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率與貨幣系列評論（42）

周其仁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qrzhou@gmail.com

上文的結論斬釘截鐵，通脹就是流通中的貨幣相對于生產供給增長過多，不需要劃出那么多不同的類別，含糊別人也含糊了自己。如果這個認識對，治理通脹的政策指向也簡單，那就是堅決而穩妥地收縮貨幣、增加生產。

有朋友問：物價呢？那些高得離譜的物價，難道不要管一管嗎？通脹高企之時，某些商品的高價劫貧濟富，政府不出來壓一壓，怎么交代？于是，治通脹就有另外一個政策指向，即管制物價。表現形式也多種多樣：限價、限購、說服，以及對通脹時期的漲價行為給予公眾輿論方面的壓力。

處理通脹的貨幣指向和價格指向，究竟有什么分別呢？在日常生活里，人們常常通過物價的上升才感到存在通脹。一般經驗，豬肉漲價，家庭主婦減少買肉，多買點魚；碰巧魚價也漲，再去買雞蛋買蔬菜，要是蛋價、蔬菜價也一起漲，這位主婦就不免抱怨市道，說買啥啥漲，票子“毛”了。公眾輿論、不少分析師和決策者，差不多也是這樣看問題，惟有CPI升起來，大家才把通脹真當一回事。

在經驗上，單單一位家庭主婦，絕無可能把肉價、魚價、蛋價和菜價統統買得漲起來的。即便她富可敵國，要是別無他人與之競購，她再有錢也無須對任何特定商品出更高的價。漲價是很多買者競爭購買機會，且此種買方間競爭的壓力超過了賣家之間爭奪出售機會競爭壓力的結果。沒有買家相爭的行為，斷無漲價的結果。買家拿什么互相競爭？還不就是競相出價，也就是出鈔票。這樣看，單一商品之價上升，是競相購買、志在必得的購買力太旺；一連串商品之價上升，是競購這一連串商品的買家們出價過高；“物價總水平”上漲呢？則是流通中錢的總量太多，超過了商品和服務供給的可能。在任何情況下，錢多于物，其價必高。

這是說，高價背后總有錢的影子。無論如何，離開了錢的推動，不可能有高物價。錢多為源，才生出高價之水、錢多為本，才長出通脹之木。問題來了：既然高價是通貨偏多的外表，為什么處理通脹的時候，政府大手打壓高價，就不能由表及里，收到抑通脹的期望效果？直觀之見，老百姓對抽象的、濃縮在CPI里的“通脹”并無多少感覺，他們真正有意見的是具體的高房價、具體的高肉價和具體的高菜價。政府管價，順應民心，為什么經濟學家有意見？

別人的理由別人說，下面寫的是自己認為對的道理。中心論點是，貨幣推動物價高漲，但從來不是“平推”——貨幣供應增加一倍，所有物價皆漲一倍。在貨幣推動下，物價會“鼓包”，即一些價格漲個飛快，另一些物價卻變動平緩、甚至還有下降。通脹改變了相對價格，最后再推高物價總水平。前年6月我發表“貨幣似蜜，最后還是水”一文，講的就是這個觀點（感興趣的讀者可在http://zhouqiren.org/archives/839.html閱讀該文）。本文接著討論，貨幣增發流入市場，為什么偏偏某些物價會特別顯著地鼓出來一個大包？

先要明確一點。通貨增加之途，從來就不是央行直接把貨幣“發到”居民和企業的口袋里。事實上，除了自己的雇員，央行不給任何個人或機構“發錢”——美聯儲主席倒是講過，急了可以用直升飛機撒錢，不過迄今為止他們尚沒有實施過。你我絕大多數人，以及絕大多數企業，口袋里的錢都不是央行發的，而是自己掙的。這里有一個謎：增加的通貨，究竟怎樣跑入大家伙的口袋，變成可支配的購買力，從而奠定物價鼓包的基礎？

謎底只一個字——借貸。原來央行只與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打交道，而打交道的基本方式就是借貸。央行可以借錢給商業銀行，因為它才是“最后貸款人”。央行也可向商業銀行借入，例如連連上調法定儲備金率，就是央行依法把商業銀行從儲戶那里借來的錢，大筆存入自己的庫房。也講過的，近十年來央行每天大手向商業銀行購入外匯，所用的基礎貨幣其實也是央行負債。所以，貨幣增發第一個環，是央行把基礎貨幣源源不斷“泵入”銀行系統，后者再貸放給企業和居民，完成從新增貨幣向新增購買力的第一波集結。有機會得到貸款的機構與個人，如果投資成功，凈資產增加帶來更多的收入，那是購買力的第二波集結。再往后，“借貸-資產-收入”來回發力，我們就看到一部分人先發達了起來。

邏輯簡單，借貸權的分布決定著物價鼓包的基礎。畢竟總要口袋里有錢，買家競相出價，才有價格鼓包這回事。本文的貢獻，是把貨幣增發與借貸權分配，加到購買力形成的分析之中。借貸權分布得越不普遍，物價鼓包的基礎就越厚實。中國這個地方，向來輕普遍、重特殊，“政策傾斜”層出不窮，“重中之重”外加“急中之急”，意圖無懈可擊，但效果永遠是借貸權高度集中。別的不提，占全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村居民，明明有房有地，卻難以合法貸款，當然也與價格鼓包基本無緣。有“三農專家”還振振有詞，居然說還農民借貸之權會損害農民的利益。等寫完這組貨幣評論，再與之徹底理論一番吧。

高價鼓包還要一個條件，就是借貸到手或賺到手的收入，集中于某個投資（花錢）的方向。本來未來不確定，大家對機會風險的判斷不一致，所以向一切可能的方向試試運氣，風險就被分散了。但是經驗說，投資空間狹窄、從眾心理流行的地方，追漲殺跌唯恐被落下，就容易出現因投放集中而形成的高價鼓包。再加一條，凡大手決定“投資”卻又無須對投資最后結果真正負責的場合，亂“投資”蔚然成風，傻錢集中導致高價鼓包，也不是罕見的事兒。

最后，市場上冒出的高價，一般是需求集中，但商品與服務的供給卻存在嚴重障礙。這些供給障礙五花八門，有的因需求過于急促而起，例如非典時期的醋和口罩，說要一起要，廠家全力開工也趕不及，加設備要等時間。有的是體制性限制，如我們這個在國際上爭取市場經濟地位的國家，無論公益用地還是商業經營用地，一律通過政府征地，指標不夠，惟有把地價活活憋高。與此相關，城市的密度管制也有貢獻。我自己是看了東京皇宮周圍建筑的平均高度，才相信如果北京照章辦理，此地的房地產之價怕不用政府打壓，也斷然高不到現在這個地步。容積率寬一個量級，等于顯著增加供地，其他條件相同，僅此一招就抽去了高價之基。

小結一下。貨幣推高物價，但推出惹人厭煩的高價和超高價，卻另有隱情。粗略調查，通貨經由借貸來到世間，借貸權、投資眼光以及供給障礙的分布決定了物價鼓包的狀況。一個雞蛋三條大縫，擋不住高價超高價死命飛來一抱。拍死一只，前仆后繼者不會少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