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特色之一是各行各業都有行政級別，出版社也不例外。而且，北京以外的出版社又被統稱為 “地方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各方面條件自然無法同得天獨厚的“中央”相比，出書的質量，確難與其比肩。

不過，上世紀80年代中期，作為“地方”的湖南出版界卻咄咄逼人，突破限制，雖然偶有“清污”之類的震蕩，但“湘軍”卻不為所動，出書質量比“中央”絲毫不差，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贏得知識界高度贊揚?！俺霭嫦孳姟迸c“文壇湘軍”一時雙璧生輝，似乎再現“惟楚有材，于斯為盛”之宏景。然而，正當走向輝煌之時，幾乎同時推出的“四種人”卻使出版湘軍慘遭滅頂之災，元氣大傷，長久難以恢復。

1985年9月，湖南文藝出版社成立前夕，已內定為第一副主編的弘征請來任我國“頭號大社”人民出版社總編輯、社長的老出版家嚴秀（曾彥修）和《紅旗》雜志的文教部主任牧惠來長沙商量出版《當代雜文選粹》叢書，他們提出這套叢書還應包括臺灣作家的作品，首先考慮的便是柏楊和龍應臺，弘征承認，當時對此二人也是只知有其人而未讀其書。此時，《丑陋的中國人》臺灣版在廣東等沿海地區已開始悄悄流傳，牧惠趁去廣州開會的機會設法弄到一本。牧惠回憶說，打開一讀，他就感到這本書的內容相當尖銳精彩?；鼐┖?，他馬上找嚴秀商量如何出版。

1986年9月，牧惠將此書寄給弘征。弘征一讀，也感“果然犀利異常，不同凡響，對促進國人正視自己民族的某些弱點確為良藥，但要在當時的氣氛下出版也必然會引起軒然大波”，于是立即決定出版，為盡量降低風險，他們對某些當時認為“不宜”的部分作了刪節，同時還決定由嚴秀起草、三人共同署名寫一篇 《編后記》做必要的說明，“先做點預防準備”?！捌鋾r，社長黃起衰同志因長期患病不能視事，社里實際由我主持工作，向局申報選題的報告亦只由我一人署名，以省卻將來一旦出事不免要連累他的后顧之憂?！保ê胝鳎骸对诖箨懯准页霭姘貤睢闯舐闹袊恕惮崙洝?，《芙蓉》2010年第4期）

牧惠回憶說：“排印過程中，在一次《紅旗》編輯部的編委、室主任會議上，傳達了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一段話。大意是：臺灣有位柏楊，寫了一本《丑陋的中國人》，主要講中國人的國民性實在丑。他的說法，有人贊成，有人反對?？墒?，用這些東西來激發我們的斗志，我看也有點好處。聽了這番傳達后，我心里高興，但對出書事默不作聲。我知道，隨便在這里透露這類事情，未必會有好結果?！保粱荩骸栋耸甏鷥善鸫笈行“浮?，《百年潮》1999年第5期）弘征深知此事風險頗大，為了趕時間以防生變，他便守在工廠里一邊校一邊改樣，不到一個月書就出來了，很快就風靡全國。各地書店的訂單、催書電報如雪片飛來，加印的書還來不及送倉庫，就從車間里打包直接送火車站，到年底已經累計印了90萬冊！

但是好景不長，1987年初胡耀邦被迫辭職，《丑陋的中國人》作為自由化的典型遭到嚴厲的大批判?！?987年初，《丑陋的中國人》忽然變成一本被討伐的壞書。先是在一個范圍不大的會議上，好幾位文化界的老人對此提出了嚴厲的批評。在一次全國出版工作會議上，一位既非在執法部門也非在出版部門負責的人士竟然宣布，誰敢賣《丑陋的中國人》，我就派人去封他的書店!與會者被嚇得出了一身冷汗。轉載了《編后記》的《書刊導報》編輯部趕緊給訂戶發出一封信，承認他們這期刊登的文章、消息‘犯了嚴重錯誤’，‘為了盡量縮小不良影響’，請讀者盡快將該期報紙退回 ‘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形勢，使人感到事態的嚴重，預告著一個什么大的政治運動又要來了。作者、出版者、編輯者則變成了等待判決的罪人，湖南的空氣更特別緊張?！保ā栋耸甏鷥善鸫笈行“浮罚┐藭⒓幢唤?。

