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新左派思潮在中國登場。

新左派新在哪里？

人們還記得，老左派曾經高分貝抗議 《物權法》，理由是這個法的內容 “違背了蘇維埃立法原則” （遺憾的是，今天俄羅斯立法都不再以 “蘇維?！睘閾耍?。

與老左派有所不同的是，新左派不再熱絡于繼承斯大林主義的蘇聯遺產，也很少操弄 “計劃經濟”、 “沒收私產”、 “階級斗爭”、 “誰戰勝誰”一類話語。他們在文章中談論較多的是社會公正和參與政治。新左派批判資本，討伐資本主義，反對跨國公司的 “統治”，仇恨 “市場拜物教”，批評全球化和WTO，嘲諷現代性以及與現代性相關的啟蒙和理性精神。部分新左派人物認為中國已經變為資本主義國家，為了抵制資本的“邪惡統治”，新左派甚至稱頌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

以上一些觀點，與西方新左派有相同之處。早在上世紀60年代初，美國左翼社會學家米爾斯在美國 《左派研究》雜志上發表 《致新左派的一封信》，就曾提出過反對大公司統治的主張。比米爾斯更早的，還有盧卡契、葛蘭西、柯爾施等人的左翼思想。在美國新左派看來，這些人的思想，是 “摒棄了政黨政治和列寧式教條主義的左派思想”。

還有一個表達上的差異。老左派的表述方式，多是過去大字報的遺音，義憤填膺，但邏輯不足，沒說兩三句就點名辱罵，不免失之于情緒化和簡單化。表面上看殺傷力十足，讀了卻有過氣之感。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文章，旁征博引，比較西化。他們引述的內容，盡量追蹤西方新的左翼思想。很多讀者認為新左派有些文章食洋不化，晦澀難讀。一句話，比起老左派的 “舊時曲”，新左派更具當今西方左翼先鋒理論色彩，更新穎、更洋化，用大學生的話來說，更時髦；用易中天的話來說，這一套，老左派是 “玩不來”的。

新左派并不是一個統一的群體，有海歸新左、本土新左；有理論新左、文學新左，凡此種種，不一而足。他們的理論主張也不完全一致?？傮w來看，新左派代表人物的主張，基本上來源于西方左翼理論。也有一部分本土新左派人物，借鑒和承襲了老左派的思想，其主張與老左派大致相同。舉個例子。當代美國新左派代表人物之一，杜克大學教授弗里德里克·詹明信 （有的譯為詹姆遜）這樣評價中國的 “文化大革命”：

“在60年代，有那么一段時間，世上萬事都變得可能。換句話說，那個階段是全人類大解放的時機，也是全球性能量大釋放的時刻。就這一點來說，毛澤東對這個進程所作的比喻最發人深?。?‘我們這個民族’，他大聲疾呼， ‘就像一顆原子彈……一旦里面的核子被撞碎，其釋放的熱量將會產生巨大無比的力量?！谖母镏?，這個意象促使了舊式封建與鄉村結構的粉碎，同時也促使了那些結構中的舊習俗神奇地消除了，進而喚起了一場真正的群眾民主運動。然而，裂變的影響，分子能量的釋放， ‘物質能指’的松綁，可能出現一場令人驚駭的場面。也就在這一時刻 （我們現在才知道），毛澤東本人在面臨他親手發動的運動進程到達最終后果時鳴金收兵了，也就是說，在 ‘文革’到了最高潮的時候， ‘上海公社’成立之際，他下令停止對黨的機器的進一步解體，并且迅速扭轉了這一實驗方向 （今天我們當然看到了其明顯的后果）?！?（詹明信： 《60年代：從歷史階段論的角度看》）

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民主運動？是不是 “神奇般的”創新？在經歷過 “文革”的中國人心目中，詹明信的這些議論，至少是盲人摸象。

詹明信對中國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滿，他稱這是 “玷污”革命史。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說： “將毛澤東主義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經驗涂上斯大林的面具，并且加以玷污的宣傳運動是詆毀60年代史企圖的組成部分?！闭裁餍潘f的今天看到了否定 “文革”的 “明顯后果”，指什么呢？是指由于毛澤東沒有把 “文革”進行到底，致使中國出現了 “資本主義復辟”。這正是西方新左派對今日中國社會性質的定位。

