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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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兒童行乞”的問題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這是個特別的問題，情感上令人心痛、推理上頗具困難，既不容易取得社會的共識，也沒有立竿見影的方案。讓我討論其中須冷靜權衡的要素，望收拋磚引玉之效。

乞童有多種來源，其中最戲劇化的，是人販拐騙兒童，然后將其致殘，再推上大街，靠其行乞來牟利。這在邏輯上有可能，而只要發生“拐騙、虐待、致殘”這三種行為，那就是嚴重犯罪。對此，人們有共識，那就是父母和社會各方，尤其是政府，有責任傾力防范、阻止和懲治。

人們爭論不休的，是“應否全面禁止兒童行乞”的問題。我的同事黃益平教授，在網上指出了全面禁止成人攜帶兒童行乞的理由和一個實施前提：“理由主要是兩條：一是這事關孩子的基本權利；二是識別成本，親生父母可以，那爺爺奶奶、叔叔伯伯、養父養母呢？一刀切的政策不一定是最優的，但往往比很多很復雜的設計透明、有效。當然這個政策需要一個重要前提?！币嫫浇淌谒f的“重要前提”，就是現實中乞童是否有比行乞更好的去處，而“這個前提條件不解決，其他措施沒有什么意義”。

我同意益平教授對 “識別成本”的判斷。事實上，因為兒童不具備自決能力，所以不存在“兒童自愿行乞”之說。我們沒有必要去甄別哪些乞童是自愿的，哪些是不自愿的。問題都集中在一點上，即監護人是否有權攜帶兒童上街行乞？然而，我不愿意簡單把“不行乞”規定為兒童的權利來終止討論，因為問題顯然不會因為我們如此規定就得到解決。我顧慮的是，如果益平教授提出的“重要前提”還得不到滿足，就全面禁止兒童行乞，那會導致什么后果。

浙江大學寧波理工學院副教授何鎮飚老師，邏輯井然地提出了一個大膽假說，即人販把健康兒致殘乞討是不可能的。他寫道：“這是兩個不同的犯罪團伙。人販子必須保證兒童健康才有好價格，健康兒是供不應求的市場，所以高價，且一直有罪惡的販子。乞討者要用殘疾兒童博同情。但病殘兒是供大于求的，不必高價買健康兒致殘，所以我們會看到殘病兒被割傷口的例子?！?

何老師的“雙市場論”的含義是：一、被拐健康兒會被人收養，受到適當照顧，但在街頭尋回的概率極低；二、在街頭行乞的兒童，多是被親生父母放棄的殘疾兒或被托付的健康兒，其中殘疾兒會受到進一步殘害，以博取更多施舍；他們即使被解救，都不存在更好的歸宿。

如果這一假說成立，那么“全面禁止兒童行乞”的做法，就不能遏制“拐騙”的行為，因為被拐騙的兒童通常不進入行乞行列，而是進入收養家庭。換言之，即使禁止兒童行乞，但只要存在收養健康兒童的需求，就依然會有人拐騙健康兒童。與此同時，對那些本身就是因殘疾而被放棄、或因家貧而隨家長行乞的街童而言，校園本來就不是現實中的選項。這些窮苦孩子若被全面禁令趕出街頭，又將散落何處？

有人說：“沒有撫養能力的家長，就該失去撫養權?！闭f來輕巧，問題是怎樣才叫“沒有撫養能力”？我們的父輩和祖父輩，生活條件比今天艱苦得多。以今天的標準來看，他們的家長往往就是缺乏撫養能力的。但實際上，那些孩子們苦中有甜、有愛、有樂、有情。他們當初要是被強行投入官辦育兒院或陌生人的家庭，得到的未必就比失去的多。父母的能力總受時代的局限，但父母之愛勝于政府或陌生人之愛，是不容易被個案推翻的、人類乃至動物界的一般經驗。

假如現在就推行全面禁令，見到乞童就剝奪其監護人的撫養權，并把乞童投入政府的收容系統，那首先就會遇到司法成本的問題。是的，發達國家也有剝奪父母撫養權的做法，但因事關要推翻“父母之愛勝于他人之愛”的假定，司法程序非常慎重和繁瑣。我有美國朋友，為了從吸毒的兒子和媳婦手中爭奪孫子的撫養權，官司打到傾家蕩產才獲勝。今天如果父親領著兒子行乞，父親被剝奪了撫養權，那明天母親來認領，還不還人家？這當中有數不清的法律細節。

此外，收容系統的建設成本，也不能假設不存在。畢竟，這個國家連正規教育系統也還遠遠沒有完善。事實上，從外國的大量經驗看，兒童撫養院的效果遠遠不如家庭收養好。如何通過恰如其分的司法程序，把孩子送到合適的人家收養，并非朝夕能妥善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不解決，就把乞童從血親手里奪過來，誰來負責？茲事體大，可不能振臂一呼，輕率而為。

行乞是一種普遍現象，與宗教、文化、地域、經濟等因素密切相關。有些宗教（如新教）視行乞為不道德，有些（如東正教和伊斯蘭教）則允許；來自某些文化背景的人寧餓不乞，而有人則輕易行乞，原因不外乎是好吃懶做，甚至是為了發財致富；另外，兵荒馬亂和經濟赤貧的年代，行乞現象固然也比別的時期嚴重。

這是說，親人攜帶或允許兒童行乞，并不必然表明親人喪失了對兒童的關愛。畢竟，親人攜帶兒童行乞的背景不同，兒童被禁行乞后的實際出路迥異，這些因素都使得我們難以對“全面禁止兒童行乞”的建議迅速形成共識。眼前的問題是：如果全面禁止，未必能改善乞童的命運，那今天該不該全面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