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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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工作者的觀點受到嚴厲批判，他們的命運則更為嚴酷。

楊兆龍被打成右派后不久又被捕入獄，被判無期徒刑，于1975年才被“特赦”出獄，回原籍務農，于1979年病逝。命運的確殘酷，去世不到一年，楊在1980年被平反。楊的夫人沙溯原本是上海第一師范學校的老師，在“文革”中不堪迫害，自殺身亡。楊兆龍的大兒子被打成右派后送去勞教，小兒子也被打成右派，并被判刑入獄。楊的女兒也深受牽連，女婿陸錦碧被打成右派后送青?！皠诟摹?，在“文革”又被打成“現行反革命”被判死刑，幸賴當時青海高法院長認為此系冤案，改判徒刑二十年，于1983年始獲徹底平反。楊的外甥家在農村，也受牽連，被監督勞動，楊的一些學生也未能幸免……除楊妻早逝未受牽連外，楊氏一門，可謂無一幸免。

被打成右派、接受了半年“批斗”之后，已年過半百的何濟翔先生被“勞教”，這一“勞教”就是二十年喪失自由！因為幾年后被“解除勞教”，但仍屬在農場就業的“教養分子”，“不過改名為‘就業人員’，實際與勞教一無區別”，仍然要強迫勞動，“仍然過著囚徒般的生活——主要是沒有人身自由，假若逃跑還要被捉回來”（《滬上法治夢》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頁）。這二十年中，他先后在江西鉛山農場、馬當采石場和彭澤芙蓉農場“勞動改造”。在條件惡劣到幾乎是生死臨界之時，人性的本來面目、求生的欲望與智慧，全都毫無掩飾地暴露出來。

極度的饑餓，是他們長期面臨的最大問題，每天要做強體力勞動，而糧食定量非常有限。在那幾年“困難時期”，正常人還食不裹腹，時有餓斃的情況發生，“勞改犯”的情況更可想而知，為了填飽肚子，上演了一幕幕悲喜劇。挑糧時有人偷吃生米，路過高粱地時生吃高粱米，在田間溪頭許多人帶殼生吃田螺，有人因誤吃一些有毒野果而中毒致死。據說食鹽能充饑，但得到食鹽也并非易事，于是食鹽頓成眾人千方百計追求之物。有次來了一艘運石料的鐵駁船，大約裝過煤和鹽，艙內殘留著一層鹽和煤屑，他們就刮下這些鹽與煤屑的混合物，回來放在容器內灌滿水，沉淀后成為鹽水，然后用這種鹽水煮野草。對他們來說，鹽已成珍物。勞教人員到外面買東西吃，也被認為是“反改造行為”而嚴禁。所以，有人雖有家中匯款，也只能想方設法通過“關系”偶然買到一些食品，因此也只能“偷吃”。

何濟翔寫道，有幾次他托人買來炒黃豆或煮熟的山芋，“然而我是不敢公開吃的，因為這是違紀的事，我還得躲到廁所里，一邊解大便，一邊津津有味地吃?！保ǖ?5頁）有次到山上出工，忽然從一人的褲腳中漏下炒米粉。原來他偷偷搞來一小袋炒米粉無處可放，只有系好吊在褲襠里，不料時間稍長，帶子松動，走長路時米粉便漏了出來，大出洋相。長期的饑餓，使人變得像動物一樣，只要“主人”多給一點兒食物就能激發“積極性”。例如，有次管教干部捧一大盤飯，劃成許多小塊，要幾個強勞力挑擔，挑一擔便賞一小塊飯，一會兒就完成了任務。為了搶飯，還引出了一出殺人悲劇。在馬當采石廠時，勞改隊規定每人完成多少任務加飯多少，完成任務的數字由小組長上報。其中一位小組長非常認真，使該小組人員經常加不到飯，對他恨之入骨，因為能不能加飯是有關活命的大事，便決定謀殺泄憤。一天收工時，該組組員密謀后留下小組長，說是要在工地談話，用石頭把他砸死，然后偽裝成工傷事故，因為時有工傷事故發生。案破后，主犯被判死刑，其他有關人員也判刑不等。被置身叢林之中，叢林法則就在一點一點起作用，人性就一點一點喪失，原始的獸性，則一點一點孳生、膨脹……