詹明信的議論，被中國的新左派搬過來了。比如新左派代表人物汪暉說： “以文化大革命的結束為界標，以不斷革命和批判資本主義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宣告終結……并在開放的改革實踐中把中國逐漸納入世界資本主義市場之中?！?（汪暉： 《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

難怪沈昌文在聊天時說，新左派扮演的角色，是一個 “郵差”。

新左派對全球化持質疑或是反對態度。他們認為，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過程中日益邊緣化。西方國家打著全球化的幌子，以經濟殖民主義盤剝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就是經濟侵略和盤剝的工具。中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發展只能是一個夢。

由于提出依附理論受到中國新左派激賞的沙米爾·阿明說，資本主義已經征服和統一了世界，并且創建了獨一無二的、覆蓋全球的經濟體系。然而，資本主義并沒有促進世界各國經濟均衡發展；相反，它造成了 “中心”和 “邊緣”的區隔。所謂 “中心”，就是歐美各國；而 “邊緣”，則是發展中國家。隨著全球化發展，邊緣國家陷入越來越深的困境。

中國的新左派也跟著說： “發展主義通過將成功的發展模式當作普遍的發展模式，掩蓋了這些發展模式本身產生于不平等的 ‘中心-邊緣’的依附關系之中?！?“全球化的歷史，也是把各個區域、社會和個人編織進一個等級化的、不平等的 ‘中心-邊緣’結構之中的過程?！?（汪暉：《現代性問題答問》）

然而，學者陳志武卻指出，中國是世界進程的一部分，中國改革開放30年的經濟奇跡，正是得益于全球化，是全球化力量的具體體現。事實表明，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下，中國連續30多年高速發展，中國的發展并不是一個夢。

新左派不贊成中國在本世紀初加入WTO，他們認為WTO是西方套在中國脖子上的絞索和軟刀子，加入其中兇多吉少。新左派經濟學者楊斌說： “美國讓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主要不是基于經濟考慮，而是基于政治考慮。美國政府認為，中國的企業無法與美國和西方的企業競爭，中國進入世貿組織后勢必造成失業狂潮，這樣中國社會就會不穩定，政府就可能垮臺?！?（楊斌： 《威脅中國的隱蔽戰爭》）汪暉在 《中國 “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一文中，則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 “我們還要問，中國加入WTO和如何加入WTO的問題，是否遵循了民主和共同參與的原則？”顯然，他的答案是否定的。

許多學者不同意新左派的主張。他們指出，中國加入WTO之后的七年，經濟連續超高速增長，說明中國在本世紀初加入WTO是正確的決策。

新左派還集中火力批評 “基于經濟自由主義的市場拜物教”，實際上是指責市場經濟。一位新左派學者說： “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市場經濟的消極面造成的”。其理由是：一、市場經濟把勞動者推向市場，使勞動者成為工具和商品；二、市場經濟是效率與資本相結合，追求利潤最大化，不考慮勞動者的境遇；三、市場經濟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成競爭關系，造成以鄰為壑；四、市場經濟必然導致兩極分化。

對此，吳敬璉、秦暉等學者指出，中國市場經濟的問題是權貴深深介入市場，缺乏民主、法治和社會保障，缺少能夠有效維護勞動者權利的工會和農會。單純指責市場經濟，是開錯了藥方。

一些新左派人士對諸如文明、理性、啟蒙等 “現代性”概念進行批判與質疑。汪暉在 《韋伯與中國的現代性問題》等文章中說，現代性觀念（直線向前發展的時間意識——汪暉）來自中世紀的基督教，而且現代性概念是一個分裂的、自相矛盾的概念。比如現代性觀念產生于基督教，但現代性所導致的世俗化又與基督教發生沖突。再有，現代性的政治、經濟概念崇尚理性、自由、市場，這些都是從屬于資本主義的概念范疇，但是現代主義美學卻具有反資本主義、批判資本主義的特征。因此，現代性是一個 “自己反對自己的傳統”。汪暉認為，現代性是具有基督教背景的西方地域性概念，但偏偏有人把它當作普適性概念套在中國頭上。在這方面，韋伯運用理性化分析方法，通過宗教倫理分析中國社會現代性的問題，就產生了很多混亂和錯誤。在分析中國問題時使用西方的現代性、理性化的理論范式， “是一種強勢文化對弱勢文化的支配”， “無法診斷中國現代社會自身問題”。

