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是怎么發生的(2)

根扎在系統當中

為拍攝這部影片，導演和編劇做了很多功課。他們甚至找到了審訊索菲·朔爾的那位審訊官摩爾的兒子，聽他介紹自己父親的性格。摩爾給他家族帶來的，肯定不是光榮而是蒙羞。影片中，摩爾提到了這位兒子，正在東部戰場上賣命，甚至比索菲·朔爾還要小一歲。無論如何，這位摩爾當年肯定沒有想到自己曾經做下的這么一件事情，在他看來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情，不僅永遠跟隨他，而且跟隨自己的世世代代。

影片中的摩爾先生長相普通，身材松弛，略微禿頂，除非偶爾咆哮的時候，其余時刻平平淡淡，就像住在你家對門的鄰居，每天夾著一個皮包上班，并不知道他干什么，放在火車站這樣的地方，任何人都不會注意到他。但正是這樣的人，也許正在做一些許多年之后看來，是駭人聽聞的事情。

當然，他并非天生的惡魔。在某些時刻，他甚至不加掩飾地表露出對于索菲·朔爾的同情。起先，當找不出索菲·朔爾的任何證據，他大大松了一口氣，當說到 “你今晚或許就能回烏爾姆”時，甚至朝索菲微笑了一下，索菲也報之以欣喜的微笑。事情敗露之后，當索菲問：我們會被怎么樣，親戚是否也會被牽連，摩爾表現得愛莫能助、有氣無力。最后當他要簽署對于索菲的調查結果為 “嚴重的反黨罪行”時，他小心翼翼但是十分清晰地提醒索菲，“是不是你只是相信哥哥所做的事情是正確的，而讓自己參與其中？”他的意思很明顯，是想替索菲脫罪，但被索菲拒絕了：“不，摩爾先生，這不是事實。我并不后悔，會獨自承擔結果?！?

但說到底，這個人偶爾流露的好心，只夠管他自己消受一小會。他這個人的重心并不在同情方面，他在這個世界上主要面對的不是索菲這樣的人，索菲只是他工作中的插曲和過客，他要面對的，是身處其中的現有秩序、他自己的那個位置、他被編制進去的系統。

假如這個體制同時也具有同情和人道之心多好。那么，就不會讓人面臨這樣的兩難選擇：一方面是系統的要求和指令，在它們面前，他感到自己是渺小和無能為力的，雖然也不甚同意，但是非執行不可，因為最終的結果一定要出現，有上面的人需要看到。而另一方面，是個人殘存的一點意識道德感、羞恥心，或者少許稱之為良知的東西，它們不是很強烈，但是能夠感覺得到，隱隱約約能夠聽見它們的聲音，但是在系統面前，它們最好深藏不露，自覺像個罪犯似的。

一般這兩者也許不是那么勢不兩立。但是的確有這樣的歷史情境，來自系統和來自人內心的良知變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兩個陣營，這便是人們需要選擇的時刻。最好人們一輩子也不要遇上這樣晦澀的時刻，但有時候這樣的時刻就擺在人們前面，無可回避，非常殘酷也令人非常為難，對于所有人來說都是巨大的壓力和考驗。選擇良知的人們自然會吃苦頭，不會得到任何現實的好處，但是選擇系統的人就一定功德圓滿嗎？他們自身人性的損失呢？他們在歷史上所產生的長遠的災難性后果呢？

系統是抽象的，冷漠的，于是人也獲得和分享了系統這個本性，成為冷漠的和抽象的。

摩爾承認朔爾兄妹 “所采用的是和平的方式?！彼鞣品磫枺骸澳悄銥槭裁催€要懲罰我們？”“這是法律”，摩爾答道。他一手拿著法律，一手拿著索菲的小本子，將前者蓋在后者上面，做對齊狀，然后說：“我作為一名刑警，有義務檢查法律的規定與民眾的行為是否相符。如果不相符，要查出問題在哪里?！?

