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民族、國度往往會有一些不同的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念。而且，同一民族、同一國度在不同時代、不同歷史時期其道德、倫理和價值觀念往往也會發生許多變化。然而，“不許撒謊”卻幾乎是所有民族、所有國度從古到今都要求也必須遵從的道德戒令，因為如果一個民族、一個國度的多數成員都撒謊成性，這個民族、國度確實難以生存。所以“不許撒謊”也許是全人類一條最古老、最普遍的道德戒令。不過，這大概也是一條最難為人完全遵守、最易被人破壞的戒令，因此從很早起，人們就想出種種測謊術來維護這條戒令。

中國早在周代即有“五聽”法來判斷當事人的陳述是否真實，據《周禮·秋官·小司寇》記載，審判者“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二曰色聽，三曰氣聽，四曰耳聽，五曰目聽”，即通過觀察被審者言辭是合情合理還是矛盾百出，說話時神色是從容還是緊張、氣息是平和還是慌亂、精神是沉著還是恍惚、眼神是鎮定還是游移等來綜合判定其陳述的真偽和案件的是非曲直。古印度人認為說謊的人心虛唾液分泌少，總是口干舌燥，因而發明了東方國家普遍使用的“嚼米測謊法”，即讓嫌疑人每個人放一把炒米在嘴里，嚼幾下吐出來，說謊者因口水少所以吐出的米明顯比誠實者要干一些。隨著近代科學的產生，一些科學家、醫學家開始用近代科學方法研究人在撒謊后出現的生理變化?，F在測謊器越來越復雜精密，呼吸、血壓、脈搏、皮膚電阻、語音、腦電波、瞳孔、體溫等都在測量范圍之內。其發達先進的測量精度與古代的“五聽”“嚼米”簡直不可以道里計，但其基本原理卻完全相同：撒謊時人的心理和情緒變化會引起相應的生理參量變化，這些變化一般只受植物神經系統的制約，不受大腦意識控制，通過捕捉這種生理參量變化可以幫助判斷當事人陳述的真偽。而人在撒謊時之所以會引起心理和情緒的變化，因為潛藏其下有一個更深刻的哲學原理或曰倫理規范、不論人是否意識到都在暗起作用：不許撒謊！

一

然而，現實生活的復雜畢竟遠遠超過單純的哲學原理或倫理規范。大千世界，無所不有。從野心家的彌天大謊到蕓蕓眾生的偶撒小謊，一生中從未撒過謊的能有幾人？更何況，有時是客觀的社會環境迫使善良正直之輩不能不撒謊。

蕭乾先生曾寫道：“五七年夏天我坐在大樓里挨斗時，看到善良人竟然也張牙舞爪，誠實人也睜眼撒起謊來，我絕望了。反右傾以后，這片大地更加沉寂了。革命者變得唯唯諾諾，革命變得陰陰慘慘。農場孟技術員頭天在隊部挨了批，第二天就在田埂上朝我們大聲嚷著：‘我保守，我跟不上時代。聽著，畝產可不是兩千斤，是兩萬斤！聽見了嗎？兩萬！’大家都豁出去了。那本辯證唯物主義顛倒過來念了。謊言成了真理?！保ㄊ捛骸侗本┏请s憶》，人民日報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09頁）這種“高產”有“新聞照片為證”。新中國的新聞攝影向蘇聯學習了“組織加工”與“擺拍”傳統，但在1956-1957年，一些記者對新聞攝影能否“組織加工”與“擺拍”提出疑問，引發一場爭論。最后，實際以可以“組織加工”與“擺拍”收場。這就為后來大規模的“造假”，或美其名曰“組織加工”提供了理論依據。（晉永權：《紅旗照相館：1956－1959年中國攝影爭辯》，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第3－58頁）

