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方之痛（下）

一

1979年，孫冶方住進協和醫院，年底動了一個大手術，醫生用了將近5個小時的時間，從肝區割下一個用四寸盤子剛好裝滿的大瘤子。孫冶方虛弱已極，健康狀況十分不樂觀。他當時唯一的愿望是，把那本醞釀了十多年的《社會主義經濟論》寫出來。

他向中科院經濟所提出申請，點名幾個熟悉他的理論的學者來協助他。很快，經濟所派出了一個七人寫作小組，由吳敬璉和張卓元負責，完成這個重要的任務。他們在協和醫院附近的北京飯店租了一個兩居室的房子，每天到病房與孫冶方對談，進行錄音和記錄。吳敬璉回憶說，那些日子，孫冶方的病房成了“思想搶救室”，每次他們去的時候，一到門口就能聽到貝多芬交響曲的聲音，那種洋溢著樂觀和不屈服意志的旋律是孫老最喜歡的。

鄧加榮在《孫冶方傳》中記載孫冶方的忘我工作狀態：“上午下午，朝朝暮暮，不斷地有人來談，不斷地有人送來初稿，他則今天準備口述材料，明天閱改已經記錄整理出來的初稿，超常地勞作，超常地運轉在推理和斷言之間，讓神思和心血如同一盞膏油將盡的孤燈吱吱發響地煎熬著燈芯……除夕夜晚，盡管已經發現小腿浮腫和心口陣痛，他還是沒有休息，上午做過腸胃造影后又俯到案上在修改 《價值和價值規律》一章的提綱。春節只休息兩天，在大年初三那天，他又重新拿起筆來……”

過了一個冬春，寫作組整理出了15萬字的大綱，一共有20多章。

接著，孫冶方出院。再接著，工作陷入難堪的泥潭。

陷入泥潭的原因是，從孫冶方到寫作組都發現了孫式理論的矛盾點。

從1950年代中期開始，中國經濟學界就有越來越多的人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狀況感到不滿，開始尋求建立新的理論體系，在這方面，孫冶方的勇氣和成就無疑是最大的。

對孫氏理論，吳敬璉做過深入的研究。他的政治經濟學體系與傳統體系到底有怎樣的根本區別，當時論者有兩個觀點，一是他所倡導的 “過程論”，也就是從生產過程的分析開始，進入到流通過程，再到總過程的論述方法；二是他的整套以“價值規律”為核心的理論闡述，孫冶方第一次把價值提高到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范疇的地位。不過，吳敬璉有自己的理解，他認為孫冶方理論體系與傳統理論體系的分歧，根源在于二者對社會主義社會經濟關系的認識有著巨大的差別。

傳統的經典理論把整個社會看成一個由中央行政機關統一指揮的大工廠，由此產生了否認企業在經濟上的獨立性、否定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律作用的做法，滋生了損害作為社會經濟細胞的企業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等弊端。

孫冶方則從一開始就抓住了舊體制的這一核心問題，試圖以呼喚“價值規律”的方式重建新的理論體系，他想要建立的是一個以資金量的簡單再生產為界限、“大權獨攬，小權分散”的經濟體制。根據他的設計，企業不再是社會這個大工廠里的只具有技術獨立性的車間，而成為具有經濟上的相對獨立性的經營主體，“由于相互間進行交換的千千萬萬個企業都是獨立核算的企業，所以它們的產品交換，必須是等價交換”，由這里出發，伴隨著生產過程、流通過程、總過程的進行，價值概念由抽象到具體、由簡單到復雜地展開，最后回到一個“具有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這便構成了孫冶方的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體系。

按孫冶方的以上設想，要寫出一部結構嚴密、邏輯一貫的《社會主義經濟論》似乎沒有太大的理論上的困難?？墒?，在事實上，它卻怎么也走不通。早在1960年10月，孫冶方就打算按《資本論》的程式編寫這部教科書，他組織了一個近40人的寫作班子，攻關兩年，竟無功而返。隨后他被批判入獄，在牢中面壁七載，日日苦思，默寫85遍腹稿，自以為已打通任督，可瓜熟蒂落，但是卻沒有想到還是拓進艱難。

這種致命的痛苦對于孫冶方來說，甚至大于軀體的病痛。他本人對此有過真切的描述，他說，以前在民主革命時期（1956年之前），自己寫文章經常是思如泉涌，一揮而就，甚至是站在排字房的門口，寫一頁，排字工人排一頁，而社會主義改造以后，寫文章變得難得很，有時候一篇文章要寫幾個月，怎么也想不出來。

二

孫氏理論存在巨大的、難以自圓其說的內在矛盾，突出地表現在他的“商品－價值觀”上。

孫冶方提出要用等價交換原則去處理和調節生產單位之間、地區之間的關系，“把價值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可是“價值”概念只適用于存在有商品交換、有商品生產的社會形態。要想分析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價值范疇，就得分析社會主義條件下的商品關系，而承認社會主義條件下存在商品關系，又與馬克思以來的經典理論徹底對立。于是，巨大的矛盾就出現在了孫冶方的理論體系里，他一方面反對“自然經濟論”，主張“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另一方面又“反對商品經濟論”，反對市場調節。