導演和他的工作團隊甚至找到了當年劊子手的資料，他的家族從事這個行當已經八代之久。絞死朔爾兄妹，是這個人祖上傳下來的手藝。他從來不管絞死的是誰。對他來說，被誰雇傭都一樣，但是他記得自己一生中將3000人執行了絞刑。他像是完全沒有遇到過像朔爾兄妹和他們的伙伴那樣的人一樣，在死亡面前表現得那樣自信從容、富有勇氣。

根扎在良知與真相之中

什么能夠使得這個無人性的系統，產生一些斷裂？在它密不透風的鐵桶內部，產生一些縫隙？

良知與真相。

針對摩爾用“法律”作為尺子來衡量人們的說法，索菲反駁道，他手中玩弄的“法律”，“用重刑、監獄和死亡，懲罰自由發表言論的人們”，并沒有帶來良好的秩序。摩爾背書似地說：“如果不遵守法律，那么又該遵守什么呢？要遵守法律，不管誰頒布的?！?

索菲回答：“那就要看您的良心了”。審訊官倒吸了一口涼氣，困惑地看著她，仿佛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詞?！胺煽梢愿淖?，良心卻不會”。索菲清晰地說道：“為了我的良心?！?

這就是那個著名的討論了。聲稱自己是根據當時的“法律”和“規定”行事，是大多數參與到納粹暴行的德國人事后的解釋。但是這種法律，卻公然將成千上萬無辜的人們送進集中營的毒氣室，這在軍事上也不成立。而這樣一種野蠻的秩序何以能夠運行？靠的是剝奪人們的思想表達自由，任何人不能發出異議，哪怕這違反了人們心中基本的常識，違反了人類最基本的倫理底線——“勿要殺人”。

比起“勿要殺人”，表達自由當然是第二位的。但是當殺人的秩序建立，能夠對這種秩序進行批評，表達自由就成了第一位的，必不可少的，否則這個秩序無法獲得糾錯能力。

索菲姑娘早些時候也參加過德國少女聯盟，天真地認為希特勒會給人們帶來面包和幸福。從前線歸來的哥哥，帶回了300萬波蘭猶太人被關被殺的真相：“我們的報道從來不會有，所有像我們這么大年紀的猶太人都關在集中營里”。而在故鄉烏爾姆，有一位猶太教師，被抓到沖鋒隊前，所有人都要在他面前走過并吐上口水，當晚他就消失了，就像在1941年在慕尼黑消失的是上千人一樣。索菲母親的朋友還對她講過納粹將殘障兒童送上卡車集體屠殺的事情。其他的孩子問，“車子開往什么地方？”護士回答說，“車子開往天堂?！比缓笥嘞碌暮⒆觽兂枰采狭似?。對于摩爾認為 “這些人是毫無意義的人生”的說辭，索菲一字一句地說道：“沒有人知道，精神病人的靈魂是如何的。沒有人知道，那種內在的、精神上的成熟，是可以脫離肉體的。每個生命都是有價值的?！?

對于納粹這樣一個高度極權、高度鎮壓的政權來說，除非有外力的作用，比如戰爭，否則很難有力量使得它改變，指望它本身自我糾錯是不可能的。而在沒有外力的情況下，除非有一場“內部革命”，即人們開始聽從自己內部的聲音，開始尋找自己的良知、道德心，同時克服在那種極端情景下造成的恐懼、虛無和冷漠，自己動手解除加在自己身上的符咒，才是解放的第一步。

哥哥漢斯在傳單中這樣寫道：“我們不會沉默，我們是你們泯滅的良知?！?

根扎在利益和欺騙當中

不要以為摩爾這樣的人，真的是在一絲不茍地執行法律，兢兢業業做一枚螺絲釘，如同他自己所聲稱的那樣。在索菲面前，摩爾攜帶的“系統的面具”不斷滑落，露出了他的個人面貌。在他聽起來是無懈可擊的勸說中，人們明顯聽得見另一種異樣的聲音，那就是他這種人自己的個人利益。

摩爾聲稱自己來自德國西部的普法爾茨省，本來在農村當一名警察，“如果沒有（希特勒）發動的這場運動，我還在農村當警察?！卑愄卦浿赋?，希特勒的運動門檻不高，一旦它需要忠誠，便需要將一些毫無信念的人們拉進來。他們往往是一些心懷怨恨的人們。

