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目前發起的匯率戰以及克魯格曼對阮堅情緒性的批判，詮釋了丹尼·布蘭奇弗勞爾關于美國金融監管改革悲觀的立場。實際上，危機根源并非是不可知的。在上升為決策依據時，關于危機根源的認識不可避免地被政治化、被操控。研究發現，收入差距擴大不僅會導致經濟上的失衡，而且也會導致政治上的失衡。當經濟上的失衡擴大到既得利益集團利用其掌控的經濟資源可以輕易左右或俘獲決策者的時候，經濟不均衡就會與政治不均衡一起陷入惡性循環，任何試圖打破此種循環的改革都將遭遇強大阻力。

美國著名的政治學家羅伯特·達荷（RobertDahl）認為，收入和財富不平等可能產生其他不平等。達荷在其著作 《關于政治平等》(OnPoliticale－quality)中指出：“政治資源不均衡的積累可能導致多種可能性：政治不均衡可能會呈螺旋式上升，可以說，達到了一個不會逆轉的水平?！币敶髮W學者魯斯·簡德森（BruceJudson）就認為，美國的收入差距與貧富分化已經達到了達荷所說的無法逆轉的階段。他在2009年出版的 《可能發生在這兒》一書中就憂心忡忡地警告說，美國中產階級因為危機沖擊破產而日漸削弱，如果沒有充滿活力的中產階級，美國民主是不可持續的。因為一旦政治上不均衡達到“不可逆轉的水平”，美國就可能完全失去了通過改革來矯正政治上和經濟上的不平衡的機會，美國民主憲政也將難以為繼。

美國布魯金斯學者、萬德比爾特大學法學院瑪格麗特·布萊爾教授（VanderbiltUniversityLawSchool，其《所有權與控制權：面向21世紀公司治理探索》一書在中國學界有很大的影響）就認為，過去幾十年，金融行業與其他行業之間收入差距不斷擴大。金融領域占整個國民收入和財富比重過大，最麻煩的一面，就是它們用這些財富影響政策和抵制改革，而放松監管又進一步惡化了這種差距。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收入不平等可能會持續，因為它們更能影響華盛頓的權力和監管機構。這些人通過政治影響力阻撓改革和推動放松監管的立法，而放松監管又進一步加劇了金融行業杠桿的過度使用，美國家庭過度負債，更多過度冒險的金融創新，從而創造更多資產泡沫和虛幻財富。金融行業從中能夠獲得更大份額的收入和財富，進一步加劇收入和貧富差距，加深美國社會危機和政治危機。

根據布萊爾的研究，金融創新導致杠桿的濫用，形成資產泡沫，掩蓋了過度負債，并給人以財富增長的虛幻，這就帶來了兩個結果：一是金融行業以工資、費用和獎金形式獲得國民收入份額日漸增長，在2007年，金融行業占GDP份額保持在1980年水平，而金融保險行業獲得的收入的占比當年達到頂峰，占GDP的7.9%，而1980年只占4.9%。也就是說，2007年金融行業多拿走了3個百分點，大約4120億美元，與1980年相比，相當于從每個美國人手中轉移了1365美元的財富給金融行業的人。金融行業每個雇員的報酬從1980年每年2萬美元上漲到最近幾年每年10萬美元（包括秘書和職員）。這種收入差距的擴大在泡沫持續膨脹時期不會引起人們對其合法性的質疑。因為，通脹能使資產增值，金融行業的從業者在整個泡沫膨脹期間，都能夠展示他們管理組合產生的賬面收益大大超過了支付給他們的報酬，投資者自然樂意支付高額的費用、薪水、傭金和獎金。只要泡沫不破裂，價值創造的虛幻就讓投資者接受更高杠桿，讓金融行業從業者獲得特別優厚報酬合法化；二是經濟上重復泡沫和崩潰循環的效應，已經成為推動金融行業薪酬上升的齒輪，并進一步擴大了美國財富和收入的差距。按照聯儲統計，從2008年7月到2009年3月，美國損失了3.4萬億不動產財富。這大體相當于每個美國家庭30300美元。同一時期，美國損失了7.4萬億股票財富，按照美聯儲統計，平攤到美國每個家庭大約是66200美元。