然而，非?；恼Q的是，雖然為饑餓鬧出人命，但“饑餓”二字卻不準說出口。每次出工站隊，隊長必問：“吃飽了沒有？”眾人必應聲回答：“吃飽了！”居然無一人敢說沒吃飽，因為說沒吃飽就是“反改造”。對升斗小民來說，如某些人因某種異端思想而被整肅，這種生活還可以過，因為有異端思想的人必竟是少數，而且即便有異端思想者也很容易守口如瓶。而長年忍饑挨餓還不能說餓，這種生活其實是最難過的，因為餓了說沒吃飽是所有人最平常不過、正常不過的反應，這種反應也最難控制，因此所有人時時都處于動輒得咎的處境。作者深深嘆道：“奇哉怪也，說吃不飽也是罪名，天下罪何其多也！”（第65頁）

嚴格的掌控往往需要被管制者的配合才能真正有效，最直接的配合就是告密。有位姓詹的右派長期喜歡告密，頗犯眾怒，卻又無可奈何?！拔母铩敝械囊惶煸谔镩g勞動時，有人哼起“大海航行靠舵手，萬物生長靠太陽”，這位詹姓右派竟一時“失控”說：萬物生長也有不靠太陽的，如韭黃就是，韭黃是“悶”出來的，它的生長就不靠太陽。右派盧某長期受詹的欺負，多次被他打小報告，聽到此言如獲至寶，收工后立即向干部舉報，眾人都作證確實如此，晚飯后馬上開批斗會。何氏回憶當時情景說：“在當時，這是明擺的侮辱和惡毒攻擊偉大領袖毛主席，是現行反革命，按當時的‘公安條例’屬罪大惡極，于是拳腳交加之下，把詹打個半死。我睡在上鋪，斗爭就在我床前進行。他們把我放在床前的木拖鞋也打裂了，可見打得多兇猛?！焙髞碛诌B續批斗了四五天才罷休（第92頁）?；蔚沫h境，造成了人性的畸變。

“文革”期間提出“砸爛公、檢、法”，勞改農場由軍隊和紅衛兵接管。幾乎是一夜之間，農場場長、書記被打成“走資派”，也戴上高帽、手敲銅鑼被紅衛兵押在農場的大路和田埂上游行，口喊：“我是走資派?！蔽羧胀L凜凜看管階下囚者，如今也成被人看管的階下囚，確具諷刺意味?！拔母铩敝须A級斗爭越抓越緊，勞教人員中被打成反革命分子的人越來越多，隨便一句話都可能被“無限上綱”。此時非法刑訊逼供越來越嚴重，“以致一時之間，反革命到處都是，真是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不少人因刑訊致殘、致死。相對而言，“文革”前對“勞教人員”還有一些規章制度、有一些政策限制，而“文革”中的“砸爛公檢法”連最后一絲一毫的規章制度都沒有了，掌權者確可草菅人命?！拔母铩睕Q不如現在某種“新潮理論”所說，“文革”的目的只是打倒“走資派”、“砸爛公檢法”，是真正的“民主”。

隨著“文革”的結束，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年逾古稀的何濟翔先生終于在1979年初獲得平反。從52歲到73歲，這二十年個人的苦難歲月，其實也是“法治”艱難歷程的象征。

在法制建設漸上軌道的今天，回顧先行者當年的觀點、思想，不能不使人對他們的遠見卓識肅然起敬；而他們的個人經歷，使人們對中國法治之路的艱難歷程有更加真切的感受，也更感“依法治國”的來之不易，值得我們這個社會倍加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