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古籍的目錄、版本，是非常高深的知識，因此目錄學、版本學是很專門、很冷僻的專業。人們總以“鉆故紙堆”來形容，比喻某人或某種學問不問世事或與世隔絕，而目錄學、版本學就是最典型的“鉆故紙堆”的學問，是標準的“象牙塔”。然而，為了一本書的真偽，目錄學、版本學泰斗王重民先生卻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王重民，字有三，自號冷廬主人。1903年元月出生于河北高陽，1924年考入北京高等師范學校 （后改名為北京師范大學）國文系，專攻文史，致力于古籍文獻及目錄學研究。大學畢業后，他先后在北海圖書館、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工作。1928年，清末籌建的京師圖書館改為 “國立北平圖書館”，并將原北海圖書館并入，王先生進入該館工作。由于工作努力成就顯著，于1934年被派往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搜集、整理、研究流散在法國和歐洲的敦煌遺書、太平天國資料、明清間來華傳教士著述及珍本中國古籍。二戰爆發后，他來到美國，將北平圖書館寄存于美國國會圖書館的近3000余種善本書全部制成顯微膠卷，并撰寫提要，后又為國會圖書館和其他大學圖書館整理、鑒定中國所藏中國善本書，并寫提要。在海外數年，他對總共近6000種中國善本古籍一一作了提要，詳細記錄了些書籍的版本特征、流變、作者、編校者及刻工等情況，對古籍研究貢獻殊偉。1947年，王先生回國，出任北平圖書館代主任，并在北大兼職，參與了北大圖書館專業的創辦。兩年后，新政權建立，他作為北平圖書館代館長主持了將圖書交給軍管會事務，不久，出任北京圖書館副館長，并兼任北京大圖書館系主任。

此時，王重民先生早已是敦煌學、目錄版本學、圖書館學等方面公認名列前茅的學者，但由于在辦館方針上與主管領導思路不同，所以他在管理館務上的一些想法不能實現，不免有些苦惱，便在1952年向文化部提出辭去副館長的要求。他的辭呈立即獲準，于是在北大專職任教，仍任系主任。1957年，他在中共邀請的民主人士整風鳴放座談會上發言，對當時主管圖書館事業工作的領導提出一些應該改進的意見，后來又在中共北大黨委召開的座談會上對北大的圖書館教育工作也提出一些批評、改進意見。結果是，他被打成“右派”，受到降級、降薪、撤掉系主任之職的處分。

“文革”開始，王重民先生自然被關進“牛棚”。季羨林先生在《牛棚雜憶》中的“棚中花絮”一節中，記述了王先生“牛棚”中的一段遭遇。在牛棚中，他們這類“罪犯”每天都要寫思想匯報。有一天，在例行的晚間訓話時，完全出他的意料，王重民先生被叫出隊外，先是被狠狠打一耳光，接著就是拳打腳踢，一直把他打倒在地，跪在那里。原來，王先生竟用粗糙的手紙來寫自己的思想匯報，遞到“牢頭禁子”手中。季先生寫道：“在當時那種陰森的環境中，我一點開心的事情都沒有。這樣一件事卻真大大讓我開心了一通。我不知道，這位教授是出于一時糊涂，手邊沒有別的紙，只有使用手紙呢？還是他吃了豹子心老虎膽，有意嘲弄這一幫趾高氣揚，天上天下，唯我獨尊的牢頭禁子？如果是后者的話，他簡直是視這一般手操生殺大權的丑類如草芥?？梢暂d入在舊社會流行的筆記中去了。我替他捏一把汗，又暗暗地佩服。他是牛棚中的英雄，為我們這一批階下囚出了一口氣?！保ā杜Ｅ镫s憶》，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頁）