在這種理論“支持”下，1958年8月15日，《人民日報》一版刊登了署名“新華社記者于澄建”拍攝的一組新聞照片，報道湖北省麻城縣麻溪河鄉建國一社一塊畝產3萬斤的“天下第一田”。其中一幅照片是四個孩子在生長著的稻穗上跳動，文字說明是：“這塊高產田里的早稻長得密密層層，孩子站在上面就像在沙發上似的?！贝藞D一發，引起轟動，作為典型加以推廣，產生了巨大的示范效應。8月28日，《中國青年報》刊登署名“戈永坤攝（新華社稿）”的新聞照片，報道安徽省繁昌縣峨山鄉東方紅三社一塊“豐收田”，相片中是一個十六七歲的大姑娘坐在稻穗上，文字說明是：“在收割時，有個十六七歲的姑娘好奇地爬上了稻穗，盤坐在稻穗上，竟對稻穗沒有多大的影響?！?958年9月5日，《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同時刊登了署名“新華社記者李志昭攝”的廣東北部山區連縣星子鄉田北社中稻大豐收的新聞照片，圖片中是稻穗上站著13個青年！《中國青年報》的文字說明是：“請看，這張六萬斤‘衛星’田照片，更穩穩當當地站著十三個青年！誰知道祖國的明天，還有多少奇跡中的奇跡將要出現?！薄度嗣袢請蟆返奈淖终f明是：“這塊稻田里的稻谷像金黃色的地毯一樣，十三個人站在上面也壓不倒?！?

幾十年后，于建澄終于說出了這張“新聞照片”的真相：“它是把那十幾畝、二十幾畝快成熟水稻并到一個大田里面，而且這個稻田很小，只有幾分地，從這個上面你可以看到，它是層層疊疊的，其實根本就不是，整個都倒伏了，所以，這群小孩就可以站在這個上面?！睂@種明顯違反常識的“新聞照片”，當時有論者強調：“這種新的 ‘組織加工’我認為很好，不僅不會影響真實性，反而更真實地說明了豐收，使人感到真實可信?！?

（《紅旗照相館：1956－1959年中國攝影爭辯》第109－135頁）

一旦“謊言成了真理”，謊言的制造者自身也被欺騙了。一般意義上的“謊言”是指撒謊者有意背離一個確知的真實，但撒謊者知道真相，然而在“謊言成了真理”的過程中，謊言制造者本身漸漸也成為謊言的相信者。當袁世凱一心稱帝、不容他人反對甚至略表不同時，他就得不到反對的信息，他得到并且逐漸信以為真的“民意”就是天下“臣民”都衷心擁戴他當皇帝。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中的一個人物在抨擊為“結案”而經常制造冤案的沙俄警察時說：“這事最叫人生氣的是什么呢？不是他們在說謊，說謊一向是可以原諒的；說謊是情有可原的事，因為由假可以及真。不，叫人惱火的是，他們不但說謊，還崇拜他們自己的謊言?！保ㄍ铀雇滓蛩够骸蹲锱c罰》，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10月版，第164頁）

二

對有良心的人來說，撒謊確實令人痛苦，所以，蕭乾先生略帶自慰地“感謝”自己因被打成“右派”而被“剝奪”了“撒謊的權利”：“我的‘右派’改正之后，多少好心人以惋惜的口氣對我說，你損失了二十多年啊，而且是你一生中精力最充沛飽滿的一段時光。要是沒‘戴帽’該可以寫出多少東西！感謝之余，我心里卻并不以為然。在鼓勵說謊，甚至只許說謊的年月里，被奪去手中的筆，有什么不好呢？我不必一面看到朋友家的暖氣管子被拆掉抬走，一面又違心地去歌頌大煉鋼鐵。一個用筆桿的人，倘若不能寫出心坎上的話，確實還不如當只寒蟬好……每當有人以好奇或同情的語氣問起我那段沉默的日子時，我就回答說，那是塞翁失馬，因禍得福。這并不是遁辭，而是肺腑之言?！保ㄍ?，第111頁）同樣，索爾仁尼琴的小說《癌病房》中患了癌癥的“流放者”奧列格對同患癌癥的“自由人”舒路賓表示自己羨慕其自由之身時，沒想到舒路賓卻對“不自由”的奧列格說：“您至少比較不那么昧著良心說話，您懂嗎？您至少不那么委曲求全，這一點可要珍惜！你們被捕，我們便被趕到群眾大會上去批斗你們。你們被處死刑，我們就得站著鼓掌擁護法庭的宣判。不光是鼓掌，連槍決也是我們要求的。注意，是要求！您該記得，當時報上往往這樣寫道：‘全體蘇聯人民了解到這般聞所未聞的卑劣罪行，無不義憤填膺，就像一個人一樣……您可知道‘就像一個人’這幾個字對我們意味著什么？我們都是各不相同的人，可是忽然間‘就像一個人一樣’！鼓掌時必須把手舉得老高，讓鄰座和主席團都看得見。誰活得不耐煩啦？誰愿挺身為你們辯護？誰敢唱不同的調子？這樣做的人如今又在何方？”對這種大多數人都撒謊的“怪象”，路舒賓一針見血地說道：“難道全體人民都是傻瓜？請恕我直言！人民是聰明的，人民要活下去。大國的人民有這樣一條守則：熬過一切，保存自己！將來歷史指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墳墓問起 ‘他是何許樣人’的時候，只得用普希金的詩句來回答：‘在我們這個可鄙的時代，無非是暴君、叛徒，或是囚犯——五行中人不出這三者以外?！保ㄋ鳡柸誓崆伲骸栋┎》俊?，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593、594頁）這是普希金寫于1826年的 《致維亞節姆斯基》詩中名句，痛責沙皇專制的殘暴、虛偽。