吳敬璉在 《論孫冶方的經濟理論體系》一文中，描述了孫冶方的痛苦與徘徊——一方面，他作為一個長期從事經濟領導工作、具有強烈的現實感，對現實經濟生活有較深入了解的經濟學家，痛切地感到，按傳統理論組織的經濟不可能順暢地運行，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會帶來一系列矛盾，并造成極大的社會浪費，因此決心創造一套新的理論體系；另一方面，他作為自青年時代就接受蘇聯傳統理論教育的理論工作者，不能完全擺脫傳統觀念的束縛，表現了理論上的某種不徹底性·……他一方面大聲疾呼，經濟體制的設計必須順應客觀經濟規律，另一方面力求論證這些做法不僅不與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在公有制條件下商品貨幣關系將要消亡的論斷相矛盾，而且是與之完全吻合的。

為了達成這種“吻合”，孫冶方甚至提出了“兩種價值”的理論，所謂“第一號價值”是商品價值、市場價值或交換價值，它反映具有不同經濟利益的主體間的關系，只存在于商品經濟中，“第二號價值”是廣義價值或產品價值，它是生產一定使用價值的社會平均必要勞動消耗，它只是計算的工具，這種計算的目的在于使所有的企業都來節約社會勞動，它不需要通過市場的價格波動來起作用，也不反映不同的利益主體之間的關系。從表面上看，這個理論解決了有價值卻沒有商品的邏輯矛盾，可是，它無法解決實際存在于兩種模式之間的矛盾。

孫冶方一度對自己的“兩種價值”理論很是滿意，認為是個“利器”，可是一接觸實際問題，矛盾就暴露得十分明顯，不得不一再地進行修正，最終，兩種價值的劃分變得十分模糊和無法確定。譬如有一次，他們討論產品調撥問題，從東北向華東調撥糧食或石油，由于東北基地的價格低，所以存在吃虧的現象，其問題的癥結在于不同地區和企業之間的經濟利益，那么，這其間的價值關系，是“第一號價值”還是“第二號價值”？誰也說不清楚。

孫冶方的理論體系存在著眾多類似的矛盾點。再譬如，他非常重視流通問題，然而，所謂流通是指以貨幣為媒介的商品交換，孫冶方卻堅持一個理論前提，即社會主義經濟里既沒有商品，又沒有貨幣，他說：“我們必須把流通同商品脫鉤，離開商品來尋找交換和流通的必要性?！边@樣一來，理論又跑進了一條死胡同。

孫冶方的兩難，其實是理論前提上的兩難，《社會主義經濟論》的創作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三

時間很快到了1982年，2月間，孫冶方因肝癌擴散再度住院，眼看來日無多，他提出加快創作的進度。7月，他帶著寫作組一行人前往青島，住進一家海軍療養院“閉關”寫作。在渤海灣之濱，日升月落之間，伴隨著海浪拍打礁石的聲音和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他們一遍接一遍地推演討論，可是仍然寸功難奪。

青島之行是孫冶方為自己的理論建構所做的最后一次沖鋒，在此之后，他似乎已經意識到了任務的不可能實現。吳敬璉回憶說，孫冶方此后曾多次對他談及，對那一套計劃體制決不能修修補補，而必須推倒重來。1982年11月，他寫出一生的最后一篇文章《二十年翻兩番不僅有政治保證而且有技術經濟保證》，文中他對中國經濟的成長性表達了無比的樂觀，同時也沉重地指出，“必須對舊管理體制做出重大的根本改革?！?

一個月后的12月9日，他親筆寫下遺囑，“我死后，我的尸體交醫院做醫學解剖，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留骨灰，不開追悼會。但不反對經濟所的老同事，對我的經濟學觀點，舉行一次評論會或批判會，對于大家認為正確的觀點，希望廣為宣傳；但同時對于那些片面的以至錯誤的觀點，也希望不客氣地加以批判，以免貽誤社會?！?

在中國當代經濟史上，孫冶方是一個比顧準更大的悲劇。

如果說顧準是一個掙脫了鐐銬的受難者，晚年的孫冶方則是一個在鮮花叢中戴著腳鐐舞蹈的悲劇演員。顧準在離開這個冰冷世界的時候，盡管被徹底地遺忘和拋棄，但是他知道自己已經找到了正確的答案，他所遺憾的僅僅是不知道光明的一天何時到來，而他卻已等不到那一天?？墒菍τ趯O冶方而言，這位充滿了理想主義氣質的、無比聰慧、富有勇氣和正直的人，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才真正意識到自己為之傾注了所有心力和熱情的理論大廈竟然建立在一個錯誤的沙灘之上。人世間悲劇的慘烈，莫過于此。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 · 話語權背后的責任 　|　 2010-02-08
• · 1986：單項推進，還是整體配套 　|　 2010-02-01
• · 1984：為“商品經濟”翻案 　|　 2010-02-01
• · 吳敬璉：轉折年代與大突破 　|　 2010-02-01
• · 1986：單項推進，還是整體配套 　|　 2010-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