問題，很自然的一個推論是外匯儲備也不是核心問題。事實上，西方各國把中國高額外匯儲備作為人民幣升值的依據，只是一種借口。其目的就是要解決中國與西方各國尤其是美國經濟的貿易平衡問題。依照以上的分析，貿易問題應當按照自己的邏輯和規律去解決，匯率問題應當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處理，以此類推，外匯儲備的管理也應按照自身的需要，提升到戰略高度來考慮。 

的確，中國的外匯儲備遠遠超過應付國際收支波動的需要，也超出了到目前為止經濟學研究所得出的外匯儲備的基本量需要。但是應該看到，中國是一個迅速崛起的大國，人民幣完全具有成為國際貨幣的潛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外匯儲備的管理必須具有戰略思維。 

外匯儲備應該如何管理呢？筆者認為，外匯儲備應適當集中管理（詳見2007年1月本欄文章）。以高額外匯儲備為后盾，中央政府完全可以在國際市場，比如香港市場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主權債券，或者批準中國大企業在國際市場發行企業債券。這些人民幣債券的發行在近期內完全可以由外匯管理局作出承諾。以官方外匯儲備作后盾，在人民幣逐步升值的大背景下，這些人民幣計價的金融工具一定會在國際上比較迅速地形成氣候，就像近年來的歐元債券市場，會逐步形成與美元債券市場抗爭的局面。一旦如此，國際上的金融機構及中央銀行會紛紛買賣人民幣計價的債券來合理地對沖美元或者歐元計價的金融資產的波動。這自然而然會形成對人民幣計價資產的需求。當這一需求高到一定程度時，中國人民銀行將逐步享有美國聯邦儲備以及歐洲中央銀行的地位，具有全球發鈔的能力，人民幣最終將成為國際貨幣。屆時，中國不僅能夠遠離國際收支的危機，而且可以獲得國際貨幣發鈔國的鑄幣稅。這是中國真正成為經濟強國的重要戰略部署。 

中期:推動國內消費，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 

中期來看，解決中國經濟外部不平衡的根本措施，就是要提高中國民間的消費能力。這方面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消除民眾消費的后顧之憂，比如在醫療和住房等福利問題上實行雙軌制，由政府補貼低收入人群，為其提供低于市場價格的基本醫療服務和住房服務，而非住房資產。這種福利性政策，據經濟學的計算，并不花費中央政府大量的財政投入，但會解決低收入階層的基本社會福利需要。當然，這樣的政策也會在一定程度上減小社會福利的差距。當民間的消費逐步上升之時，中國的外部平衡才能從根本上解決。 

長期:提升國際領導力，全方位營造大國崛起的外部環境 

從長遠來看，當前中國經濟所面臨的貿易摩擦不過中國這個大國經濟崛起過程中所要解決的許多外部矛盾之一。類似的矛盾會不斷涌現。一個后發的大國經濟要崛起，必須合理解決類似的許多問題。解開這些難題之道在于提升國際影響力和領導力，全方位地運用各種手段去解決矛盾，緩解沖擊，甚至于將問題化解于未然。這方面，日本是我們最好的教員。雖然其國民經濟實力強大，但是在國際政治經濟領域比較被動，聽任其他國際利益集團的擺布，最后導致長達十年的衰退。 

如何提升中國的影響力和領導力？這首先需要中國各界仔細研究國際政治經濟運行的基本規則，學會運用好現行的規則。在此基礎上，我們積極參與國際政治。比如在WTO進一步自由化的談判中，中國要有自己的聲音和倡議，它既與西方大國不同，也與發展中國家不一樣。通過我們的積極運作，中國應該成為西方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橋梁，推動全球貿易的進一步自由化。一個進一步自由化的全球經濟最符合中國的利益，最能化解未來的貿易摩擦，是支承中國經濟崛起最佳的國際環境。 

除了在國際談判中發揮領導作用，我們還必須在國際輿論界占領制高點，化解貿易等經濟摩擦帶來的利益的讓步。當然，這一切的大前提是我們必須不僅要用好自己的人才，讓有國際化視野的人才發揮作用，還要廣泛交結國際各界精英，加深他們對中國的理解，讓他們多在國際場合為中國的利益說話。大國崛起過程中的經濟政治外交，不僅應該是而且必須是全方位的，如此，才能營造出一個有益的國際經濟環境。 

總之，為了實現中國經濟的外部平衡，必須仔細地分析其產生的根本原因，對癥下藥，而不是盲從于西方各國的各種政治借口以及不切合實際的經濟分析，必須區分貿易問題、匯率問題、外匯儲備問題以及民間消費等各個層次的問題，逐一解決，而不能指望通過單一的匯率政策或者是外匯儲備政策，達到解決貿易問題的目的。否則，反會落入西方政治游戲的圈套。在很大程度上講，這恰恰會重蹈日本經濟步入衰退的覆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