然而，站在新左派對面的秦曉、周其仁等學者卻認為： “現代性是指歐洲啟蒙運動所倡導的自由、理性、個人權利等核心價值觀，和以此為基礎建立的市場經濟、民主政體和民族國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現代文明秩序……現代性固然是一個由學者定義、闡釋的概念，但就其內容來說，在最本質的層次上，它是人類共同的想法，來自非常自然的人性，或非常自然的人的社會性。在這個意義上，“現代性”的普適性不是因為這個概念的抽象性，而是因為無論哪里的人都很容易認同這個概念?！?（周其仁：《致秦曉、何迪函》）

另外，關于啟蒙，新左派提出詰問是： “什么是啟蒙？啟蒙誰？誰有資格啟蒙？”新左派指責 “五四”以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一大通病，就是從西方話語中尋找精神資源 （比如啟蒙），實際上是 “被殖民了”。

在汪暉看來，啟蒙已經死了。他在 《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一文中說： “曾經是中國最具活力的思想資源的啟蒙主義日益處于一種曖昧不明的狀態，也逐漸喪失批判和診斷當代中國社會問題的能力……中國的啟蒙主義面對的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化的社會：市場經濟已經日益成為主要的經濟形態，中國的經濟改革已經把中國帶入全球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之中……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已經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啟蒙知識分子作為價值創造者的角色正面對深刻的挑戰……正由于此，啟蒙主義的抽象的主體性概念和人的自由解放的命題，在批判傳統社會主義時曾經顯示出巨大的歷史能動性，但是在面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和現代化過程本身的社會危機，卻顯得如此蒼白無力?！?

但是學者汪丁丁卻駁斥汪暉說：啟蒙萬歲！汪丁丁的理由是：啟蒙是一種對待傳統的永恒的批判態度。在這一意義上，啟蒙精神是長存的。源于啟蒙運動的 “普遍主義”理性和“個人主義”自由，在當代中國困境中，仍然適用 （汪丁?。?《啟蒙死了，啟蒙萬歲！》）。

學者資中筠明確回答： “當前我們需要啟蒙”。這位美國研究所前所長說，啟蒙就是用理性之光照亮蒙昧的心智。在長期思想禁錮的制度下，每個人都需要而且可以自我啟蒙。例如我自己就經歷過長期的自我啟蒙，在這過程中受到許多人的啟發。不能諱言聞道有先后，先覺者有義務與他人分享自己之所悟。知識分子需要自己解放自己，爭取人格獨立，減少依附性，堅決抵制頌圣文化，對身外之物看得淡一些，擺脫企盼或仰望 “明君”的情結，努力面向公眾，理直氣壯地弘揚普世價值：人權、法治、自由、民主。這是自救與救國的需要，與 “西化”或外部壓力無關。 （《資中筠：重建知識分子對道統的擔當》， 《經濟觀察報》2010年7月5日）

學者高全喜說，中國現在所處的時代，從政治邏輯上看，仍然處于早期現代的時間節點上，對應著西方十六、十七、十八世紀相關的問題。所以當然還需要啟蒙。 （高全喜：在 “社會轉型與現代性問題座談會”上的發言， 《讀書》2009年7月號）

陳小魯在2010年8月16日出版的 《財經》雜志發表文章說，思想啟蒙很重要，應該多講民主，講自由，講博愛，講天賦人權，講人道主義，講權利，講義務。

就國情來看，新左派認為，中國已經變為資本主義社會， “中國經濟已經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的一個活躍的部分”，資本主義泛濫。自由主義學者則認為，中國并未變成資本主義社會，也沒有進入后現代。秦暉不同意新左派對中國社會性質的界定，他說中國是 “后共產主義轉型社會”，中國的情況有別于傳統體制，又異于西方自由民主社會。

新左派說，西方跨國公司掠奪中國資產，奴役中國民眾，市場導向的改革腐敗叢生，致使中國出現貧富分化等一系列 “丑惡的現實”，難以實現社會公正和社會平等。特別是國企改革，黑箱作業鯨吞全民資產，造成了嚴重后果。

腐敗為何愈演愈烈？新左派并未從民主不足、權力制約欠缺的角度提出問題。汪暉在 《中國 “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一文中說，鄧小平南巡的直接后果是大量開發區的出現和期貨市場、證券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開放，這些因素構成了當代中國新富人階層的出現與制度性腐敗的政策前提和市場條件……這是一個在不平等條件下重新制造社會分化和階級分化的過程，并孕育著長遠的社會危機。

