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5月4日，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 （簡稱體改委）的成立，使這一天意義非凡。從那往后，直到1998年，中國改革的大政方針，都不能逾越體改委。它集調查研究、參謀指揮于一身， “統領”全局，有幾分像古代一度出現的樞密院，也有 “小國務院”的稱號。其實，這也不為過，畢竟，是國務院總理兼任主任的機構。

另起爐灶，組建體改委

體改委成立時,當時的國務院領導人說體制改革歸根結底主要是兩個問題，一是計劃與市場的關系，二是條條與塊塊的關系。歷史證明，這個定位準確。那么由誰來執行這些使命？為什么體改委主任要由總理出任呢？

當改革由農村進入城市，自然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改革的現實動力來自哪里？原來那套國務院職能部門怎么能自發改革？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也無法負擔路阻且長的改革，需要一個穩定的國務院機構來推動實施。唯一的出路，就是在舊體制外，創建一個新機構，使其擁有至高地位，既了解各部委和地方情況，又與它們沒有利益關系，既超越又涉及。能夠滿足這些條件的絕佳設計，就是創建國家體改委，由國務院總理親自兼任主任。

體改委的五位副主任分別是：原國務院副總理、機械工業委員會主任薄一波 （1908—2007，山西人），國務院秘書長、原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杜星垣（1914年生，福建人），原六機部部長曾任高崗秘書的安志文 （1919年生人，陜西人）， 原機械工業委員會副主任、曾任陳云秘書的周太和（1914年生，江蘇人），原國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 （1918年生，福建人）。1982年7月，增加了體改委委員的設置，有廖季立 （1915-1993）、陶力 （1920-1989）、董峰、詹武 （1921年生）等。他們不僅是老革命，參與了計劃體制的建立和實施；只要留意，還會發現，他們的背景涉及國民經濟各個方面。在當時，找到比他們更合適的人幾乎是不可能的。這是知人善用，也是歷史選擇。30年后，安志文的一句話，代表了他們的歷程： “我一生做兩件事，第一個是老老實實地學習計劃經濟，第二個是老老實實地學習改變計劃經濟。解鈴還需系鈴人啊，這是天命。

剛成立的體改委有一室四組：總體規劃組負責人是楊啟先、農合；協調組負責人是宋一峰等；調研組負責人是傅豐祥；理論研究組負責人空缺。到了1982年12月，機構調整成一室七組，總體規劃組組長楊啟先、農合；生產體制組組長翟乃文；流通體制組組長王桂五；分配體制組組長傅豐祥；綜合試點組組長吳佩綸；調查研究組組長高尚全；理論研究和科教組負責人空缺。由此可見體改委成立之初，設計者的思路就已經很清晰和成熟了。當新生的體改委運轉起來，更新換代就隨之開始了。老一代為年輕一代鋪路、讓賢。1983年賀光輝 （1929年生，陜西人）、鮑彤 （1932年生，浙江人）被任命為副主任；1985年高尚全（1929年生，上海人）被任命為副主任，洪虎 （1940年生，安徽人）為黨組成員。

體改委的工作人員來自四面八方，有體改辦的楊啟先、徐景安等；機械委的傅豐祥、高尚全等；還有國家計委、建設部、商業部的一些處長、副處長。隨著 “文革”后大學生和研究生畢業，陸陸續續地增加了年輕人，像石小敏、金立佐、宮著銘、鄭洪慶、樓繼偉、周小川、郭樹清等。

1987年4月-1988年4月，體改委主任一度由中央政治局委員、原電子工業部部長李鐵映 （1936年生，湖南人）擔任，之后，又回到延續總理兼主任的慣例。1988年由李鵬兼主任，副主任是賀光輝、劉鴻儒 （兼）、張彥寧、高尚全。在1989年的體改委委員中，已經有了周小川、宮著銘這樣的年輕一代。

三個里程碑

上世紀80年代的改革實現了三個飛躍：1978年底-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處理計劃與市場的關系，發揮商品貨幣作用；1984-1987年十三大，發展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建立市場體系；十三大提出 “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把改革推向新的階段。

