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肖知興/文 《經濟學人》是一本值得尊重的雜志，其中的文章一般都能抓住關鍵問題，有比較扎實的調查作為基礎，觀點也比較中允，基調是悲觀的文章，一般都會使用一些“只有……才……”的句式；基調是樂觀的文章，則使用“只要……就……”的句式，同樣盡量留出充分的討論余地。再加上俏皮的語言風格、傳神的卡通配圖和舒朗的版式設計，確實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雜志。前一段時間，《經濟學人》以封面報道的形式推出的題為 《新管理大師》（TheNewMastersofManage－ment）的?？?，講新興市場的創新，我展卷細細讀來，注意到一些讓人深思的小細節。

講新興市場，自然離不開中國。然而，?？刑岬降闹袊局挥腥A為、中興、聯想和海爾等幾家老生常談的公司。即使關于這些公司，也鮮有新材料、新事例。關于海爾，文中列出的事例居然還是那個老掉牙的、讓業內人哭笑不得的所謂 “洗紅薯”的洗衣機。另外一個細節是，文中在說明“拉式生產”的“創新”時，提到了重慶的力帆集團，這家曾經以出產 “Hongda”（注意，不是“Honda”）牌摩托車而出名的中國公司 ， 但 卻 把“Chongqing” 錯 印 成“Chingquing”，老實說，這是我第一次在這本雜志上發現這么大的錯誤。

中國公司不引人注目，名字都印錯，更不引人注目的是來自中國的管理經驗。文章中列出了一些宣傳新興市場管理經驗的“大師”，清一色的印度人，在西方商學院執教的印度裔學者。對于印度裔學者在西方的巨大影響力，我們這些做學問的，慢慢已經有些麻木了。最新的消息是繼哈佛商學院選擇印度裔學者NitinNohria作為新任院長后，歐洲工商管理學院 (INSEAD)也將選擇一位印度裔學者DipakJain(曾任西北大學凱洛格商學院院長)作為新任院長。這種情況，與印度文化與西方文化的相對同質性，印度人在外形、語言、歷史、政治等方面與西方的靠近是分不開的。但作為一個近四倍于印度經濟總量的國家，中國企業和中國管理在這本?？系谋憩F卻如此不成比例，也確實有點讓人難于接受。

最好的可能性是強調他們不了解中國。方塊字難學，介于傳統與現代、保守與變革、排外與開放之間的中國體制、中國文化、中國社會，更是難于準確進行總體把握，更談不上預測與干預。中國之謎 (Mystery of China)、中國盒子(Chinesebox)、竹幕(the bamboocurtain)之類的說法，也說明這是世界上智力最強大的學者也勉為其難的一個研究對象。再加上上個世紀中西之間三十年的斷裂，整整一代人喪失了了解對方的機會。八十年代之后出國留學的學者，專業大多集中在工具性學科，加上經濟壓力，很難有讀考試范圍之外的各種書的心情和條件，能夠從人文和社會學科的角度，采用國際研究慣例對中國進行有一定深度和厚度的總體把握的學者，如果有，也絕對是鳳毛麟角。

更讓我惶恐的是另外一種可能性：我們確實沒有什么值得拿出手的、與別人分享的硬通貨。宏觀層面先不說，回到企業層面，上次我給西方人講華為的案例，講到華為與西方電信公司里里外外合計1／12的人力成本優勢的時候，我突然有點自我懷疑，什么戰略，什么管理，也許華為的成功就是一個簡簡單單的低成本競爭的故事？12倍啊，什么企業文化、什么流程管理能夠比得上12倍的人力成本優勢？如果中國最優秀的公司的故事都只是一個低成本的故事，其他公司的故事可想而知了。西方從日本的崛起過程發現了精益生產、即時制管理、豐田生產方式等等（這種發現由西方人主導本身就是西方強大的學習能力的一個體現），現在抱著類似的期待，要到中國人找到一個新的管理模式，我估計他們失望的概率非常大。

就我關心的領域，也許至少有一個維度還是有一些獨特的理論價值：大陸幾十年的意識形態教育，尤其是文革中矯枉過正式的對私人關系的批判，使得中國人對普遍主義的、非個人的、抽象的原則的接受程度大大的提高了。這種接受，體現在公司內部，是更大程度上對規則的主動遵從，在市場上，是法治在中國社會的正當性的逐步確立。西方研究中國商業的人津津樂道的“關系”在中文里成為一個有負面意義的詞，就是這種規則與法治意識建立的一個映證。雖然道路還很漫長，關系還在以“人脈”、“會做人”等形式繼續存在，但至少是我們已經開始走在這條道路上了。胡適習慣說“功不唐捐”，強調一點一滴的建設和努力的重要性，其實仔細思考，如果我們有足夠的智慧，苦難也能化為財富，也就是說，即使不是正面的“功”，我們也同樣可以盡量不讓它們白費。這雖然不是什么值得大力推薦、讓人模仿的發展道路（所謂“中國模式”、“中國經驗”），但至少算是中國的獨特的發展過程總結出來的一個規律吧。

至于圖書、咨詢、培訓市場上喧囂的各種 “中國式管理”、“中國式領導”之類概念，我傾向于持一種比較保守的態度。如果還陷在“親親”為核心的特殊主義文化的泥潭中，大談什么“中國式XX”，實是一種夏蟲不可語冰式的妄談，不值一駁。哲學層面、修身層面，新儒家如果能成為一代企業人立身處世的基礎，倒是有可能成為中國的管理者一種獨特性，但其實現的難度，看起來好像不小。一個理論體系要想成為信仰體系，離不開與創始人有直接接觸的學生輩的強大影響力 （比如基督教的確立，耶穌的十二門徒是最大的功臣），孔子弟子號稱三千，賢者七十二，可惜終于沒能抵擋得住秦國－秦朝主導的法家化的鐵蹄，孔子的思想成為他們掩蓋統治劣跡的遮羞布和迷魂湯，作為創始人，孔子之哀，莫大于此。千載之下，他若知道別人以他的名義還在繼續做的那些勾當，更不知該做何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