1974年，“批林批孔”、“評法批儒”運動進入高潮，王重民先生的古籍目錄、版本學知識突獲青睞。

李贄是明朝思想家，是 “評法批儒”中被廣為贊揚的“法家”人物代表。這時，傳來在福建泉州新發現了一部李贄的著作 《史綱評要》。1974年6月，江青在天津的一個“儒法斗爭史報告會”上興奮地宣布“發現了一部李卓吾（贄）的《史綱評要》，現在準備出版”。然而，經過一些專家鑒定，這本書并非李贄之作，而是假造的“偽書”。這個結論，使有關方面大為掃興，于是，他們想起了目錄、版本權威、北大教授王重民。北大、清華是毛澤東“親抓”的“文革典型”之“六廠二?！敝械摹岸！?，“兩?！鳖I導人是“通天”的非凡人物。此書的鑒定，便由“兩?！钡念I導人直接負責，要王重民再作鑒定。他們知道，王先生在這方面一言九鼎，如果他說不是偽書，便可鎮住眾人。然而，王重民先生的鑒定結果也是偽書，令他們大失所望。但他們仍不甘心，要王在圖書館繼續“研究”，實際上希望他明白這是“政治任務”，要他得出與政治需要一致的結論。沒想到，經過幾個月的研究，王先生反而“不識時務”找出了更多的證據，證明這是一部偽書。王先生的夫人劉修業女士在 《王重民教授生平及學術活動年表》（《圖書館學研究》，1985年第5期）中回憶說，“兩?！鳖I導曾指著王發火地問道：“你說這部書是偽書，對你有什么好處？”

1975年4月15日下午2時，北大召開校批斗大會，會上校領導以不點名方式批判王以資產階級思想腐蝕黨員干部。會后，系領導還專門找他談話，問他聽到會上講話有何感想?；丶乙姷狡拮?，王先生悲憤難抑，淚流不止。晚上，系里又派人到他家中，仍強調要他 “對自己腦海中的資產階級思想作檢查”。此時冠心病復發的王先生用微弱的聲音回答說：“我不能再作思想檢查”。但是，來人仍然強調他一定要作檢查，然后離去。這一夜，王先生一直未能入睡，第二天清晨像往常一樣，對親人說出去散步。然而，這次他卻再沒有回來。劉修業女士回憶說，親人、同事四處尋找，到深夜，發現他“竟步王國維先生的后塵自盡在頤和園長廊上，當發現他遺體時，他留下一封信給我說：‘我死了，給全家影響不好，我不要骨灰了’”，“他臨走前還在他書桌上放下他常用的一只手表，及一本《李卓吾評傳》，我事后細想，他之所以放下《李卓吾評傳》是有深意的，一則因他為李卓吾之事不肯逢迎‘四人幫’的意旨，次則李卓吾也是以古稀高齡，被明末當道者誣蔑，自盡于獄的”。幾年前被關牛棚中被毒打倒地、跪在那里，他還能默默忍受，此時只是開會批判、寫檢查，并未拳腳相加，但他卻以死相爭。顯然，在他的心目中，“古籍版本”這種學問、知識的真偽并非謀生的職業，而是一種比自己的生命還重、甘心為之殉道的志業。他，容不下權力對學術、知識的褻瀆。

“文革”中冤獄遍地，在那種嚴酷條件下屈打成招者、不得已揭發別人或承認自己有罪者數不勝數，委實情有可原，不必苛責。然而正因為如此，像王重民先生這樣不惜以自己的生命為代價對抗強權，捍衛區區一本小書的真偽，則更令人崇敬。他捍衛的，是文化的尊嚴、知識的尊嚴、學術的尊嚴、人格的尊嚴、生命的尊嚴，猶如暗夜中的一支幽燭。漢娜·阿倫特寫道：“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時代中，我們也有權去期待一種啟明 （illumination），這種啟明或許并不來自理論和概念，而更多的來自一種不確定的、閃爍而又經常很微弱的光亮。這種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們的生命和作品，它們幾乎在所有情況下都點燃著，并把光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像我們這樣長期習慣了黑暗的眼睛，幾乎無法告知人們，那些光到底是蠟燭的光芒還是熾烈的陽光”（〔美〕漢那·阿倫特：《黑暗時代的人們》，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作者序）。

王重民先生就是這種不是以理論和概念，而是以自己的生命點燃了閃爍而微弱的光亮。這種暗夜微光，卻“散射到他們在塵世所擁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圍”。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leiyi5684@vip.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