里程碑1：十二屆三中全會確立商品經濟

在1984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上，中央領導有意推出一個關于改革的文件，使之成為繼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決議之后新的高度。根據鄧小平的意見，中央成立了以胡耀邦、胡啟立、胡喬木、姚依林、田紀云等國家領導人組成的文件起草領導小組。體改委參加起草小組的有高尚全、楊啟先、顧家麒。起草組內有不同意見。高尚全回憶說： “有人認為提商品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一度寫入草稿的商品經濟，被撤掉了?！?月28日，起草小組聽了前國家領導人談計劃體制改革問題的傳達。其基本觀點是，社會主義經濟是計劃經濟，又是商品經濟，要把二者結合起來，充分發揮市場調節的作用。胡耀邦也對所寫草稿不滿意，要求在重要問題上有所突破。于是，陣前換將，中共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副主任林澗青 （1922-2008，福建人）及研究室的林子力（1925-2005，福建人）、鄭必堅（1932年生，四川人）加入起草小組，林澗青當負責人。顯然，中央領導人都已心中有數，需要 “秀才”們做出既與原有意識形態接軌，又有突破的文章來，讓各方接受，使改革邁出決定性一步。這是一次黨中央和國務院的完美合作。

起草小組在第五稿時，把草稿發到中央各部、各省市自治區征求意見。在體改委的意見中提到：“在講到過去的經濟模式時，必須明確它是限制商品經濟發展、排斥價值規律的。在講到改革要建立新的模式時，應當明確提出我們的經濟是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能不能把 “商品經濟”寫進決議，始終是爭論焦點；它的取舍，事關重大。當時的國家領導人分別于8月29日和30日去玉泉山和起草小組座談，爭取在 “商品經濟”問題上取得突破。然而要想撼動 “正統”還是很難。

在起草小組內受到挫折的高尚全想爭取外援。他和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童大林商量，他以國家體改委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的名義，兩家聯合召集一次經濟學者研討會。于是，有了9月初在當年的西苑旅社 （后來的西苑飯店）20多位經濟學家的聚會，討論對商品經濟的看法，蔣一葦、董輔秖等出席。大家達成了共識：商品經濟不是資本主義特有的范疇，同計劃經濟也不是對立的，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必經階段。他們把會上的意見以理論探討成果的形式上報。當時的國務院領導人將報告批轉起草小組，同時寫道： “馬洪同志也有這個意見”。所指馬洪的意見，是此前國務院領導人授意國務院技術經濟中心總干事馬洪組織寫的一份意見書。這位領導人對馬洪說：中國還是要搞商品經濟，你不是也有這種觀點嗎，不妨寫篇文章送給 ‘老同志’們看看。于是，馬洪請社科院工經所所長周叔蓮、財貿所所長張卓元等起草 《關于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再思考》，后請吳敬璉參加修改。文章寫好后，分送幾位黨內老人，沒有反對意見，只有一位提出，最好不要從全民所有制內部找商品經濟存在的原因，還是從兩種所有制的關系、兩種公有制的存在來說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原因為好。王震也夸獎文章寫得好，說我們不能只說老祖宗說過的話，應該有創造性。

9月9日，國務院領導人給中央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封信，是 《關于經濟體制改革中三個問題的意見》，其中寫道：計劃經濟不等于指令性計劃為主。指令性計劃和指導性計劃都是計劃經濟的具體形式。社會主義經濟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鄧小平、陳云分別在9月11日和12日批示同意。9月中旬，馬洪再次上書，建議把 “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寫進決議。 “這個問題太重要了，如果不承認這一點，我們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針和現行的一系列重要的經濟政策都難以從理論上說清楚?！?

從中央到地方，多方面的努力匯聚在一起，最終，凝結成后來被鄧小平評價為寫出了一本 “政治經濟學初稿”的 《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它最大的突破就是提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必須自覺依據和運用價值規律，是在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

仔細看，會發現這個中文句子提煉出的主謂賓語是： “計劃經濟是商品經濟”，似乎邏輯上出了問題，實則是中文的絕妙，文字高手的巧用。

里程碑2：“七五”建議改變了計劃傳統

歸根結底，怎么把文件變為實踐？1985年，中央組織討論 “七五”計劃建議。所謂 “七五”，是指第七個五年計劃時期，時間從1986-1990年。制定五年計劃，歷來是國家計委的職能和計劃經濟體制的標志。然而，這次破例，由黨中央先組織研究 “七五計劃建議”，再交國務院制定 “七五”計劃。從第一個 “五年”計劃開始，都是計劃糧多少、鋼多少、錢從哪里來等硬指標，也就是說，是以建設為目標的計劃。而從此以后的五年計劃，不僅講硬的方面，也講軟的方面；不僅講增長，也講發展，講改革；不僅講建設，也講制度。

當時的國務院領導人在1985年9月18日作了一個關于制定 “七五”計劃建議的說明。他說： “它是十二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決定的具體化。 《建議》中沒有列很多數字，只講了關系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與方向的一些重要指標。著重研究發展戰略和方針政策，是計劃工作的一個重大轉變，是這個文件的特征?！?