華爾街掌握的巨大財富在金融改革立法中轉化為巨大的政治能量。據統計，在過去10年，金融業在影響華盛頓上花費的錢比任何行業都多，達到了39億美元。在金融改革立法過程中，金融行業為阻止和削弱金融改革的力度，在2009年和2010年第一季度花費在游說上的費用就高達13億美元。據美國一個民間組織（Ameri－canforFinancialReform）統計，在金改法立法過程中，金融業在2009年花費在華盛頓的游說上為4.65億美元，比2008年多了800萬美元。也就是說，2009年每天游說的開支為140萬美元，花在每個國會議員身上的錢100萬美元。金融行業總共雇用了國會70名成員和940名前聯邦雇員代表其進行游說。

華爾街六家最大銀行——高盛、美國銀行、JP摩根·蔡思、花旗集團，摩根斯坦利和威爾斯·法戈（WellsFargo），主要負責這些游說活動。這6家大銀行和它們控制的協會共雇用了243名游說者。這些人過去都在聯邦政府工作，202人是原國會工作人員，其余在白宮、財政部和相關聯邦機構，相當于每個銀行有44名說客。這些人員中包括33名前主管、54名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職員和參議院銀行委員會職員（或目前委員會成員）和28名立法主任。他們都是能夠在背后給參眾兩院重量級議員施加影響的人。參議院銀行委員會主席克里斯托弗·多德有5名職員充當了大銀行的說客，銀行委員會的理查德·謝比和成員恰克·斯卡莫爾和蒂姆·約翰森每個人都有4名原職員在為大銀行游說。六大銀行和協會自美聯儲救助貝爾斯登時起，花費在游說和影響華盛頓（通過游說、政治捐款、協會政治公關活動）的費用就達到了6億美元的規模。到2010年，金改法進入最后沖刺階段（兩院進行協調和最后定稿期間），金融行業加強了游說的攻勢。就在2010年第一季度，最大的25家銀行總共花費了1100萬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長了5%。

除了強大的游說攻勢外，金融行業還利用美國2010年國會中期選舉對美國議員施加影響。2008年，金融、保險和不動產行業為爭奪2010年國會中期選舉候選人，在選舉中花了創紀錄的4.75億美元捐款。34名提出削弱消費者保護的眾議院議員總共從金融行業在2009年獲得了380萬美元（按照消費者組織提供的數據）的政治捐款。2009年12月，就在眾議院委員會投票表決時，因為法案允許州在消費者保護上規定比聯邦政府采取更嚴厲的標準，伊利諾伊斯眾議員梅麗莎·賓（MelissaBean）就威脅阻止該法案，除非法案明確規定，聯邦消費者保護法效力高于州法 （這正是金融業所要求的，其目的是排除在消費者保護上標準更高的州法的適用）。后有人揭露，賓在2009年為其中期選舉從金融服務行業獲得了393000美元捐助，是其籌措競選經費總額的一半。

華爾街的銀彈攻勢對金改立法產生了極大影響，迫使奧巴馬政府和國會在許多關鍵問題上，如消費者保護、衍生交易等監管改革上一再妥協，金融改革力度大打折扣?！秶H投資者》雜志在7月份的一篇評論就一針見血地指出：“金融改革如果讓華爾街哭泣的話，那一定是驚喜的眼淚。華爾街最害怕的交易工具，如信用違約互換，沒有受到限制。爭議的沃爾克規則，最終也被消解了。銀行有將近12年才最終放棄自營業務和對沖基金投資，法案要求對39個問題進行研究，從如何改革信用評級機構到自營交易概念的界定，當某個問題被列入進一步研究時，通常就不會再被提及?！?

賀紹奇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長策智庫高級研究員

heshaoqi22@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