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是某地同鄉人士在客地設立的一種民間社會組織，相當于今天所說NGO（非政府組織）。其目的在于“敦親睦之誼，以敘桑梓之樂，雖異地宛若同鄉”。其基本功能是 “祀神、合樂、義奉、會約”?！办肷瘛笔羌漓肽车毓餐纳耢`崇拜，“合樂”是為寓居客地的同鄉人提供聚會與娛樂空間，“義舉”是幫助寓居客地的同鄉人解決生活和事業中的各種困難，“合約”是要求參加者遵守各種規章制度，以維護集體利益。會館也成為各種商人聯絡一個商幫的紐帶，對中國商業的發展和商幫的形成與發展起過重要作用，是商幫研究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會館出現于明初，據考證最早的會館是安徽蕪湖人在北京設立的蕪湖會館。明永樂年間，蕪湖人俞謨在北京化工部主事。買地建造旅舍作為同鄉親朋寓居之所。當他辭官歸里時，把這份產業交給同鄉京官晉儉作為蕪湖會館。明代商品經濟發達，科舉制度興盛，人口流動頻繁，到明中期時，會館制度已經形成。明清兩代是中國會館的全盛時期，直到民國時期會館仍然不少，1949年后會館才在國內絕逆。會館首先出現在北京，以后在其他地方，甚至國外。

會館又以按參加者的身份分為三類。第一類以官吏為主的會館。它們是同鄉的官員、士紳和科舉士子居停聚會的場所；第二類是士商興建的會館。大體上發起創立者以官員居多，出資興建的以商人為主。這些會館的控制權往往在官員手中，其出現也是官商結合的需要；第三類是由商人建立并控制的會館。北京是行政中心，因此，明清在北京的392個會館中，第一類占92%，第二、三類僅占8%，這表明北京是“講政治的”。但外地的會館與商業的關系更密切。在蘇州，二、三類會館占90%左右，工商業發達的上海、漢口、佛山、杭州等地的情況與蘇州類似。這表明其他地方是“講經濟的”。與商幫相關的，還是二、三類會館，尤其是第三類會館，我們稱為商人的會館。

商人的會館又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以地域為紐帶，包括了某地在客居地從事不同行業的商人。地域的范圍大小也不同。有的地域有一省、二省或數省的，如各地的山陜會館就包括了從事不同行業的山西和陜西商人，最大的是重慶的八省會館。漢口的山陜會館就包括了這兩個省不同地方和行業的23個幫。一省的如全浙會館、江西會館等。有的地域以一府和一縣為主，如寧波會館、紹興會館是一府的，蘭溪會館、臨汾京館則是一縣的。有的還是以一個或幾個鄉為主。如上海的東山會館、西山會館就是江蘇吳縣下東山鎮和西山鎮的四個鄉。另一種是以行業為紐帶的，主要包括某地在客居地從事同一行業的商人。如山西人在北京的平遙顏料會館，就是以平遙縣從事顏料業的人為主。甚至有些很小的行業都有自己的會館，如刻字就是個小行業，又分為北派、南派，北派就建立了刻字行業公會。烏木行業也不大，居然有烏木會所。個別會館也有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比如重慶的江西會館由五姓共建共管，只有這五個家族的成員、子孫才可加入。不過這種情況是個別的不具普遍性。

會館是自我管理的民間組織，其主事若通常是有經濟實力又有威望的成功商人或士紳，在規模變大之后也成立董事會領導，并聘有專職管理人員。有些會館還下設了 “?！?、“會”、“綱”、“堂”等子機構。成熟的會館在選舉方式、議事制度、辦事規則、經費收支等方面，均有一套較為完善的制度。

會館的地址一般開始都比較小，往往是一個祭祀神靈的地方，以后實力強大了，就建宏偉的建筑，包括正殿、附殿、戲臺、看樓、議事廳等?，F存的山東聊城山陜會館、蘇州全晉會館都是極輝煌的建筑。會館還有義田、義冢。各會館的經費來源不盡相同，大體上來自官捐、商捐、喜金、租金、抽厘、放債生息等。會館為了有效運行也有各自的規則，這些規則不僅包括管理體制、經費來源，而且包括對成員的各種約束。

某一地方的商人以會館為紐帶在客居地組織起來，對原籍商業和商幫的發展、對客居地的經濟發展都起了重要作用。商幫正是通過會館擴大了自己的經商范圍，為在外地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從而使商業得到發展。所以，會館對商幫的發展有極為重要的作用。

會館在商幫發展中的作用有七項：第一，提供一個同鄉或同行業商人祭祀神靈的地方，這就是“答神庥，篤鄉誼”。各個商幫都有自己崇拜的偶像作為精神支柱。晉商、陜商崇拜關羽，徽商崇拜朱熹，江右商幫崇拜許真人等等。各商幫的商人在外地經商，需要有一個拜祭這些神靈的地方，許多會館就是由一個簡單的供奉神靈的廟發展起來的。這些偶像作為精神紐帶把同一個商幫的商人團結在一起。

