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胡泳/文 價值中國網自2008年開始和徐景安先生共同舉辦“創建中國新文化座談會”，迄今已進行了多次。徐先生是80年代改革的風云人物，1979年參與起草了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第一部總體規劃；1984年主持起草了“關于價格改革的兩種思路”報告；1985年提出住房改革建議；1987年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長調任深圳市體改委主任、深圳證券交易所副理事長，推進了股份制改革和股票市場的設立。他憂于中國物欲橫流、價值淪喪的現狀，提出要創建中國的新文化，我們愿意盡綿薄之力，和他一起來吶喊。

開了數次會，感到無論什么話題，要在知識分子中達成共識都殊為不易，但起碼，應該努力就當下中國的種種問題，營造一種平等對話的氛圍。喝了多年“狼奶”，很多人已經不知尊重異議為何物，越是后來者，態度反而越趨極端。在第三次會議上，盛洪先生主講《個人主義與社會達爾文主義》，我有感于與會者對個人主義的基本概念所言不清，強調指出不同派別的個人主義是不同的，不同地域的個人主義也是不同的，德國、英國、法國的個人主義全部不同。如果不對個人主義做細致的辨微功夫，我們的討論非但沒有創造的價值，反而會有破壞的作用。

例如，與會者中，仲大軍說中國沒有個人主義，張祥平則稱《論語》里就有個人主義。推而言之，有一位叫乾泉的先生說《易經》里就有民主，張祥平甚至說，西方有的東西，只要你能夠說出來的，我們中國都有。概念的混亂達到如此驚人的地步，充分暴露了中國傳統思維的短處——模糊性大，界限性弱，缺乏精確分析和邏輯論證，重玄輕用，粗疏鄙陋。如果一個人從學理的邏輯上導出自己的東西，而其他人卻用玄學思維發起駁難，這豈不是雞同鴨講嗎！

沒想到我的這番批評大大得罪了乾泉先生，他惡狠狠地說：“反《易經》就是反革命！”這種態度與論壇第一次會議上，前中宣部長朱厚澤先生語重心長所談的 “三寬”境界——寬容、寬厚和寬松，相差何止天地之遠。朱先生不幸于5月9日仙逝，今天，紀念他的最好方式，莫過于重溫他的“三寬”講話，反省我們何以把“寬”的路越走越窄。

朱先生說：我原來在地方工作，20年前才來到北京，到中宣部工作。很長一段時間，有半年吧，我沒有敢講話。耀邦同志問過我：來后有什么反映？我說，聽到的就是：（這個人）不見動靜。他關切我，讓我“放開一點嘛”。

那半年，我到處與學術界、文化界、新聞界的同志們接觸，認識人，交朋友，了解情況，聽取意見，也聽到一些尖銳的爭論和反復多年的爭吵，……這樣，在我的頭腦中逐步形成了一個看法，就是：要樹立一種比較寬容的文化精神，建構一種協調融洽的人際關系，形成一種寬松和諧的文化氛圍和社會政治環境。不然，人們相互之間，或怒目相視，圓睜眼睛，或疑慮重重，坐臥不寧，或左顧右盼，不知所云……那日子怎么過？怎么能互相對話，切磋琢磨，相互理解，互相信賴？就更不要去談什么“社會的長治久安”了。

1986年，文化部開全國文化廳局長會議，約我去聽座談發言。我聯系文化廳局長們座談中提的問題，正面重申并進一步闡述了我上半年講過的對文化問題的那些意見。當時我說：

今年（1986）是“雙百”方針提出三十周年；“五·一六”通知發布二十周年；“文革”結束十周年。把這三者疊加在一起，好像有點荒唐，但實際生活確實是這樣的，我們的路就是這樣走過來的。這使我們看到，生活不像長安街一樣筆直，它是曲折的。而這個曲折道路給我們提供了一個信心，就是真理終究會戰勝謬誤，人們終究會從具有某種盲目性的狀態中解放出來，即經過實踐和反思，走向自覺，達到更加成熟。

文化要發展，各行各業要發展，推而廣之，要使一個社會充滿生機、充滿活力，有一件事情恐怕值得引起我們注意，就是：對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看法，與傳統的東西有差異的觀點，不要急急慌慌做結論；同時，對積極的探索、開拓和創新，要加以支持。如果在這個問題上不注意，恐怕不僅是思想文化的發展，其他方面要發展也是難以想象的。

對于跟我們原來的想法不太一致的思想觀點，是不是可以采取寬容一點的態度；對待有不同意見的同志，是不是可以寬厚一點；整個空氣、環境是不是可以搞得寬松、有彈性一點。完全剛性的東西是比較容易斷裂的，它不能抗沖擊。而社會生活中的沖擊隨時都會有，會從各個方面來。保持一點彈性、柔性，不但有利于發展，也有利于抗“沖擊”。多少帶一點彈性、柔性，這對于處理我們的思想文化問題，經濟政治問題，小至家庭、夫妻、父子、母女，大至國家大事、民族關系，都會好一點。所以，在這個問題上是不是可以把握得更妥善一些。