在新左派眼里，除了鄧小平推動的市場經濟體制要為腐敗負責之外，國際資本也要為中國的腐敗承擔責任。新左派代表人物說，國際資本和國內資本的相互滲透和相互沖突，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體制性的腐敗。不過，新左派并沒有就國際資本導致中國腐敗這個命題進行論證。

怎樣解決這些問題呢？用發展民主的辦法行不行？新左派人物王紹光說不行。他最近在 《上海書評》發表文章說，在很長的歷史時期里，民主從來不是什么好東西。在所有民主形式中，最壞的莫過于一人一票的競爭性選舉。至于威權政體濫用權力，加深民眾痛苦，導致資源分配不公和腐敗，而民主有利于遏制權力濫用，王紹光并未提及?？傊?，他說： “我并不認為中國的政治改革、民主改革，突破口在于實現競爭性選舉，我并不認為那個可以帶來任何好的東西?！?

那么，怎么辦呢？一些新左派提出，最重要的，是根治 “西方病”和“市場病”。至于解決手段，不妨訴諸“大民主”。新左派很多人士贊同文化大革命，認為文化大革命是 “繼續革命”的偉大嘗試。新左派學者崔之元肯定文化大革命的 “正面因素”和“積極作用”，提出應該從文化大革命中吸取群眾運動的經驗，學習大民主。他們還贊揚格瓦拉，稱頌革命。

至此，新左派和老左派合流了。所以，學者吳稼祥說： “新左派本身就是疾病，不是藥方?！?

圍繞上述種種問題，新左派和自由主義進行了激烈論爭。

一般認為，自由主義和新左派的論爭，是從汪暉發表在 《天涯》雜志1997年第5期的 《當代中國的思想狀況和現代性問題》一文而起。隨后，雙方的爭論在世紀之交達到高潮，至今余波綿綿。

自由主義與新左派之爭，涉及到全球化與中國發展、中國社會性質、中國與西方關系、市場經濟與社會公正、自由與民主、中國現代化道路等諸多重大問題。

自由主義者批評新左派以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語境來處理中國問題，是文不對題。當下中國社會的弊病，不能簡單地比附成 “西方病”、 “市場病”。阻礙中國進步的不是跨國公司，而是陳舊的權力體制與市場機制并存。 “中國病”的根源，是陳舊的體制寄生于市場，扭曲市場，甚至壓制市場所產生的 “權力病”。

學者朱學勤說： “當新左派朋友們提倡批判市場機制的時候，自由主義則在呼吁政治體制改革，這是雙方分歧的根本。其他分歧恐怕都是由此派生?！辈簧賹W者指出，新左派很少剖析國內政治體制方面的弊端，也很少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的要求，這是新左派思潮的重大局限。還有學者指出： “新左派揭露批判腐敗、貧富分化和社會不公，陷入了和老左派同樣的困境：他們沒有提出解決辦法，沒有什么建設性，在解決中國問題的價值方面乏善可陳?！?

學者雷頤對新左派看得格外透徹。他認為新左派一些朋友嘴不對心，在國內講一套，在國外講一套。比如，他們在國內批判自由主義，反對 “西方話語霸權”，甚至組織文章批判龍應臺，以捍衛意識形態的 “純潔性”，維護威權主義。到了美國，卻說自己是 “最后一個離開天安門廣場的”，與執政當局推行的 “發展主義”政策進行堅決斗爭，從而又把自己打扮成為 “反當局的英雄”，獲得了美國人的喝彩。

還有學者說，新左派一些朋友其實都是明白人，經過計算追求時髦，不斷改變說法，總給人以戴上了 “面具”的感覺，辯論起來不免感到飄忽不定，難以捉摸，甚至有一種假戲真演的滑稽。學者丁學良說： “中國根本就沒有新左派。中國現在只有年紀不老的老左派。新左派是很難當的。新左派在西方，左手打本國政府，右手打本國大公司，兩邊不討好，雖然他指的那條路未必現實，但他至少有那個勇氣。而中國的所謂新左派主要是抱政府大腿的，哪來的新左派啊?！?

臺灣 《聯合報》2010年5月發表文章，說中國需要 “全新的”新左派。該文說，新左派應該反省一番，放棄鼓吹國家主義，除了批判資本主義和金錢萬能之外，還應監督政府，追求 “愛好和平、崇尚自由、推己及人的大愛”，這樣才能對應時代。

對此，不知新左派以為然否。

馬立誠

評論家,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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