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商幫“作道場”的“殼”是中國的社會，在這樣的“殼”里，只能產生封建商人。

封建商人與資本主義企業家是兩個完全不同的身份。他們都通過經營企業來獲得利潤，但所從事的行業、利潤的獲得與使用的方式完全不同，這些就決定了他們所體現的精神和所代表的生產方式不同，從而在社會進步中的歷史作用與地位也不同。

資本主義企業家主要從事制造業，他們的資本是產業資本，但封建社會的商人主要從事流通業，其資本主要是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三卷中分析前資本主義的資本時曾經指出：在那個時代，商業資本“發生過壓倒一切的影響”。換言之，商業資本處于主導地位。而且，“高利貸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前的時期借以存在的特有的形式，也有兩類”。這兩種形式，“第一是按高利的貸幣貸借給那些闊綽的人，主要是貸借給地主；第二，是按高利以貸幣貸借給那些自有其勞動條件的小生產者，其中包括手工業者，但特別是農民”。馬克思特別強調，“高利貸資本有資本的剝削方式，但沒有要它的生產方式”。中國各個商幫從事的行業，他們的資本形式正是與此相當一致的。

中國商幫進入制造業或手工業的極少，除了龍游商幫等小商幫涉獵造紙、采礦等不重要的行業之外，主要都從事商業，即使進入手工業也是為商業服務，或者是尋找手工作坊進行加工、代理。例如，粵商向外國出口瓷器，也曾在景德鎮、佛山向瓷器業訂貨，按外商的要求或按外商提供的圖案生產專門用于出口的瓷器（今天在外國博物館仍可看到這類瓷器），但并沒有向瓷器業投資或自己建廠。同時，晉商經營鐵器、煙草，徽商經營茶葉，洞庭幫經營布匹、絲綢，都不是自己生產，而是采取收購或加工訂貨方式。明清時，中國手工業也相當發達，但并不由商幫投資或經營。

中國商幫主要從事商業流通和高利貸兩大行業。商業有“行商坐賈”之分，即從事長途販運和開店經營。此外還有牙商，即從事買賣之間的中介活動。無論哪一個商幫都以行商坐賈為主，且主要以行商為主。

在各個商幫中，高利貸也是相當重要的一塊。中國封建社會的高利貸行業以典當、印局（不要抵押的短期高利貸，也稱為“印子錢”）、錢莊、賬局和票號為主要形式。各個商幫幾乎都有涉獵，但最主要是晉商、徽商和寧波商。當時人們用“腰揣四大恒”來形容富有?！八拇蠛恪本褪菍幉ㄉ倘嗽诒本╅_的四家錢莊，因為每一家的字號中都有一個“恒”字，故把這四家錢莊稱為“四大恒”。在清代的金融業中晉商的票號名氣最大，票號不僅匯錢，也從事高利貸借貨業務?！柏浲ㄌ煜?，匯通天下”就是商品交換和高利貸兩大行業。不僅晉商如此，其他商幫也如此。中國商幫從事的這些行業，就決定了他們的贏利方式不同于資本主義企業家。

當然，封建商人與資本主義企業家最本質的差別還不在于經營行業的不同，而在于他們的追求不同，或者說精神境界不同。封建商人與資本主義企業家有什么本質差別？資本主義企業家有什么本質特征？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作了經典性論述。無論是封建商人還是資本主義企業家都想賺錢，或者說“錢，只要能賺，他就想賺”。這種出于人本能的金錢沖動，對任何人都一樣。但資本主義企業家“人竟被賺錢動機左右，把獲利作為人生的最終目的。在經濟上獲利不再從屬于滿足自己物質需要的手段了”。換言之，資本主義企業家把獲利作為人生的最終目標，獲得并不是為了滿足自己的某種需要，而是一種事業。因此，賺了錢就要投資于生產，不斷擴大企業規模，賺更多的錢，或者用馬克思的話來說，就是一種無止盡地追求剩余價值的沖動。封建商人賺錢是為了積累財富，用于滿足自己的各種需求，包括物質與精神需要。因此，他們就不是把賺的錢用于擴大再生產的投資，而是用于各種非生產性投資。

中國商幫的封建性體現在除了晉商的主流安于商業、在商言商，甚至以商為榮以外，其他商幫都是“被經商”，即被迫走上商業之路，心中并不愿意經商，也看不起商。因此，盡管經商了，但心中的最大理想仍然是“仕”。在經商改變了經濟狀況之后，就讓子弟走“學而優則仕”之正途，甚至恥于言商。許多成功的徽商都不愿意向子孫講自己從商的經歷，也不讓子孫經商。還有一些商人，也許淡泊名利，不想讓子孫走仕途，但致富后仍要玩文化。傳統的觀念是“耕續傳家”，經了商也要“商續傳家”，以享受文化為榮。