9月30日， 《人民日報》發表高尚全解讀七五計劃建議的文章。堅持把改革放在首位，是七五計劃建議的基本指導原則。七五計劃是改革的計劃。對于 “七五”的三項任務，他做了專論：第一，為改革創造良好的經濟環境和社會環境，基本上奠定新的經濟體制基礎；第二，為90年代的經濟發展準備必要的后續能力；第三，使人民生活繼續有所改善。

重要的是，從此，中國的五年計劃的內涵，發生了革命性的本質變化。

里程碑3：十三大理清政府、市場、企業的關系

1986年10月23日中央書記處召開十三大決議起草組會議。中央領導希望十三大在理論上能有進一步突破。說到底，怎么轉軌，還是計劃和市場的關系。

十天前，10月中旬，中國計劃學會，國家計委計劃經濟研究中心組織召開了 “全國宏觀經濟管理討論會”，對于未來宏觀管理的基本框架，大多數人認為應該是 “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但是具體到國家、市場、企業三者的關系，則有不同考慮：一是，資源配置職能完全交給市場，國家只輔助市場進行第二次調節；二是，計劃機制市場化；三是，國家保留部分直接決策權，但在實施中盡量利用市場化方式。其實，這里說的國家，是政府。

大家公認，廖季立是國家體改委內有思想、有新意、有沖勁的人。從目前的文獻看，他發表于1986年12月8日的 《試論計劃管理體制改革》是最早論述 “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導向企業”這一體制模式的。與后來十三大上提出的“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雖有 “調控”與 “調節”， “導向”與 “引導”之差，但是，十分接近。他是這樣寫的： “形象地說就是形成 ‘籠子和鳥’或者 ‘牧場和羊群’的關系。計劃管理是 ‘籠子’、 ‘牧場’，而不是 ‘繩子’、‘鎖鏈’，它為企業提供良好的經濟活動場所，調節和控制經濟活動的運行；企業是生動活潑的動物而不是被繩索捆綁的獵物”。

1987年3月20日，高尚全在中央黨校作 《探索和創立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報告，也講到計劃與市場結合的目標模式應該是 “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在接下來十三大報告草稿征求意見時，高尚全于8月20日寫了一份意見書 《希望在改革的理論上有新的重要突破——對十三大報告中計劃與市場關系的一點意見》，提出：一、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都是一種手段和方法，并不是社會制度的屬性；二、用國家經濟合同逐步替代指令性計劃；三、從實物性計劃向政策性計劃轉變是經濟發展和改革的需要。意見書在體改委 《快報》第20號發表后，中央領導人在8月30日批示： “內中提到的要把指令性計劃改為合同制，在報告中可提出來?！备呱腥f： “提出按等價交換的原則，簽訂經濟合同，替代指令性計劃，是一個重大突破?！?

經過反復討論，理論上的創新已經呼之欲出了。1987年9月5日鄧小平會見日本二階堂進一行時說：“十三大實際上應該叫做改革、開放的大會，要加快改革步伐，深化改革。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幾年前就提出來了，但過去把重點放在經濟體制改革上，這次才把政治體制改革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1987年10月召開的中共 “十三大”，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提出政治體制改革任務，指出 “通過國家和企業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按照等價交換原則簽訂定貨合同等多種辦法，逐步縮小指令性計劃的范圍。國家對企業的管理應逐步轉向以間接管理為主。新的經濟運行機制，總體上來說應當是 “國家調節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由此，十三大奠定了中國長程的制度問題。

在中共黨史上，承前啟后的、對后來產生長期影響的黨代會 “七大”算一次，其影響延續到毛澤東時代結束；十三大，也算一次，影響到往后20年改革。接下來的黨代會，是在十三大基礎上的成熟和發展。鄧小平看得最明白，在經過了1989年的政治風波后，他依然斬釘截鐵地說： “十三大報告，一個字都不能動”。

（未完待續。本文在發表時刪去注釋若干）

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

liuhongfuture@gmail.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