但半年后，此書忽又開禁。原來，1987年6月初在?？陂_全國文藝出版社總編輯會議期間，弘征向主持會議的新聞出版署副署長劉杲申述，對禁書表示不滿，劉對此表示理解和同情，但又說此事非他個人可予答復，如果以社的名義向署里寫報告又不能越級，便商議要弘征以個人的名義先向他寫一封信詳述理由以供他和其他署領導研究。事有湊巧，1987年6月27日，胡喬木在參觀一個新聞出版部署舉辦的“非法出版物”內部預展時，看到《丑陋的中國人》也赫然在列，他卻表示：“柏楊說臺灣批他的書，大陸也批他的書。對于這類事不要大肆宣傳為好。不然，臺灣和大陸就一個樣了?！冻舐闹袊恕愤@樣的書不能說是反動的，但這本書很偏激，我們要注意區別各種情況?！薄氨緛?，柏楊和他的書如何如何，完全是一個可以平等討論的、屬于百家爭鳴的問題，如果有地方發表，我們很容易寫出一篇有力的駁斥文章?！憋@然，“以胡喬木的身份說這番話，又是在把《丑陋的中國人》列為非法出版物的展覽室參觀時說的，其分量自然很不一般。這番話一出，《丑陋的中國人》被解禁了?！保ㄍ希?

1987年8月22日下午，湖南文藝出版社忽然接到新聞出版署圖書司的電話正式通知：“你社弘征同志給劉杲同志的信收到后，經研究，《丑陋的中國人》同意你們在信中的意見，陸續發出。請你們再正式寫一報告，經省新聞出版局簽署意見報來?！贝藭_禁，庫存的十幾萬冊書隨即上市。

但事情并未結束。1989年的風波之后，《丑陋的中國人》又被作為宣揚“民族虛無主義”、“歷史虛無主義”的典型再次被批被禁。不過近些年來，此書又不止一次重新出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胡喬木參觀的那個“非法出版物”內部展覽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元月初出版的《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也同樣赫然在列。此書惹起的風波，比《丑陋的中國人》更大。

1986年，朱正在湖南人民出版社總編任上，譯文編輯室主任告訴他，老友鐘叔河在古舊書店買到 《查泰萊夫人的情人》30年代饒述一舊譯本，建議他以此為底本重新出版。幾經躊躇并由集體討論，由朱正簽字決定出版此書。剛開始征訂，訂單就滾滾而來，開印前一天，訂數還是30萬冊，第二天開印的訂數就漲到36萬冊了。1987年元旦前后，第一批書印出，當時的場面甚是壯觀，訂了貨的書商直接把汽車停在印刷廠的門口等候，裝訂好一批就運走一批。這時，武漢有家原本沒有訂書的書店也來進貨，由于根本沒有余書，被出版社發行科斷然拒絕。朱正回憶說：“這就確實得罪了人，而且是得罪了得罪不起的人。這家店的負責人是熊復的老部下，他就給熊復寫信告狀了。解放初期，熊復是中共中南局（駐武漢）的宣傳部副部長，這時是《紅旗》雜志的總編輯。熊復把這封告狀的信轉給了鄧力群，鄧力群馬上作了批示。他批示之后，國家出版局不敢怠慢，立即將這事立案，雷厲風行地進行查處了?！边@本“淫穢讀物”當然立即被禁，而且出版社還必須派人四處追回已發出的書（朱正：《〈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和我》，《新文學史料》2009年第1期）。

中央領導的批評、新聞出版署立案查處，湖南省委當然高度重視，主管意識形態的省委副書記劉正將省出版局局長李冰封、副局長黎維新、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長戴超倫和主編朱正找去談話。他說工作太忙，沒時間看書，就讓秘書看了一遍，把有問題的地方折出來給他看，他看了覺得“真不像話”。朱正心里嘀咕：“文學作品能夠這樣去讀，去批評的嗎?！弊詈?，他要朱正寫個檢查“主動一些”，卻被朱正拒絕，回答說：“這檢查我不能寫，我寫了人家就會說我是外行?！辈贿^，一位派來“外行領導內行”的省出版局副局后來批評說：“什么書不好出，要出‘撒切爾夫人的情人’，這不會影響同英國的關系嗎？”出此“政治事故”，有關人員自然要受到處分。出版局局長李冰封和副局長受到黨內警告處分、社長戴超倫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朱正不是黨員，受到行政記大過處分。不久，社長、主編之位都因此被他人取代。朱正認為，有關方面本來是想重罰省出版局局長李冰封的，因為辦案人員找他談話時總是問局領導的責任，希望他提供這方面的材料，但朱正把責任攬在自己身上，說出版過程中局領導曾來電話制止，但自己沒聽他的，辦案人員頗有些失望（同上）。

