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一動不動盯住美元，在兩個歷史時段發生過。第一時段是1955-1970年，15年期間以4.618元兌1美元的匯率沒有一分一毫的變動。第二時段是1998-2005年，以幾乎不變的匯率（8.27）持續了7年。前一段的大背景是計劃經濟，國家實行外貿專營加外匯統收統支，那個“匯率”根本不是在外匯市場 （這個市場當時尚不存在）上決定的。分明高估的人民幣匯率，不過表達了國家以低成本掌控稀缺外匯資源的政策意圖。事與愿違之處，是以行政命令壓低外匯之價——恰如人為壓低糧食、農副產品和任何工業品之價一樣——必定帶來抑制外匯供給的效果。結果就是“越少越統、越統越少”。好處也是有的，匯率當然絕對穩定，且從來不受外匯儲備過多的困擾。值得一提的插曲是，“大躍進”引發共和國歷史上第一次高通脹，說明離開有關制度背景的“固定匯率是最好的貨幣之錨論”，根本經不起推敲。

后一時段的經驗值得分析，因為與當下及未來的人民幣匯率機制關系密切。我的看法，從1997年開始的人民幣盯住美元的匯率體制，與其說是依據了哪派理論而設計出來的產物，不如說是一連串事件合成的結果。具體講，主要是三大事件：1993年又一波高通脹和隨之而來的通脹治理；1994年中國第一波匯改；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

那一波通脹來勢洶洶。1993年中國的物價指數過16%，1994年沖到24%?？紤]到物價管制仍然廣泛存在，“隱形通脹”的壓力應該沒有完全寫進指數。中國經濟的前景不免令人堪憂。好在時勢造英雄，鄧小平支持朱基下痛手治通脹。結果是三年之內物價指數降為2.8%，比當年美聯儲沃克爾主席的成績還要勝出一籌。從治理手法看，朱基與沃克爾如出一轍：不靠利率調控，直接緊縮貨幣供應量，咬牙壓通脹。

不可忘記的一幕。那時我在U－CLA（UniversityofCaliforniaLosAnge－les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念書，1993年6月應邀到海南參加研討會。下飛機看到經濟一派火爆。被在國內下了海的朋友領到在建的高樓頂上觀景，我完全記不起出國前?？诘脑瓉砟?。這個比大縣城大不了多少的新省會城市，滿眼都是高樓大廈。哪來的呢？說是各地英雄豪杰的投資。用了誰的錢？股東出小頭、銀行出大頭。不少股東的錢，講到底也來自銀行。就在那座樓頂上，我學到一個新詞匯，曰“倒逼機制”。個人、公司、地方逼銀行放款，分行逼總行放款，各總行逼人民銀行放款。這是物價指數沖歷史新高的基礎。

觀光下樓第二天，朱基治理整頓金融的政策下達。銀行接到死命令，一律回收貸款。一時間風聲鶴唳。北京、上海賣給港臺同胞的商品樓盤，市價據說跌掉一半。?？谑芯透灰劻?，朋友讓我們開開眼的那座樓——連同其他成百上千座樓宇——一停就是八九年。港報大字標題的內地“爛尾樓”，不夠準確，因為很多再也沒了尾巴。當時我訪問交談的人，就算態度比較溫和的，也對政策批評多多。要過了幾年以后，大家才看明白，倘若當時不把高通脹殺下馬來，以后的 “中國故事”恐怕是另外一個版本了。

我認為那次治理通脹處理最好的地方，是在壓住物價局面之后，由全國人大通過了《中國人民銀行法》。這部明確人民銀行就是中國央行的法律，除了點明“中國人民銀行在國務院領導下依法獨立執行貨幣政策，履行職責，開展業務，不受地方政府、各級政府部門、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之外，還特別規定，“中國人民銀行不得對政府財政透支，不得直接認購、包銷國債和其他政府債券”（第29條）。這就是說，不但用人大立法來確立央行的權威，而且消除了多年以來威脅人民幣幣值不穩、通脹屢起的病灶——政府因財政需要而超發貨幣。這是治本之策，影響中國長遠的未來。

1994年的另外一件大事，是完成兩種匯率的并軌。上文提到人為高估人民幣的外匯體制，受到改革開放的沖擊。大體從1986年開始，國務院為鼓勵創匯，允許企業將按比例留成的外匯額度在若干外匯調劑中心自由交易，于是在官定匯價之外，形成了由市場供求決定的外匯調劑價。這就是匯率雙軌制。到1990年代初，全國按市場軌成交的外匯占8成，官價成交不過2成，匯率并軌的時機成熟了。不需要說，那時講的“匯率并軌”，含義當然是由市場供求決定人民幣匯率，絕不是再靠“看得見之手”定匯率。今天人們耳熟能詳的中國匯改目標，即在市場供求基礎上、有管理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其實就是第一次匯改定下的。沒有誰想得到，人民幣兌美元會一動不動好幾年不變！

在統計上，1993年人民幣對美元之價為5.76，1994年為8.61。這樣算，人民幣對美元一下子貶值了33%。加上這一年加入WTO，中國對外開放升到新層面，“東方睡獅”蓄之既久的出口潛力開始發揮。全球貿易和投資格局因此改變，也在國際上形成一股“中國靠貶值擴大出口”的輿論。到1997年亞洲危機爆發，有人——如馬哈蒂爾——干脆就說亞洲金融危機是人民幣大幅貶值引起的。這算什么邏輯呢？是不是人民幣那么多年的人為高估，可以算作中國對亞洲的國際主義貢獻？況且，早在中國的匯率并軌之前，外匯調劑價已達到8-9元人民幣之譜（1996年深圳有超過10元人民幣兌1美元的紀錄）。由于市場軌占大頭，加權來看的人民幣貶值，實際幅度就小多了。

中國卻必須承擔應對亞洲危機的大國責任。具體講，就是承諾人民幣不貶值。當時中國政府承諾了，也做到了。于是我們就看到，從1998年起人民幣對美元的匯率成為多年不變的平線一條。經濟邏輯是什么呢？是不是彼此競爭出口的國家免打“價格戰”，還對全世界有好處？這就不懂了，因為事關國際政治的復雜學問。更讓人看不懂的是輿論：也是外國人、國際機構、發達大國政要的勸說、建議和要求，中國承諾人民幣不貶值就符合負責任大國的要求。但是再過幾年，外國人說人民幣升值中國就升值，似乎就很不愛國了——看不懂就承認看不懂吧。

我以為可以看懂的是一點：1998年后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不變，既不是中國匯改的既定目標，也不是立法根除通脹為人民幣主動選錨的結果?！肮潭▍R率最優論”拿1998-2005年間人民幣匯率說事，以為找到了最有說服力的“例證”，實在包含著一些美麗的誤會。他們忽略了很重要的一點，是后來拖延時間過長的人民幣盯美元的做法，不但偏離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形成人民幣匯率的改革目標，也導致在立法消除“主動”超發貨幣的制度漏洞之后，人民幣又面臨“被動”超發的新挑戰。在新形勢下，人民幣幣值穩定屢出情況、宏觀調控壓力不斷，皆因此而起。

周其仁

北大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

qrzhou@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