第二，為同鄉辦理善舉。商人經商在外難免會發生各種意外。會館為落難的同鄉舉辦各種慈善事業，包括向經商破產的同鄉提供生活支持或資助返鄉，向患病的同鄉提供醫療、藥物資助，為去世的同鄉提供下葬的費用和義地，并定時祭祀。有的會館還為本鄉在外商人的子弟提供義學教育。會館這些善舉幫助同鄉人解決了困難，也加強了商幫的凝聚力。

第三，用集體的力量擺脫牙行的盤剝。牙行是交易中的中介商，有其便利交易的作用，但有一些牙行卻采取非法手段，強行收取傭金。如在北京的河東煙行會館，依靠會館的力量與牙行交涉“卒獲勝利”。在北京經營桐油的商人通過會館借官府之力限制了牙行的勒索。山西顏料會館也立碑紀念過這種勝利。各商幫處理類似事情不少。在一個市場競爭無序、黑社會猖獗的社會里，一個商人的力量太弱小，只有靠會館的集體力量才能維持競爭秩序。這也正是商人愿意向會館交費的原因之一。

第四，代表本商幫的商人向官府交涉，維護商人的利益?；罩莸哪静纳淘谶\輸途中常有官府稅卡林立，巧立名目，稅外征稅，使商人不僅費用增加，而且“商旅大困，有濡滯數月，不得過者”。嘉慶十九年（1814年），晉商潞澤會館向當地稅收部門交涉減少梭布稅收，歷經一年，終于獲勝。個別商人，政府不會理睬，但商幫的會館代表一種社會力量，官府就不得不重視。這時減輕政府對商人的盤剝起到了有效的作用。當然也有會館勾結官府鎮壓員工罷工的。

第五，約束本商幫商人的行為，制止非正常競爭手段，維護競爭秩序，維護本商幫的商業道德，樹立本商幫的形象。

第六，為本商幫商人提供倉儲、銷售等所需的物質條件。許多會館都有倉儲之地或庫房，供本商幫商人存貨，且收費較低。這既方便了商人，又增加了會館的收入。

第七，作為本商幫商人慶典活動的場所。商人常年在外，即使沒有任何困難，精神上也難免寂寞。會館每到節假日組織慶典活動，共吃家鄉飯、看家鄉戲，既給商人以精神享受，又加強了同鄉情意，或為同鄉商人交流感情、建立友誼的好場所。

會館確實為本地商人作了許多務實的好事，所以，客居各地的商人都積極建立會館，為會館交費，參與會館的各項事業。明清幣制混亂，銀兩、銅錢、寶鈔、銀票同時流通，而成色與兌換比率不統一，就給一些投機者以可乘之機，金融秩序混亂也給票號等金融機構帶來了風險。票號業的行會還要起到規范金融秩序、防范風險的作用。票號商人自發地組織了匯兌業同業行會，以自治、自律、自衛，協調管理票號業的經營活動。各票號的財東和大掌柜都是行會的成員 （改為幫董），再從中選出管理行會各項事務的總董。行會通常每月定期聚會一次，歲始、端午、中秋三節，有定期例會，及時協調、處理各種問題。

當時晉商票號的行會稱為匯業公所或錢業會所，還是確定市場行息、頭寸拆借和規定同業規則的機構。這就穩定了市場秩序，協調了各票號的行為。各票號都不能欺行霸市，排斥異己，見利忘義，而是同盤共濟、利益均沾、風險共抵。平遙當年是票號業的中心，全國的51家票號中，43家在山西，而這43家中，22家在平遙。平遙的票號行會還制定了“平遙錢業同業公會規則”。行會內雖無明文合約，但在行會的協調下實現了明確的分工。官府的大宗官私款項，由于數額大、存取無定，風險較大，由票號收攬。商家和個人存款通過利率調節由實力較弱的錢莊、銀號辦理。遇有資金發生困難的票號、錢莊、當鋪等給予支持。各票號等金融機構之間相互幫助。庚子之亂后，天津的票號就是靠行會中其他成員的幫助收回了貸款本息。山西票號金融業的行會對它在中國金融業中居于龍頭老大的地位起到了積極作用。

明清時期，中國商業經濟有了一定的發展，但社會仍缺乏規定的制度和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商人處于規范競爭行為實現共存共榮，就會自發地組成各種行會。這種行業就成為商人結為“幫”的紐帶。無論是有官方背景的行會，還是民間自發的行會，對于中國商業的發展都起到了積極作用，而且無官方背景的民間行會作用更顯著。在今天的形勢下，如何發揮行會的作用也值得我們注意。

梁小民

清華大學EMBA特聘教授北京工商大學教授

xiaomin.liang123@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