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講西方經濟學

一

家里的書架上擺著四冊 《國外經濟學講座》，綠皮，扉頁上寫著張純音老師贈，時間是1980年11月2日。張純音是社科院經濟所研究人員，顧準的好朋友，去世20多年了。這一切，都標識著已經久遠的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及西方經濟學在那個時刻的登堂入室。

這四本書，印得簡樸，注明“限國內發行”。但是，出書的目的和內容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歷史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筆。全部講座60次，覆蓋面極廣。以第一冊為例，有宏觀經濟分析、經濟政策目標分析、人力資本理論、消費經濟學、微觀經濟分析、西蒙等人的現代決策理論、經濟增長論、發展經濟學、哈羅德多馬模型、三十年代以來西方經濟學界關于計劃經濟問題的論戰等等。此時此刻開展國外經濟學講座，既不是突發奇想，也不是倉促上陣，它是在中國改革決策集團推動下實施的。他們顯然意識到，中國需要煥然一新的東西，需要新的理論方法，改變思維模式，開拓想象空間，而傳統政治經濟學無論是理論體系還是話語系統都不足以支撐中國的改革，沒法和世界對話。

1979年6月下旬，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集各部負責人和經濟理論工作者開會，要求大家結合起來，對我國經濟情況和政策，進行調查研究，并決定成立四個調研組，即經濟管理體制組、經濟結構組、技術引進和企業現代化組、經濟理論和方法組。這四個組的工作方向，已經被歷史證明是中國改革的四個基本領域。其中，負責經濟理論與方法組的是于光遠。

時任社科院副院長的于光遠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同時因為他的教育背景和涉及的領域，成為這個陣營中，最有條件與西方經濟學界人物溝通的人。就是他，推動著開辟了西方經濟學的課堂，也是思想解放的課堂。他的道理有意思， “沒有理由拒絕對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沒有理由拒絕吸收西方經濟學發展馬克思主義”，他還說： “偏愛可以，偏見不可?！?

這構成了改革開放伊始的交響曲：一面撥亂反正，反思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理論；一面開堂宣講，引進西方經濟理論。與此相呼應，1979年9月，許滌新、陳岱孫、胡代光等人發起成立 “中華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于光遠領導的理論方法組委托研究會舉辦國外經濟學講座。從而，使這件事有了官方背景的支持。

這是一個大舞臺、大契機。講座從1979年11月開始，每周一次，總共40多位老師講了一年半時間。誰是聽眾呢？聽眾有科研人員、有高校教師、學生，還有參與經濟改革的國家工作人員，從事政策研究的人，其中不乏能夠影響重大決策的馬克主義經濟學家。這是1949年以后，在中國第一次系統地介紹、傳播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既是為改革提供思想資源的學習班、培訓班，又是西方經濟學的掃盲班、普及班，也是思想解放運動的重要實踐。從此以后，中國經濟學家的話語系統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宏觀、微觀、供給、需求、市場、創新、均衡、投入產出、經濟預測、貨幣主義等等，成為人們交流的新概念和語言元素。不能設想，沒有這樣的元素，中國改革的觀念、模式怎么能夠建立起來。與此同時，社會再生產、兩大部類，綜合平衡等一系列與計劃體制和傳統經濟學相關的語匯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梢院敛豢鋸埖刂v，這是一場革命。

二

除了政府背景，開講西方經濟學還因為，中國本來就有一批訓練有素的教授。他們大體是在20世紀初葉到20年代出生的人，或前往西方、日本留學，或在中國受過嚴格的西方經濟學教育。其中一些人在1949年以前回到烽火連天的祖國。非常遺憾的是，他們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歷史，中國開始實行計劃經濟，西方經濟學不僅沒有用武之地，甚至成為批判對象，被打入冷宮。在漫長的歲月中，有些人去世了。而活到改革時代的一些人，也已經垂垂老矣。長者80歲，少者也60歲了。在這兒，我按捺不住地想把做講座的老師名字寫下來，不僅因為他們可敬可愛，也因為這樣的機會不多：

