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今天，1910年12月29日，科斯（RonaldHarryCoase）在英國倫敦出生；今天，上百位國內外經濟學家在北京聚首，通過視頻向居住在美國芝加哥的科斯致賀，并用一整天的學術會議，討論科斯對剖析經濟運行機制所作的貢獻。

機緣巧合，我在這里重開停了三年的專欄，將系列地與讀者探討法律、管制與經濟增長三者相互作用和演化的機理，而第一篇在今晚截稿。我想沒有比從科斯談起更合適了。

一開始科斯并沒有給我造成什么思想震蕩。我當時并不理解科斯為何偉大。相反，我是經過長時間的學習，觸類旁通，才越發體會到他簡樸的想法所蘊含的威力的，而這個過程延續至今。事后看來，他給我最大的影響，恰恰就在這一點。

我最早知道科斯，是在念大學本科二年級開始讀張五常的書的時候。在那些港版圖書里，張五常把科斯翻譯成“高斯”，讓我以為他在談論的是大名鼎鼎的數學家高斯 （C.F.Gauss）。我于是跳過了那些章節。耽擱了一段時間后，我才知道世界上有科斯這么一個人。

但這還是無濟于事。我仍然無法理解科斯為什么偉大。從張五常的介紹看來，科斯的貢獻只是在于解決“牛吃麥”的問題。哪怕這是個多么妙趣橫生的問題，我當時關心的可是更大更重要的事情——經濟的興旺、社會的富強、誰是好人、誰是壞人、誰代表了少部分人、誰代表了大多數人。這些怎么能跟“牛吃麥”的問題相提并論呢？這個疑團是逐漸解開的。

科斯思想有兩個重要的淵源。其一，是來自英國經濟學家菲利普·威克斯蒂德 （PhilipH.Wicksteed）在1910年出版的兩卷本《政治經濟學常識 （TheCommonSenseofPoliticalEconomy）中闡明的 “邊際均等（marginalequalization）”的觀念。其二，是美國經濟學家弗蘭克·奈特（FrankKnight）在1924年發表的一篇重要的文章 “關于社會成本的含義的若干謬誤 （SomeFallaciesintheIn－terpretationofSocialCost）”中闡明的觀點，即只要存在私有產權（privatepropertyrights），那么該產權所有者就可借助市場的功能，解決社會成本問題，而無需由政府來解決。

所謂“邊際均等”，說來簡單。一片土地，究竟多大用來養牛，多大種莊稼？答案是：把土地細分到最小單位，如果第一個單位的土地，用來養牛能帶來比種莊稼更大的收入，那么這個單位的土地就用于養牛；反之則用于種莊稼。依次類推，直到最后一個單位的土地，都用到了能夠帶來最大收益的用途（種麥或養牛）上，那么這塊土地在這兩種用途上的分配，就能帶來最大的總收益。

所謂“私有化”能解決社會成本問題，就是說如果牛和麥都是有主的，而最理想的情況是當這兩者的主人都是同一個人的時候，那么這個主人就會通過上述“邊際均等”的辦法，確保土地的使用分配能夠取得最大的收益，而牛和麥之間的沖突，就不需要政府介入，也能得到最合理的解決。

科斯理論的這兩個思想淵源，有三個重要的含義：一、在解決生產資源分配時，要緊的永遠是邊際的數值，而不是平均或總計的數值；二、在協調資源的爭用時，要緊的是要存在私有產權；三、只要存在私有產權，產權所有者的個數就并不重要，也就是說，不管生產要素由多少人擁有，只要他們能保持充分的理智，他們就會達致相同的生產資源分配方案。

我花了長時間的學習和體會，才逐步理解上述三點含義。事實上，我是讀了阿爾欽（ArmenAlchian）關于進化的文章，才了解到邊際規律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讀了張五常、阿爾欽、費雪（IrvingFisher）等人的作品，才逐漸意識到私有產權的重要；讀了布坎南 （JamesBuchanan）和塔洛克（GordonTullock）等人的作品，才重新理解“大多數人的意見”這個概念的虛無。再到后來，在我開始給學生講授“法律經濟學”這門課程的時候，才比較充分地體會到科斯所提出的視角，是如何長驅直入，看穿了財產權法、滋擾法、侵權法、合同法、公司法乃至憲法的脈絡的。要知道，這些部門法，在科斯思想出現前，是貌似各自獨立，互不相關的。

我常自問：假如自己是當年《法律經濟學雜志》的編輯，面前擺著科斯的“社會成本問題”，那么我有足夠的鑒賞力，認為這是驚世之作嗎？肯定沒有。這正是科斯給我最大的影響：他讓我體會到在觀察世界時“掂量觀點”的重要。以此為由，我感謝科斯改變了我的世界觀，并開始這個新的專欄。

（作者系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研究員、法律經濟學研究中心聯席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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