因此中國的商幫中純粹的商人少之又少，其最明顯地體現在他們利潤的使用方式上。資本主義企業家把利潤投資于擴大再生產，而中國商幫把利潤用于非生產性投資。這種非生產性投資首先是購買土地。在農耕社會，土地是最主要的生產要素，因此也被作為最可靠的資產形式。各個商幫的商人有錢之后第一件大事就是買地。歷史記載，晉商在有錢后“且多置買田地”。不僅回本鄉買，而且到外地買。1786年，河南大旱，有些大戶人家也不得不賤賣土地，于是“山西富戶聞風赴豫，乘機放價，準折地畝取利”。道光年間，山西長治人宋良弼經商洛陽，遇上荒年，當地人賣地他遷，宋則“以賤值得膏腴田數百畝”。不僅晉商這樣，各個商幫也都如此，歷史上這類商人買地記載不計其數，連作為海盜集團首領的鄭藝龍也“田園遍閩廣”。所以，中國封建社會的商人都是商人兼地主。

其次，在中國人的思想中,房子和土地一樣是可靠的資產形成。因此，有錢之后另一件事就是蓋房子。有商幫的地方都有輝煌的建筑，徽州的民居，晉商的大院，都是當年他們所蓋的房子。晉商喬家大院占地8700平方米，房屋313間；太谷的曹家大院占地6700平方米，有房276間；榆次的常家大院占地超過10萬平方米，房屋達1500余間。山西的晉商大院遠遠不止這三處。其他商幫建筑也許沒有晉商、徽商的名氣，但在當地一定是最好的房子。

第三是把錢用于窖藏。這種窖藏有回避風險的想法，但更多還是作為財富的一種儲藏形式。窖藏起來的貨幣是不會生錢的，資本主義企業家決不會做這種事，但中國商幫的許多人都采取了這種做法?；丈痰慕巡貥O多，在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時，“縱兵大掠”，才有“窖藏為已一空”。山西晉商渠家窖藏之多，誰也不清楚，僅閆錫山當政時一次就挖出30萬兩白銀。

除此以外，就是用于滿足自己的物質和其他需求，即用于消費而不是生產。各個商幫在開始時還注意“勤儉節約”，甚至把“勤儉持家”作為家風。但致富后，奢侈之風卻相當盛行?；丈檀蟾攀亲顣硎艿?。清人李解的《揚州畫舫錄》就記載了徽商的奢侈，“揚州鹽務，競尚奢麗。一婚嫁喪葬，堂室飲食，衣服輿馬，動輒費數十萬”。晉商中沉醉于聲色犬馬中的也不止一家，尤其是晉商中吸食鴉片者相當普遍。曹家男女老幼皆吸食鴉片；喬家一向以“勤儉持家”自詡，但第五代喬映霞以后也人人吸大煙；許多晉商大戶，如蔚字五聯號的東家侯家，日升昌的東家李家，祁縣的渠家等最后都毀于鴉片。

如果說，以上的奢侈還屬于物質享受，那么精神上的享受就是用錢買官。在官本位的封建社會里，官是地位象征。因此商人在富起來之后，無法通過科舉當官，都要通過“捐輸”、“捐納”，用錢買一個虛職官位。不僅本人買，甚至為死去的先人和未成年的子孫買官。當然，這種捐輸不一定是商人自愿的，更多是被迫的。無論哪一種原因的捐輸都沒有用于生產性投資。當然除了買官外，也還有用于其他文化享受的，如徽商資助徽劇，晉商資助山西梆子，徽商資助的新安畫派和揚州八怪等。

經商的利潤最后一種用途是用于資助公益事業，如救災、扶貧、教育、修橋修路、慈善等事業。應該說，這種支出盡管沒有用于生產性投資，但還是有益于社會的。資本主義企業家在成功之后也把許多錢用于這類社會公益事業。

由于中國的商幫把經商賺的錢沒有用于非生產性投資，因此，他們的經商很快就到了“頂峰”，不想也沒有去追求更大的發展。在許多小商幫中，“小富即安”的思想相當普遍。這就限制了他們做大，談不上以后的轉型。中國商幫盡管也曾轟轟烈烈，輝煌一時，但在社會轉型時，絕大多數都以衰亡結束，沒有成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動力，這是中國商幫之悲，也是中國歷史之悲。

梁小民

清華大學EMBA特聘教授、北京工商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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