北京大學的陳岱孫 （1900-1997，哈佛博士）、羅志如 （1901-1991，哈佛博士）、陳振漢 （1912-2008，哈佛博士）、范家驤 （1924年生，北大畢業）、杜度 （1915-2000，中央大學研究院碩士，留學伊利諾斯大學）、胡代光 （1919年生，曾就讀于中央大學研究院）、厲以寧 （1930年生，北大畢業）；中央財經大學崔書香（1914-2005，哈佛碩士）；社科院經濟所朱紹文 （1915年生，東京帝國大學研究院畢業）；農業大學安希?（1916年生，留學華盛頓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陶大鏞 （1918生，畢業于中央大學經濟系）；中國人民大學高鴻業 （1921-2007，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士）；華中工學院張培剛 （哈佛博士）；武漢大學朱景堯 （留學威斯康辛大學）、譚崇臺 （1920年生，哈佛碩士）；上海師范大學陳彪如（1910-2003，哈佛碩士）；復旦大學吳斐丹 (1907—1981，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和東京帝國大學)；復旦大學宋承先 （1921—1999）南開大學滕維藻 （1917-2008，畢業于西南聯大）、易夢虹 （1916—1991，威斯康辛大學碩士）、錢榮堃 （1917-2003，倫敦經濟學院攻讀貨幣銀行學博士）；遼寧大學宋則行 （1917-2003，劍橋大學攻讀現代西方經濟理論博士）……

陣容多么龐大！幾乎網羅盡所有對國外經濟學學有所成的人物。講座之后，有些人從此走上歷史舞臺，有著多方面的影響力，比如厲以寧；更多人，守著講臺默默耕耘至死；也有不久之后就去世的，像講 “新古典綜合——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的吳斐丹。

中國原本有很好的西方經濟學基礎。早在1935年前后，一批經典經濟學著作被翻譯出版。1963-1965年，又有一次西方經濟學名著翻譯出版高峰。很多熱愛經濟學的青年至今能數出在私底下讀過的漢譯名著。北京、武漢、上海、天津都是西方經濟學的重鎮。有80年代的研究生們議論中的北京的兩個高手：北大杜度和人大高鴻業。高鴻業1980年所譯薩繆爾森 《經濟學》第10版影響了幾代人的經濟學思維和道路。無數人享受過高鴻業先生優雅的譯筆，只可惜這樣的翻譯已成絕響。直到80多歲，高鴻業每個月還要從西三旗的家去一趟國家圖書館， “要不總覺得少點什么。就去外文新書閱覽室看看有什么新書沒有，看看新到的雜志上有什么新的動向，多了解一些情況，到時候學生有問題，我好歹可以跟他們說”。他還說過： “我能干活的時候沒有機會，有機會能做點事情的時候又老了?！倍崭啉櫂I說起來： “杜度可比我懂得多多了。杜度不寫文章，可是問什么他都懂，可能是懂得多了，覺得都沒必要寫了?！甭牰畔壬牟┦可v過，他們的導師對西方經濟學整體把握拿捏得多么好，又見樹木又見森林。幸遇改革開放，給了這些步入老年的教授最后一次機會，我們為中國歷史慶幸，為他們慶幸。據說，武漢大學在1980年代所擁有的海歸比后來清華經濟管理學院的還多。前者接受經濟學訓練時的年輕、純正，國學功底、道德風度以及家國情懷，恐怕是后人很難超越的。

“西方經濟學”這個名稱早已被 “現代經濟學”取代了。而在1980年代，所謂西方，不以地理論，以階級論。馬克思是西方人， 《資本論》和政治經濟學不屬于 “西方經濟學”； “西方”，特指資產階級?！拔鞣浇洕鷮W”的前身是 “資產階級經濟學”。聽過這樣一個傳說：當初人大、北大和清華的幾位教授在一塊 “取名字”時，怕取不好影響學科發展，想來想去琢磨出來這么一個折中的名字，避免了 “資產階級”的標簽。

三

西方經濟學的喜劇登場掩不住它曾經的悲劇命運。1957年，不能不記。這年5、6月，響應 “大鳴大放”的號召，北大經濟系教授陳振漢兩次邀請同系教授徐毓鰓、羅志如和中科院經濟所副所長巫寶三、郵電部副部長谷春帆、中國人民銀行干校副校長寧嘉風聚會，談經濟學現狀及發展，起草了 《我們對于當前經濟科學工作的一些意見》。這成為經濟學界反右派斗爭的一件大事。 《經濟研究》1957年第5期的 《經濟學界反右派斗爭專輯》，集中批判陳振漢，罪狀之一就是 “企圖恢復資產階級經濟學”。因為 《意見書》說： “我們主張：對待資產階級經濟學，應該本著知己知彼、百戰百勝的精神，先徹底研究后，考慮是否可以批判地加以吸收利用的問題，而不是預先存著一無可取的想法，對之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態度”。它被說成是 “經濟學六教授”向黨進攻的罪證，陳振漢被打成大右派，在經濟系資料室從事翻譯和資料整理工作。1955年畢業于北大經濟系的厲以寧也在經濟系資料室工作，得緣和陳振漢交流，系統閱讀了西方經濟學著作和國外經濟學期刊，翻譯經濟史著作。在胡代光教授支持下，厲以寧辦過一份內部油印刊物 《國外經濟學動態》，出了30多期。這些儲備，為他最終實現老師們 《意見書》的主張而埋下了伏筆。