不過，他們受處分的“罪名”卻不是“出版淫穢讀物”，而是“違紀”。之所以“罪減一等”，又與胡喬木有關。在參觀那個“非法出版物”內部預展時，胡喬木不僅提到了 《丑陋的中國人》，還提到了這本書。當他看到《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作為淫穢圖書展覽時認為不妥，說：“《查泰萊夫人的情人》不要說是‘洋金瓶梅’，這樣說是幫它做廣告。這本書西方開始時爭議很大，后來又肯定了。勞倫斯是英國相當著名的作家。我聽一位同志說，蕭伯納在他女兒結婚時將這本書作為禮物贈送給女兒。西方文藝界現已不討論這本書了，但美國教會反對這本書。郁達夫曾提出，這樣的書應當有一本”。

胡喬木這番講話雖然使出版者的“罪名”減輕一等，但此書卻并未如《丑陋的中國人》那樣幸運而因此一度解禁，只到200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才出版了此書新譯本。當然，這是后話。

與此“二人”引起的風波同時，出版湘軍推出的另外“二人”也被嚴厲批判。其中一“人”是《第二性：女人》。1986年，湖南文藝出版社在國內第一次出版了“女性主義”的經典之作、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的伴侶波伏娃的《第二性》的第二卷，書名為《第二性：女人》。存在主義、薩特一直是批判、“清污”的重點，現在“存在主義”再加“女人”，真是又“黑”又“黃”，自然難免嚴批。另一“人”，則是“周作人”。岳麓出版社主編鐘叔河久好周作人作品，甚至還在被打成“右派”勞動改造時就冒風險與周通信。他在1980年代初任岳麓出版社總編輯后，就一直想出周作人的書：“到了一九八五年，當我有了一點點選題出書的可能時，便立即編印了一部《知堂書話》，這是中國大陸一九四九年后第一部署‘周作人著’的新書。接著又來策劃重印《自己的園地》、《雨天的書》各種，并在北京的報紙上登了一條‘重印周作人著作’的廣告。廣告詞的開頭幾句是這樣的：‘人歸人，文歸文。周作人其人的是非功過是另一問題,其文的主要內容是對傳統文化和國民性進行反思,對中西和中日的文化歷史作比較研究,今之讀者卻不妨一讀?！?

但 “周作人”立即與另外“三種人”一同挨批，“有人對‘人歸人，文歸人’尤其不以為然，質問：‘政治上不好的人，文章還能好嗎?’”雖然他仍作努力想出周作人的書，但更不順利，“及至一九八九年我不再有選題出書的可能，這件工作就完全中斷了，廣告過的35種著作終于沒有出齊?！保ㄧ娛搴樱骸丁粗茏魅松⑽木幠耆稻幷咔把?(初稿)》，《魯迅研究月刊》2003年第12期）一些年后，周作人的人與作品漸漸 “脫敏”，陸續出版。離休已久的鐘叔河一直“私編”周的作品，終于編成《周作人散文全集》14卷600多萬字，2009年由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經此“四種人”巨大挫折，出版湘軍已“潰不成軍”，不能不小心翼翼，難有作為。一些年后，這“四種人”又在各地“紛紛出爐”，早成熱門書，證明了當年“湘軍”的遠見與膽識，因此也才有當年 “出版湘軍”的輝煌。當年的被禁與后來的解禁，都是領導人的指示、批示，沒有任何法律程序。而且，長期的制度安排是，事實證明某部作品禁錯了，但下令查禁的 “責任人”并不承擔任何責任；相反，如果一部作品應禁而未禁，不僅“生產者”要被追究，審查者也往往會被追究。這種制度安排的結果必然是領導、審查者寧緊勿松，寧嚴勿寬。在這種環境下，必然是勇于創新者寡，畏葸不前者眾。無數史實說明，在有遠見、有創新精神者備受打壓的環境中，文化很難創新。文化的繁榮可能要很長時間，但瞬間即可能凋敝，因此，對初現繁榮的文化氣象更要精心呵護，而不是硬性打壓。一句話，文化的創新、繁榮，最重要的是寬松的政策環境和制度保障。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