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標題是模仿亨利·基辛格的一本書名：《美國需要外交政策嗎？》。有人評價說，那是廢話，美國當然需要外交政策。我希望也有人說，本文標題是廢話。但未必有很多人知道大戰略的重要性。從前有崛起中的國家倒在大戰略失誤上，而且它們都曾經比現在的中國更成功。

在數十年的快速發展之后，中國之船已經駛入大海，必須有一張航海圖才能保證航行的安全。任何人的手都無法摸到海底的石頭。中國不能再完全憑著窮人致富的慣性向前沖，我們必須認真思考過去的得與失，為今后制定出明確的大戰略——那張必不可少的航海圖?！按髴鹇浴笔且粋€專有名詞，其中的“大”不是虛張聲勢的用詞。大戰略的范圍很廣，涵蓋國家的所有重要方面，從政治制度到經濟、軍事、外交，乃至文化、教育、科技，無所不包。但大戰略不是這些內容的簡單拼湊，不是類似五年計劃之類的東西。相反，各組成部分是為大戰略的目標服務的，同時也保有相當大的獨立性，不然國民就會喪失自由。

在20世紀，一些國家在崛起過程中走到了岔路，如德國、日本。在今后數十年，中國的命運將系于大戰略的有與無、優與劣，進而極大地影響到地區與世界和平。國人不可不小心。

大戰略包含外交與軍事

大戰略從軍事戰略發展而來，目的是綜合使用多種手段推進國家利益，因此保留有很重的軍事印跡。從這個起點出發，中國可以走得更遠，把更多的內容納入大戰略，比如政治制度。中國正處在轉型期，不把轉型的決心和內容加進去，就很難有可行、可信的大戰略。定義寬泛的戰略符合中國的傳統。從《孫子兵法》開始，中國的兵書很少有只談軍事的，軍事總是被放在政治之中。而且，古代文人多有喜談兵者，其中不乏有大成就者，如諸葛亮、范仲淹、王守仁、曾國藩。對于現代中國人，古人是有大智慧的，許多先例可以援用來制定大戰略。

當下，中國制定大戰略，將解決外交韜光養晦與軍隊武裝保護國家利益的目標之間的不協調。

首先，由于廉價勞動力30年的巨大貢獻，中國想在外交政策中繼續韜光養晦，卻已經養不住了。國門敞開，光芒大泄，無遠弗屆。從外面看進來，觀者眼花繚亂，這“光”如何還養得??？這時還提倡養晦，只能是自欺欺人，或者不知權變。所以，中國必須承擔起大國的責任，大有作為。必須明確的是，這些責任是中國在評判了利害之后自愿承擔的，不是美國或其他任何國家所期待中國做的。中國的決策者必須知道國家利益之所在，不能總由外國人耳提面命。

其次，同理，中國軍事力量的“晦”也養不住了。中國今后需要更多地使用軍事力量，但未必直接用于戰爭。另一方面，中國需要非常小心，需要更多的技巧，把握住國際關系的微妙之處。這些能力是中國過去200多年不曾掌握的。中國有一些弱小的鄰國，它們比大國敏感很多，正如睡在大熊身邊的兔子總是特別小心一樣。也許大熊毫無惡意，但它每一次翻身，都可能對兔子造成傷害。如果小國感到威脅，它們必然尋找后臺，彼此也更加團結，結果是對中國不利。

在外交、軍事等手段之上還有戰略。孫子說：“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薄爸\”便是戰略，在較小規模上也稱為“謀略”。戰略是國家之間征伐的首要手段，也是最優先的步驟。好的戰略將避免外交的被動，軍事的盲動。如果一個國家不知道戰略，已自先輸一陣，而外交與軍事也必隨之陷入盲目。即使軍隊一時取勝，攻城略地，最后仍不免失敗。

中國的軍事與外交經常不太合拍。因此，軍事與外交，以及其他部門（如安全、情報）應該有更多的溝通與合作，為同一個戰略服務，而不是彼此獨立、互相牽制。另外，應該減少把商業作為國際政治的直接手段——美國的經濟制裁、中國的無償援助都被證明是無益的。大戰略不應該直接使用商業的影響力，不然就會損害商業。自由的商業最有利于國家的長遠利益。在金融方面，中國還太稚嫩和笨拙，甚至有時吃了虧還不知道原因。以上這些部門都關系到國家利益。為此，中國有必要像美國一樣設立國家安全顧問的一職，協調各方的立場。

