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因愛讀書而終以出書為業的朋友總說 “閱讀即存在”，這或許是他出于職業熱愛的一己之見，但一個時代的“閱讀史”確實見證了一個時代知識、心靈和思想的“存在”。擺脫“文革”那種幾可說 “閱讀即犯罪”的年代已經30年了，這是一代人的時光。30年閱讀史，也即一代人的精神發育、成長史。每個時代的閱讀熱點都影響著個人的閱讀興趣，但個人畢竟還有與眾不同的趣味選擇。30年來,學術界非虛構作品的“時代閱讀”與“個人經驗”彼此互動的回憶，也從一個重要方面重構了那段歷史的知識、心靈和思想圖譜。

1978年秋我進入大學時，“思想解放”運動已經發端，到80年代初已蕩成大潮。時代潮流立即反映在校園閱讀中，“文革”前出的書很快全部解禁，一些新書尤其是翻譯作品也越來越多。經過十年浩劫“文化專制主義”無書可讀之苦，大家幾乎是貪婪地啃書本。雖然讀書各有所好，但還是有明顯的閱讀熱點。

從1978年秋到整個80年代，雖有重重阻力，但“時代最強音”確是 “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開放”。對改革剛剛起步的中國來說，不同于蘇聯模式的南斯拉夫社會主義實踐提供了重要的借鑒和啟發作用，卡德爾等南共理論家的著作成為熱門讀物，無論是“文革”前為“批修”翻譯的內部讀物，還是新譯之作，都炙手可熱，引起激烈的爭論?，F在看來，南共的實踐并不成功，但他們對蘇聯模式的批判，還是使人深受啟發。稍后，由多家出版社共同推出的“現代外國政治學術著作選譯”叢書格外值得一提。這套叢書使人對歐洲共產主義、力圖調和計劃與市場走“第三條道路”的布拉格之春、斯大林時代、布哈林理論……有了系統的了解，功莫大焉。遺憾的是，至今未見有文詳說這套由多個出版社聯合推出的“叢書”的內情，由誰策劃、怎樣選題等等。

當時影響最大、最具代表性、影響整個1980年代中國經濟學的當屬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他的“短缺經濟學”一時間幾乎成為中國經濟學的口頭禪。經過對市場導向改革的一段“自由化”質疑后，中國在1992年重新確立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經濟學依然“熱門”。隨著對海外經濟學的了解更多、研究更加深入，以美國經濟學家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開始主要是經張五?！耙M”）、以科斯為代表的“制度經濟學”、以諾斯為代表的“制度變遷理論”、以奧爾森教授為代表的“公共選擇理論”在1990年代中后期則取代科爾奈成為“顯學”。他們的影響甚至超越經濟學范圍，對政治學、社會學、管理學以及其他社會科學都有相當影響。因此，他們的譯著及相關研究著作一直長銷不衰。

隨著社會轉型的深入，有關社會思想著作開始受到重視。上世紀80年代的“韋伯熱”使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等著作成為閱讀熱點?！胺ㄌm克?！睂W派也于此時在中國大規模 “登陸”，《單向度的人》、《愛欲與文明》、《逃避自由》等都暢銷一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自1990年代末開始、至今仍在出版的“西方現代思想叢書”尤引人注目，迄今已出 《秩序自由主義》、《道德的市場》、《開放社會及其敵人》等15種。而在1980年代很少被提起、甚至鮮為人知的哈耶克在90年代后期也開始受到關注，其主要著作《法律、立法與自由》、《自由秩序原理》、《通往奴役之路》等全都翻譯出版。無論贊同還是反對，亨廷頓的 《變革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文明的沖突》、《第三波：20世紀后期民主化浪潮》本本都引起激烈爭論卻也十分難得。

對西方文學藝術中的 “現代派”，我國長期以來是只有批判而鮮有譯介，時至1980年代初仍屬批判對象，幾乎沒有完整的作品譯介。但現在想來頗難以理解的是，當時大學生卻偏偏對自己無緣多讀、了解甚少的“現代派”分外著迷，想方設法從零星的批評、批判、譯介文章中略窺一二，以致誰能談幾句“現代派”，就被同學“另眼相看”，如果是男生，肯定能獲得不少女生的青睞，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掌握了 “話語權”。要說對一代人“現代派”起過重要啟蒙作用的，則首推1981年出版的陳著 《西方現代派文學研究》。此書當時市面上很難買到 （不知是否 “限制印數”），記得我所在的吉林大學圖書館甚至規定因教學需要，只有外文系、中文系三年級以上的學生才能借閱，當然還要提前很久預約。但在“文革”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現代派”仍是“自由化”，因此屢被批判。1983年秋開始的“清污”，明確把其實沒幾個人看得懂的“現代派”定為“精神污染”。