普希金所言或許過于偏激，但這種激憤是針對那種人人必須“表態”，連“沉默的權利”或曰“沉默的自由”都沒有而發。在任何時候都講真話確實可貴，但首先要做到不講假話，要有沉默的權利與自由。叔本華認為沉默并非不義，謊騙才是不義，而且是一種暴力。雖然沒有說出真話，但有沉默的權利，即不撒謊的權利，確是社會的巨大進步。

當然，生活中每個人都可能會因種種不同原因撒謊，普通人當然不可能像袁世凱這類政治人物撒彌天大謊，盡管有些謊言還真情有可原，但總歸于道德有虧。不過，如果有千千萬萬人因同一原因撒謊，那么“有問題”的肯定是這個導致眾人撒謊的“原因”。

過來人都應該記得，當年知青返城難于上青天，但規定患有某幾種病者可以留城或“因病”返城，不過必須有省、市級醫院的證明，許多知青和家長于是想方設法開出“有病”證明。到上世紀70年代末，“文革”剛結束，但“兩個凡是”還未破除，包括“上山下鄉”在內的“文革事物”還屬于不能否定的禁忌，然而千百萬知青已開始強烈要求返城，很難阻止。面對這種“兩難”局面，有關部門俯察民情，十分明智地通權達變，規定凡“因病”都可以返城，而問題的關鍵在于同意“普通醫院”都可以開“有病”證明，“建設兵團”的“團部”醫院都可以開，到后來，有的兵團醫院的醫生拿著一本本早已按病返要求寫好的“病歷”，只是快速填寫“病人”姓名而已。有千百萬知青都“因病”返城，幾乎一夜之間，大潮突然退去……許多回憶文章與“知青小說”對此都有詳盡的描述。既沒有（當時還不能）公開否定荒誕的“新事物”，又在實際中順應了民意，這是決策者的高明之處。在這種語境中，“醫生”與“病人”已不是“心照不宣”地撒謊，而是公開地“弄虛作假”。然而，誰又能指責“醫生”、“病人”與“決策者”呢？均為情非得已矣。問題出在那種悖逆民情荒誕的制度，并用諸如“反修防修”之類的意識形態將其神圣化，使其難以遽廢。當一種制度明顯不合時宜，不為人信奉、遵從卻又不能廢止時，便會出現這種陽奉陰違的“集體性撒謊”或者說“制度性謊言”。

然而，不論有多少情有可原的理由，當謊言成為準則、許許多多人不得不動輒說謊時，終將導致“說謊感”的喪失，最后是全社會誠信全無。一旦撒謊成性，就會如俗話所說，“撒謊臉都不紅”，沒有任何生理反應；這樣，測謊器根本無法測出被測者是否撒謊。如果一個群體、民族竟要靠測謊器來維持其“誠實”，無疑是這個群體、民族的奇恥大辱；但如果連測謊器都無法維持其“誠實”，這個群體、民族則已陷入萬劫不復之境。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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