卡爾·馮·克勞塞維茨說，戰爭是政治的延續，一個國家通過戰爭迫使另外的國家屈從于自己的意志。戰爭是軍事的最高形態。廣而言之，軍事也是政治的延續。在國際關系中，政治還是軍事的延續——兩者互為主體。與單純的軍事戰略相比，大戰略使用更多的手段來達到同一個目標。好的大戰略行走持久、間接的路線，并有可能像戰爭促進科技進步一樣，促進國內的政治和其他許多方面的進步。有了大戰略，軍事和外交才會真正成為藝術，才能彼此融洽。只知道喊殺喊打，或只知道韜光養晦，都違背藝術的基本要求——想象力與創造力。

錯誤的和正確的軍事戰略家

在大戰略中，過于強調任何一部分都可能損害國家利益，以過度依賴軍事所犯的錯誤為最大。

在第一次大戰后期，德軍的實際最高指揮官是埃里?！數堑婪?（1865-1937）。那時，希特勒是陸軍下士。戰后，魯登道夫總結德國失敗的原因，認為取勝需要集中更多權力與資源。1923年，上將參加了下士領導的啤酒館暴動。1935年，魯登道夫出版了《總體戰》。他說：“總體戰不單單是軍隊的事，它直接涉及到參戰國每一個人的生活和精神?！薄翱傮w戰對統帥的要求可謂無邊無際，對其功績和能力的要求已超過對過去歷代統帥的要求”。因此，統帥本人不應該是一個強人，他需要一個干練的參謀部。參謀部是普魯士的發明，魯登道夫是優秀的參謀長，卻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一個人身上。不過，他最終認識到希特勒必將禍害德國，與這位戰爭狂人疏遠了。

蔣百里（1882-1938）早年在日本和德國學習軍事，卻沒有染上這兩個國家當時的惡習。他深受中國傳統文化的熏染。1937年，面對日本的侵略，蔣百里提出了抗日持久戰的思想。他還說：未來的戰爭“不是一定時間內的彼此沖突，而是長時間永久的彼此競走”。這有點類似魯登道夫對總體戰的看法，但范圍更加廣大。他把戰爭延伸為國家發展的競爭，包括政治與經濟等內容。更重要的是，他沒有把戰爭放在核心與最終的位置上。蔣百里仍在談戰爭，而不是和平競爭，但戰爭與和平不再截然分開。對于軍人，和平時期是戰爭準備期；對于平民，戰爭是競爭的激化時期。冷戰已經有了這樣的影子，今后的戰爭模式必將有很大的改變。

好的戰略排斥冒險。諸葛亮唱空城計是迫不得已，更是小說家言，而且諸葛亮的僥幸成功正是因為他一生甚為謹慎。日本缺乏戰略傳統，因而容易產生機會主義，這是它在二戰中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石原莞爾被認為是日本軍隊在二戰時最杰出的戰略家。他卻鋌而走險，策動了“九一八事變”，侵占中國東北。日本陸軍從此踏上了冒險的不歸路，他負有相當大的責任。日本海軍成功偷襲珍珠港，戰局于是不可收拾。石原想限制冒險，卻已不可能。極端的思想和行動有強大的內在動力，又很有吸引力，一時很有效。但是，極端主義一旦啟動，在掉下懸崖之前很難停止——在政治、軍事方面都是如此。這是所有戰略家和決策者必須了解和警惕的。他們不可把極端作為暫時的手段，不然必會引火燒身。石原非常蔑視他的戰友東條英機等人，后來在日本掌權的正是這些人。他本人被邊緣化，卻因此逃過了戰后審判。

目前，中國正處在蛻變（轉型）時期，面臨很多內外部的挑戰，各種前景都有可能。對于昆蟲，蛻變是脆弱和危險的時期。中國不可在此時樹敵太多，而大戰略能夠提供到達同樣目標的間接路線，減少直接的碰撞與沖突。今后中國蛻變成功了，國家成熟了，也沒有必要尋求和制造敵人，因為那時中國將成為國際關系中的既得利益者，只需認真維護現狀就可以了。

丁力

經濟觀察報觀察家部高級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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