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脹是一種貨幣現象”，這實在是一句老生常談。追根尋底，時任美國海軍天文臺數學和天文學教授的紐康先生（SimonNewcomb），在1885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里寫下的“交易方程（equationofexchange）”，就揭示了這個道理。后來，耶魯大學的費雪教授（IrvingFisher）概括提煉的“貨幣數量論”，講的就是若給定貨幣周轉速度和商品為常量，物價總水平由貨幣數量決定。上世紀60年代以后，美歐高居不下的物價指數造就了貨幣主義經濟學的英雄，弗里德曼堅持以貨幣數量解釋物價高漲現象，讓這一名言傳遍天下。

中國的讀者理解這個命題沒有多大困難。在字面上，中文的“通貨膨脹”直指問題的根本——是“流通中的貨幣”太多，才造就了物價的普遍上漲。根據中文的通脹概念，貨幣超發的當時已造成了“通脹”，不需要等到看見物價上漲才大喊大叫的。喊叫也沒什么用，因為那放出去的貨幣購買力，總要把商品追到了手里才算消停。困難的是，何謂貨幣超發見仁見智，非到眾怒難犯的境地，人們的認識不容易“統一”。這是處理通脹問題常常滯后的原因。

雖然貨幣超發是所有物價高漲的共同原因，但貨幣超發的成因卻各不相同。從中國經驗看，如本專欄討論過的，1995年應該被看作是一道分水嶺。在那之前，財政缺口由人民銀行透支，構成所謂主動超發的類別。90年代早期，在承受了又一波高通脹之苦后，中國痛定思痛，由全國人大通過人民銀行法，定下了央行再不得對財政透支的法則，在制度層面終止了貨幣的主動超發。1995年以后，加入了世貿協定的中國經濟開創了史無前例的開放局面，也帶來“被動超發貨幣”的新問題。日益龐大的貿易順差、外國對華直接投資以及怎么摸著也不熱的“熱錢”，一起匯成進入中國的外匯洪流。在人民幣穩定匯率目標的硬約束下，央行不得不動用基礎貨幣大手購匯，一方面形成巨量國家外匯儲備，另一方面就對內轉成越來越多的廣義貨幣存量。

看在貨幣數量論者的眼里，超發貨幣打下的地基既寬又深，物價大廈一個個冒尖就不足為奇了。比較“反常的”，倒是除了個別年份，中國的消費者物價指數并沒有表現出特別惡性的狀態。這又是為什么？容易想到的答案，是政府顧及民生，一旦物價異動，就出手直接管制物價，不準物價上漲。但是實際的觀察是，偌大一個市場經濟，持續而普遍的物價管制從來就不可能有效。風口浪尖時的“金牌十二道”，常常過不了多久就不了了之。真正起作用的，恐怕還是貨幣數量公式里的那個“Q”，即商品數量。物價都變了，商品供給量怎么可能不變？！菜價漲刺激供菜，房價漲刺激供房，古董價漲刺激古董供應的增加——當然包括假的。作為一個轉型經濟，中國尚沒有投放到市場里來的資源有的是，市場形勢危急，加大投放就是了。這就是本專欄講過的“水多了加面”：1990年代以后，國有土地拍賣、城鎮居民房改、農民工大規模離鄉進城，加上土地轉包和山林權轉讓，多少資產投入，把那被動超發的貨幣“積極平衡”了不少。

這樣來理解，通脹就不單只是一個貨幣現象，而且也是商品——或廣義的資源——能不能對價格變化作出靈敏反應的制度性現象。貨幣超過經濟需要幅度的超發，固然構成物價總水平上漲的基礎，但終究還要受到潛在的商品和資源對物價作出反應的能力的平衡。讀者檢查一下這個命題的邏輯吧：貨幣多、物價漲，要是緊接著有更多的資源應市，價格是不是可以趨于平緩？反過來，貨幣多、物價漲，要是潛在的資源被關起來不許應市，那價格是不是趨向漲了還漲？

以近期菜價為例，民怨沸騰之際政府出手限價是標準動作，但從效果看，如果壓價連帶壓制了供給那可是愚蠢之舉。我比較欣賞的干預措施，是發改委下令全國運菜車輛過高速公路——有的地方連一般公路也算上——一律免收過路費。此綠色通道政策有刺激供菜之效：菜價上揚本來刺激生產，但也可能激發多放幾天再賣更好價錢的念頭。限期之內免過路費的辦法一來，菜販的算盤變了，因為公路運費不是個小數，抓緊機會享受優惠，不要過期作廢！當然，更周全的是政府要給提供免費的高速公路補價，免得公路的供給受影響。

這說明，物價上沖時段的商品供應量不是不變的，而是可變的。很明顯，變多了有助于抑通脹，變少了就是火上澆油。所以，在抑通脹的各項措施中，要特別注意刺激商品的供應量，決不能壓制商品的供應。這里順便也對喜歡“舉國體制”的朋友提一句：政府之舉既可造福，也可為禍，端看舉的是不是個地方。舉對了，四兩或可撥千斤；舉錯了，面子里子丟個干干凈凈。

不妨修訂一下，叫“貨幣-商品數量論”吧。沒有任何原創新意，就是根據多少次通脹的經驗，看到關鍵時刻商品供應量變化對物價形勢變化的重要意義。商品（資源）量的變化，無論長期短期，總與政策、制度狀況息息相關。

也正是這點心得，讓我對上期本欄講述的海外代購、境外直購，有非常正面的評價。本來，出口導向帶來的國際收支不平衡，不但對外“失衡”，而且對內也失衡 （見2010年8月23日第43版本系列評論之十七）。根本解決之道，不是人為壓縮中國的出口，而是主動擴大進口，在更充分發揮自己與貿易伙伴比較優勢的基礎上，達成國際收支的基本平衡。

那么，是什么力量影響了中國進口的擴大？講起來因素頗多，我們以后還要討論。其中比較根本的，我認為還是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因為從進口的角度看問題，人民幣匯率的水平決定著中國人花美元買國外商品勞務——進口——的機會成本。以2005年前的匯率為例，中國人每花1美元，就要放棄人民幣8.26元。放棄者，成本也。2005年7月后人民幣對美元升值20%以上，就是國人花美元購洋貨的成本降低了20%。經濟邏輯說，成本降低、需求量上升。這樣推理，人民幣匯率升值定有擴大進口之效。

果不其然，人民幣匯率一升再升（今年6月19日）之際，國人的海外代購、境外直購就流行了起來。除了國內外部分商品的相對價格變得利于國人購買外國貨之外——這是匯率升值的直接后果——進口稅費的設置和服務是否便利，對進口流量有非常靈敏的影響。無數普通網商在關稅未加注意時就率先自發行動，才顯示了新潮流的重要含義：對外有助于平息貿易保護主義，對內增加商品和勞務的供給，有助于抑制通脹。從這個角度看，對海外代購、直購嚴格稅收的做法雖出于維系不同貿易通道之間的稅負公平，但更為可取的做法，卻是審時度勢，適度平減入口稅費和進一步提供進口服務便利。畢竟，每增加一塊錢國外商品的進口，就是為平息國內通脹壓力增添了一份積極力量。

周其仁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qrzho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