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方之痛（上）

一

1957年，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來了新所長，他是老資格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國家統計局副局長孫冶方(原名薛萼果，1908-1983)。這是一個1924年就入黨的老黨員，建國初期是上海市軍管會工業部副部長、部長。

孫冶方是一個有著豐富實踐經驗的理論家。1949年5月，被解放軍攻占的上海曾經陷入極度的經濟紊亂，市長陳毅及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陳云進行了鐵腕式的治理，孫冶方主管工業復興，在他們的攜手努力下，竟用半年時間就恢復了生產，穩定了物價，創造了讓國內外都很驚訝的“上海奇跡”。

在上海這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孫冶方還參與建成了中國的第一個計劃經濟運行體系。就是在這樣的實踐過程中，善于思考的他發現了這一制度的一些缺陷。1956年6月，孫冶方在《經濟研究》雜志上發表《把計劃和統計放在價值規律的基礎上》一文，破天荒地認為 “我們必須研究社會主義下面的商品生產問題”，提出了社會主義的生產也可以由市場規律自發調節的驚人觀點。

1958年，毛澤東提出“超英趕美”的口號，發動了“大躍進”，國民經濟因虛耗陷入空前的低迷，可怕的三年大饑荒時期（1959-1961）開始了，政治運動暫停，人們的思想再度開始活躍起來。1959年3月，毛澤東在一次講話中說，“價值法則是一個偉大的學?！?、“價值法則、等價交換，這是客觀規律、客觀法則，違反它，要碰得頭破血流?！睂O冶方等人為之大受鼓舞，認為反思的時刻到了。

4月，經濟研究所在上海的和平飯店主辦了一場“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討論會”，這是建國之后，第一次對價值規律問題進行理論上的研討，與會學者245位，幾乎囊括了當時中國所有重要的經濟學家，其中包括公認的四大學界領袖——經濟所所長孫冶方、國家計委副主任薛暮橋、中宣部科學處處長于光遠和翻譯 《資本論》的王亞南。學者們提交了54篇論文和23篇調查報告，大家討論的問題是：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關于人民公社自給性生產和商品性生產；關于社會主義制度下三種主要交換關系和價值規律的作用等等。

這次討論會在中國經濟思想史上有著破冰式的意義，但是對實際的工作卻沒有產生現實的推動，在餓死人事件頻頻發生的時刻，經濟學家們的坐而論道顯然“緩不救急”。

在上海會議后，孫冶方決心重寫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科書。他組織所內近40人開始在中央黨校編寫《社會主義經濟論》。這個寫作班子苦戰經年，反復研讀了馬恩列斯毛的所有著作，可是每個人的頭腦中都有一些解不開的結，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現實，從理論上無法自圓其說，致使寫作最終流產。

二

1964年，隨著國民經濟漸漸從三年大饑荒的低谷中恢復過來，在理論界出現一股重新認識價值規律的思潮，而它的發生中心就在中科院的經濟研究所。

開頭炮的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最高領導人之一張聞天 （1900-1976，曾用名“洛甫”），建國之后，他曾出任駐蘇聯大使，后被罷官，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當了一名 “特約研究員”。1964年2月，時年64歲的張聞天寫出 《試論社會主義商品貨幣關系和價值規律的新內容》一文，鮮明地提出了新價值規律——積極倡導在社會主義社會中搞自由競爭。

張聞天的文章顯然鼓勵了其他思考者。5月，時任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的薛暮橋寫了三篇關于價格問題的論文。顧準還專門寫作了 《糧價問題初探》一文，鼓吹提高糧價和煤價，降低人民幣對外匯率。此外，經濟所的年輕人楊堅白、張卓元及何建章等人，也紛紛發表論文，主張以資金利潤率作為評價社會主義經濟活動的標準,以生產價格為基礎定價。這些思想都聚焦于生產和流通領域的計劃性弊端，市場和價格的自由化成為焦點。

進入秋天，這股市場化的思潮受到了批判，極“左”理論家陳伯達（《紅旗》雜志總編輯）、康生（時任中央書記處書記）組織了多場座談會，對這些觀點進行清剿。在這一過程中，孫冶方被鎖定為最主要的批判對象，他是經濟所的所長，而自由化言論大多出自該所。在過去的幾年里，孫冶方不但保護了顧準、張聞天等人，還先后寫作了20多篇論文，論述計劃經濟與價值規律的關系，如《要用歷史觀點來認識社會主義社會的商品生產》、《論價值》、《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管理體制中的利潤指標》等等。1962年，孫冶方與陳伯達就一些經濟概念發生了書面爭執，孫認為，不應該在計劃供應與憑證供應之間畫等號，不要把集貿市場叫做“自由市場”。1963年底，孫冶方還在中科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會擴大會議上，專門作了一次關于利潤問題的演講。據劉國光的回憶，在演講前，有年輕學者勸孫冶方別講了，提醒他說，“你講利潤，人家會說是修正主義?，F在還是不講為好，風聲已經這么緊了?！睂O淡淡地答：“風聲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氣象學的?！?

雙方矛盾在《紅旗》雜志社組織的一場座談會上全面激化。

在這次會議上，楊堅白、張卓元撰寫的《生產價格論》等兩篇論文遭到點名批判，發言者的調子越唱越高，帽子越扣越大，氣氛十分緊張。孫冶方被點名務必參會，但沒有安排發言，這時，坐在一角的他實在按捺不住，站起來大聲說：“不要再批他們了，文章觀點是我的，我來承擔責任！我應戰，我喜歡赤膊上陣?！?