索菲的父親在地方上擔任市長，因為說過希特勒 “是上帝對于德國民族的懲罰”而被關押六個月，撤銷公職。這本來是一個衣食無憂的家庭。因而在摩爾看來，這個家庭和索菲應該感謝希特勒，感謝現有的一切，而不是反對他。

摩爾的怨恨將他的世界變得傾斜，同時又反過來促使他接受一個傾斜的世界?！澳阆碛刑貦?，你和你的親戚無恥地利用了這個。你在戰爭期間用我們的錢去上大學……而我只學會了屠殺”。這聽上去與任何信念或意識形態毫無關系了。雖然摩爾從來也不準備作為個人站到系統前面來，但是他克制不住地泄露了他自己的生存，他生活的根基和秘密，他曾經遭受的鄙視，讓他學會了鄙視他人?！澳銈兣c我們這些你們鄙視的人，一樣領糧票，你們無論如何都要過得比我們好。你完全沒有必要說這些，可是你還要說?！?

從個人過日子安逸舒適的角度來看，索菲的確沒有必要冒這么大的風險。索菲的舉動、構成索菲的動力和精神世界的那些元素，統統在這個叫做摩爾的人理解范圍之外，他從來不曾聽說過它們，也沒有看到過一個人那樣行事和做人：“我不理解，以你的才能，卻不去考慮也感覺不到國家社會主義”；“為什么像你這樣的年輕人，會冒險有這樣的想法？”“你必須適應一個新時代的來臨?！?

所有這些說法，已經拋卻了抽象體系及其價值，而是拿“個人”作為釣餌，更像是兩個“個人”之間的談話。至此，不僅索菲與摩爾的語言處于分裂狀態，摩爾本身的語言也在一分為二：一方面是他所說的“法律”，是那個龐大的“無人身的系統”，不允許攜帶任何個人色彩；但是另一方面，支撐著這部機器的，卻是各種各樣個人原因、個人動機、個人的利害得失及個人恐懼，是他們這些人在這個系統當中得到的個人好處，沒有好處他們是不干的。

問題還在于，所有這些個人因素，都被那個龐大的機器藏在里面，從外面看起來仿佛這里沒有個人，是機器本身在運轉，誰都得聽命于系統的指令，但是實際上，這個系統恰恰是許多人的個人利益堆起來的，是這些人在系統中尋找他們自己的寶藏，他們運用系統保護自己的利益，同時將自己的利益說成是全民的利益。

在隱蔽的個人利益的驅使下，摩爾審訊官寧愿選擇性失明。他稱索菲所說的“不是現實”，那些失蹤的猶太人，“是他們自己選擇離開的”，這是他從自己的位置希望看到的。他將所有那些不能支持自己行為的信息，自動排除和過濾了。只有這樣認為，他才能心安理得。那位在最后的審判中咆哮的法官，哥哥漢斯指出，他從來沒有到過前線。言下之意是構成他判斷的基礎僅僅是后方的宣傳，因而是不成立的。

在索菲與摩爾之間，到底是誰在替他們的民族著想，更是一目了然。摩爾從他自己的現狀出發，決定賭上一把，他把“希望”寄托在希特勒戰爭的勝利上面：“如果我們贏得了最后的勝利，你就可以過自由的生活。到時候你怎么說？”

索菲反問道：“你相信戰爭的勝利？難道我們想成為全世界憎恨并永遠排斥的民族嗎？”索菲和她的哥哥、他們的同伴以其勇氣、洞察力、良心和超乎常規的行為而進入了歷史，為后人所傳誦；而審訊官摩爾和他的同事，也以他們自己的方式，與英雄們一道進入“歷史”，這是千真萬確的。

這些審訊官、法官們是否曾經有那么一些時刻，面臨著這種選擇：如果不得不與審判對象一道進入歷史，那么他們可以選擇自己更加能夠接受的方式？尤其是自己的后人看起來更加能夠接受的方式？

崔衛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wp995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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