外國現代哲學也是如此。1980年代初完整的譯介并不多，但大家就是著迷，尤其是薩特，在一夜之間風靡校園，對青年的影響之大曾令有關部門擔心不已。他對“人”是“存在先于本質”的闡發，把人的個性張揚到極致，引起了曾經個性完全泯滅的那一代青年深深的共鳴，他的 《存在主義是一種人道主義》我差不多全文摘抄。在80年代青年的心路歷程中，薩特抹下了最為濃重的一筆。薩特也是1983年“清污”的對象之一。90年代初，我還應香港中華書局之約寫了 《薩特》一書，作為對自己青春閱讀的紀念。在薩特之后，弗洛伊德、尼采迅速聯袂登場，由于幾十年來對這二位實在沒有研究，所以倉促間一些出版社或將港臺出版的弗氏著作拿來印行（好在當時對“版權”并不重視），或將三四十年代出版的尼采著作重新出版，以應急需。不久，沒有多少人讀得懂的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又成為讀書人的案上必備。雖然真懂海德格爾的委實不多（也不可能多），但海氏“人，詩意地棲居”這句名言到現在已成為小資的符號，足見其“經久不衰”與影響廣大。而與海氏完全不同的維特根斯坦卻也大行其道，他的《哲學研究》在不長的時間內居然出現多個譯本。當然不能不提賓克萊談倫理學的《理想的沖突》，這本書不知擺在多少人的案邊床頭，至今仍不斷再版。

盡管所學是歷史專業，我卻一句句讀完了 《小邏輯》、《精神現象學》、《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等當時所有譯成中文的黑格爾、康德的巨著，自己寫起文章也是滿篇“現實的理性批判與批判的理性現實”之類。但從大學三年級起，對羅素的喜愛引導我一步步脫離德國哲學而沉迷于科學哲學、維也納學派，羅素、波普爾、石里克、萊欣巴赫等人明白如水的行文風格使自己的文風也隨之一變。直到現在，我仍感嘆中國 “思想界”中“德國色彩”太濃，“盎格魯－薩克遜色彩”太淡。社會轉型期也是利益調整期，社會公正必然成為社會焦點，有關書籍也成為閱讀熱點，羅爾斯的《正義論》在1990年代引起廣泛討論，使學術界關于公平、公正的思考更加深入。從90年代到現在，?？聶M跨幾個學科的《知識考古》、《性史》、《規訓與懲戒》贏得不同學科的大量讀者。

在1980年代引進新知的大潮中，四川人民出版社的 “走向未來”、三聯書店的“文化：中國與世界”、華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紀文庫”這三套叢書厥功至偉，同時標志中國新一代學人開始登上學術舞臺。中國新一代中青年學者也于此時開始嶄露頭角，在“閱讀圖譜”中漸占一席之地。從80年代中期起，閱讀更加多樣化，但《第三次浪潮》和“走向未來叢書”還是掀起了以控制論、系統論和信息論為主要內容的 “新方法論”熱，一時竟有“開口不談新三論，縱讀詩書亦枉然”之勢?，F在人們很難想象，《第三次浪潮》發行竟達數百萬冊。

在1980年代的“文化熱”中，人們發現此時爭論不休的問題，其實大都是在數十年前胡適、陳獨秀、李大釗一代就在當時知識界激烈爭論過的。由此，開始對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研究探討，到90年代漸成熱點之一。有關胡適那一代知識分子的著作及他們本人的舊作“層出不窮”。陳寅恪為“教授中的教授”，乃象牙塔中的人物，他的命運竟引起廣泛“社會關注”，恐為外人難以理解。顧準在“文革”中去世，他留下的一些遺作在80年代初即已出版，卻反響甚微。但跨入“新世紀”，思想界卻突然“重新發現顧準”，甚至興起一股“顧準熱”，顧準遺著和有關顧準作品隨之暢銷。

在這30年閱讀中，海外華人學者占據了重要位置。余英時的《士與中國文化》、林毓生的《中國意識的危機》、黃仁宇的《萬歷十五年》、唐德剛的中國近代史系列都名重一時。牟宗三、徐復觀、唐君毅、杜維明等海外“新儒學”的著作一版再版，直接催生了大陸“新儒學”。放眼望去，新儒學已蔚為一時之盛。

大陸學者，在整個1980年代影響最大者莫過李澤厚，確可用“獨領風騷”形容，他的《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歷程》、《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對一代人的影響之深，后人恐難以想象。

當然，30年來，對上述種種“閱讀”，一直又有時強時弱的嚴厲批判。這種批判，總是倚傍政治權力而形成強大壓力，使這種閱讀并不順利。

上世紀80年代，知識界幾乎是一邊倒地呼喚“輸入新知”。經過80年代最后一年那場巨大 “風波”后，在“主流”的調控下，愛國主義成為“主旋律”，而傳統文化成為愛國主義重要資源。從90年代起，“傳統文化”的熱潮持續不斷，各種傳統典籍一直熱銷。1993年8月16日，《人民日報》用整整一版發表報道“國學，在燕園悄然興起”，提出 “國學的再次興起……將成為我國文化主旋律的重要基礎”；兩天以后，又在頭版登出“久違了，‘國學’！”其他各媒體等也發表了類似的報道和文章，中央電視臺專門作了題為 “北大‘國學熱’的啟示”的專題報道?！皣鴮W”被納入愛國主義話語后，有關圖書越來越多。

如果說傳統文化本位論者從“傳統”、“前現代”角度對近代以來尤其是五四以來“現代性”觀念進行批判的話，從1990年代起，隨著西方后現代、后殖民理論的引入，其論者則從“學術前沿”、“后現代”角度對“現代性”進行批判，對啟蒙、理性、自由、民主都提出質疑。利奧塔的《后現代知識狀況》、薩伊德的《東方學》殊為中國的“后學家”看重。

30年的 “閱讀史”在某種程度上即30年社會的“心路歷程”，若有心人將這30年圖書的發行量、圖書館借書單、書店排行榜詳加統計、分析、研究，對這段“心路歷程”的記錄將更精確，對我們理解自己、對后人理解我們，均大有裨益。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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