接著，孫冶方操著一口濃烈的蘇南口音論述自己的觀點，“許多國家，包括中國，從蘇聯承襲了一種觀點，這種觀點認為，價值規律與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對立的，相互排斥的，這種觀點幾乎已經形成了一種規范模式，嚴重束縛了人們對客觀經濟規律的認識和探索……”

有人當即質問：“請問，你宣揚的規律是什么？”

孫答：“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是第一條！”

會后，楊堅白與孫冶方一起出門，楊悄聲說，“這是批我嘛，你何必站起來報名呢？”孫說，“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文章觀點是我的，我來承擔責任?！?

10月，陳伯達和康生派出70人組成的工作隊進駐經濟所，以“張（聞天）、孫（冶方）反黨聯盟”的罪名對孫冶方進行批斗。孫冶方被批判的觀點主要有兩個，一是反對無產階級國家統一管理經濟，主張企業獨立自治；二是反對按社會需要調節生產，主張以利潤調節生產，因此，孫冶方的經濟觀點的實質就是 “使社會主義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是徹頭徹尾的修正主義理論”，他被判定是“中國最大的修正主義者”，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每天打掃廁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內被批判39場。

孫冶方因此成為建國后第一個被公開點名批斗的著名經濟學家。這個倔強的蘇南人卻不肯低頭認罪。他寫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檢查材料，進一步清晰地闡述自己的觀點，工作組對他的評價是，“抗拒黨和群眾對他的原則批評，態度十分驕橫”。1965年9月，他被下放到北京城郊的房山縣周口店公社大韓集大隊進行勞動改造。1968年4月，他被正式逮捕，在秦城監獄關押整整七年。

發生在1964年的這場大論戰，是改革開放前的最后一次 “回光返照”，此后13年，中國經濟理論界萬馬齊喑。

三

1975年4月10日，在秦城監獄坐了七年監牢的孫冶方突然被宣布“刑滿釋放”。他問監獄長，“當時為什么抓我？”答，“不知道。我們只管犯人，不管案情?！痹賳?，“今天為什么放我？”答，“不知道。我們不管緣由，只管執行命令?！?

孫冶方回到經濟研究所，剛一下車，他站在車門邊就對前來迎接他的人們說，“我是一不改志，二不改行，三不改變觀點?！碑敃r，中科院哲學社會學學部的領導仍是江青的親信遲群，孫卻毫不在意。上面讓他寫檢討反省材料，他揮筆道，“個人恩怨我從不計較，理論上的是非一定要弄清楚，符合真理的觀點一個也不放棄?！?

這時的孫冶方身體已經衰弱之極，反應遲鈍，行動遲緩，肝區和胃部都患有重疾，但他仍然埋首于研究，每天精心閱讀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試圖有所突破。他的俄文非常好，但是為了讀通原著，他甚至開始學習德文。

他內心最大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完成那部“流產”了的《社會主義經濟論》。他對吳敬璉說，關于這部書稿，他在秦城監獄里已經打了58遍腹稿。

1979年4月16日，“社會主義經濟中價值規律問題討論會”在江蘇無錫舉辦。

這是建國之后的第二次價值規律討論會。選擇這樣的時間和地點明顯帶有強烈的寓意性。就是在整整二十年前的1959年4月，中科院經濟研究所在上海的和平飯店主辦了一場 “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討論會”，此后歲月，不堪回首，當年所有的與會者都為此付出了慘重的代價。而江蘇無錫，又正是當年主事者孫冶方的家鄉，會議在這里舉辦，也算是對這位偉大思想家的一個致敬。

二十年前的重要參與者，除了已經去世的顧準和王亞南，再次重聚在一起。經歷了無窮的跌宕與磨難之后，人們重揀話題，感慨萬千。孫冶方時年71歲，已被確診患上了肝癌，自知來日無多，他的堂兄薛暮橋也是一個75歲的垂垂老者了。而當年坐在角落里充當筆記員的風華青年吳敬璉等人也都年近半百。

在開幕式上，為了鼓勵大家暢所欲言，時任國家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的薛暮橋講了“三不主義”：不抓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坐在一旁的孫冶方當即接下話頭，提出還要“五不怕”：不怕批斗、不怕罷官、不怕坐牢、不怕殺頭、不怕老婆離婚。接著他又說，不但要“五不怕”，最要緊的還有，要給被批判者以說話的機會。話音一落，全場掌聲雷動。

這次會議的與會人數多達400位，共遞交了兩萬多份學術論文和經濟資料。讓大家嘆息的是，二十年一瞬息，討論的命題似乎還是從原地出發——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

1978年11月底到1979年1月，孫冶方參加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學家考察團走訪了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與這兩個國家的經濟學家進行了數次交流。當時還發生了一個戲劇性的場景，在一次座談中，南斯拉夫的學者說，“我們的經濟改革有很多地方是從你們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那里學來的，是他的一些思路給了我們啟發?！边@時，帶團團長宦鄉指著在座的孫冶方說：“這就是孫冶方同志?！爆F場一陣驚喜，南斯拉夫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紛紛起身，同孫冶方握手，表達崇敬之情。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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