這就是“三寬思想”的緣起，朱本人也因此被譽為“三寬部長”。這一思想，即使放在今天來看，也顯得那么卓爾不群、振聾發聵。寬容、寬厚、寬松，可以說是和諧社會的基本訴求。這些年在中國建設公共領域的呼聲漸起，而欲實現這樣的目的，必須朝兩個方向努力：一是爭取公民權利以及公民社會活動的獨立自主，二是反對商品生產和消費對公共生活的侵蝕。從歷史上看，公共領域本身就是在反抗一體化政治的斗爭中發展起來的，“公共性”、“公共美德”與“公眾輿論”支持了言論、出版、結社及其他公眾共享的自由。一方面，我們要堅持爭取自由權利，另一方面，我們也需培育良好的政治文化，鼓勵公共事務的參與、公共的責任、美善言行的演示、正派的習俗道德、同情和寬容以及對弱者的保護等等。哈貝馬斯說得好：“一個在政治上發揮作用的公共領域，需要的東西比憲政國家的制度保障還要更多；它還需要文化傳統和社會化范型的支持精神，需要政治文化，需要一個習慣于自由的人口?！?

中國為建設這樣的公共領域做好準備了嗎？從臣民到公民的路既漫長又艱難。找到足夠多的理性而自我導向的個人，把各自的利益融入更大的共同善，絕非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1990年黎安友和史天健在中國開展了一個全國范圍內的關于政治行為和態度的調查。調查采用了阿爾蒙德和維巴在《公民文化》中提出的政治－文化變量，結果顯示：被調查者對政府影響、體制作用的感知以及對持不同政治意見的人的容忍度都相對較低。盡管國家相對來說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有更全面的控制，大多數中國公民不能識別這種控制。只有5.4％的回答者感受到地方政府對他們的日常生活有很大影響，18.4％的人感受到一定影響，71.6％的人不認為有任何影響。就全國政府對人們生活的影響來看，回答有輕微的變化，分別是9.7％，11.7％和71.8％。數據也顯示，在中國，教育程度不同的每一類回答者，都比《公民文化》中所調查的五個國家的相似者，顯示出了更低的對政府影響、體制作用的感知。另一方面，在教育程度較低的中國人當中，存在 “相當大的對政府的信心”。57％的回答者表達了受到政府平等對待的期望，只有24.2％的人未作如此回答。

在政治容忍度方面，只有17.4％的人愿意允許持不同意見的人表達他們的觀點，只有10.3％的人愿意允許那些不受歡迎的觀點得到傳授和出版。同樣，教育程度不同的每一類回答者，都比《公民文化》中的五個國家的相似者，顯示了更大的不容忍。調查結果顯示了中國民主發展的“可能困難”?！跋鄬^低的對政府影響和體制作用的認知以及較不容忍的態度，都可能成為民主化的障礙。人們可能不愿參與政治，可能贊成對他們不同意的主張進行壓制?！?

除了政治，當代中國在道德上強求一致的情形也很普遍。社會常常在道德問題上作出判斷，并習慣于運用法律，強制性地把社會的道德貫徹下去。我們都還記得，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恐懼“多數的暴虐”，更恐懼“社會本身是暴君”，甚至認為后者的危害比前者還大。而他對社會暴政的戒心，并不是由于社會上的多數人打算將行為乖張者繩之以法，而是由于多數輿論可能對少數特立獨行的人形成看不見的壓力，逼使不同的意見和個體的創造性就社會之范。如果個體性、首創性真的要有所發展，那么自由原則所要求于社會的，將不只是法律上的豁免，還必須有道德上的寬容。

這種寬容在互聯網上也格外重要。在大量的私人行為經由網絡變得高度可見之后，我們的社會是不是能夠容忍這一切呢？最近網絡實名制被官方首次明確，但在我看來，匿名實際上關涉著一個社會的寬容度，即這個社會能否容忍多樣性和個人變化的可能性。

一貫強調容忍的重要意義的胡適，曾講述過一個至今尚未引起我們充分注意的概念：“正義的火氣”。他說：“‘正義的火氣’就是自己認定我自己的主張是絕對的是，而一切與我不同的見解都是錯的。一切專斷，武斷，不容忍，摧殘異己，往往都是從‘正義的火氣’出發的?！蔽逅膶W人不獨胡適有這樣的思考，錢玄同也曾在致周作人信中反思說：“我近來覺得改變中國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義。中國人‘專制’‘一尊’的思想，用來講孔教，講皇帝，講倫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來講德謨克拉西，講布爾什維克，講馬克思主義，講安那其主義，講賽因斯，……還是一樣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學的精神（分析條理的精神），容納的態度來講東西，講德先生和賽先生等固佳，即講孔教，講倫常，只是說明他們的真相，也豈不甚好?！睋Q言之，胡適和錢玄同都察覺到了五四時期“務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陳獨秀語）的態度其實會造成嚴重的后果。

當今時代，“正義的火氣”越來越旺，而寬容的精神卻越來越少。朱先生說得好：“只有寬容的文化精神，才能容許并推動學術的探索、科學的發現、技術的革新、經濟的發展、制度的創新；并使人權得到尊重，人性得到發揚，人格得到提升，從而脫離野蠻，一步又一步地越過蒙昧，朝向永無止境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