1960年代，毛澤東提出要開一些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課程，北大經濟系決定開設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批判。羅志如為高年級學生主講這門課，并指導這個方向的研究。中宣部還組織編寫 《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五冊，分別是凱恩斯主義、壟斷經濟學、福利經濟學、經濟計量學和人民資本主義，由樊弘、高鴻業、嚴仁賡、羅志如、巫寶三、孫世錚、胡代光編著，商務出版社只出了四冊， “文革”一來便中斷了。

1978年北京大學經濟系招收“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批判”專業研究生。顧名思義，似乎是要培養批判西方經濟學的后備力量。35歲的梁小民就是從東北林區考來的研究生。杜度、胡代光、范家驤、厲以寧幾位老師講課時并不以批判為主線，而是讓學生了解西方經濟學。陳岱孫為77級本科生和78級研究生講授經濟學說史，是他最后一次上大課。厲以寧在給本科生講過一個學年大課后，便由1981年畢業留校的梁小民接任了。在那個連稱薩繆爾森為著名經濟學家都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罪狀的年代，梁小民因為堅持只介紹不批判，而受到指責。

打破僵局的還是陳岱孫。他在1983年 《北京大學學報》 (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期上發表 《現代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和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指出： “現代西方經濟學作為一個整個體系，不能成為我們國民經濟發展的指導理論?！谌舾删唧w經濟問題的分析方面，它確有可供我們參考，借鑒之處”。 《人民日報》1983年11月16日加編者按轉載，肯定了陳岱孫的基本觀點，使西方經濟學有了一個合法的生存空間。

四

以那場轟轟烈烈的大講座開頭，緊接著一個一個行動引發了重大的變化和影響。

西方經濟學成為中國經濟學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從此開始。最初脫穎而出的人物就是厲以寧。1980年，厲以寧在北大第一次開講西方經濟學大課，78、79級一塊兒上。如今社科院世經所所長張宇燕和北大經濟學院教授王躍生都是世經79級學生。張宇燕說： “剛學完政治經濟學，一聽，它的邏輯、概念非常清晰，耳目一新?！蹦菢拥氖r，至今回想起來也是美景。階梯教室的講臺、窗臺、過道上都坐滿了人，外系同學也來聽，提前占座。沒有教科書，記筆記。王躍生說其實他口才不屬于特別好的，略微口吃，可就是吸引人，有思想，有技巧。而厲以寧做起講座來，就更轟動了。他的講課內容，后來整理成 《現代西方經濟學概論》，于1983年出版。前后幾年，他還出版了： 《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張培剛、厲以寧著，1980）； 《資產階級經濟學主要流派》 （胡光代、厲以寧主編，1982）； 《簡明西方經濟學》 （厲以寧著，1985）張培剛、《微觀宏觀經濟學的產生和發展》（厲以寧著，1986）。1987年，世界銀行向教委建議修改大學的經濟學課程，后來被采納，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成為財經類專業的必修課。

中國進入了一個與西方經濟學全面交流的新時代。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弗里德曼受邀來華，在京做了三場講演： 《貨幣和通貨膨脹》、 《八十年代的西方世界》和 《市場機制在計劃經濟中的運用》，社科院副院長宦鄉、許滌新和陳岱孫都參加了。同年夏天在頤和園舉辦的數量經濟學講習班，由克萊因 （1920年生，198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率領7位美國教授授課。其中的普林斯頓大學鄒至莊 （1929生）教授此后又多次回國，從1984年開始和教委合辦暑期教學班；1985年發起“福特培訓班”，出版 《中國經濟》，安排赴美留學生。世界銀行也在1986年與中央財金學院合開國民經濟管理講學班，培訓政府官員。198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托賓等人應邀參加巴山輪會，討論中國宏觀經濟問題和改革的目標模式。中國人熱情而又審慎地聽取、學習、采納，建立新的理論框架和邏輯。

從一開始，西方經濟學的本土化就是一個課題。陳岱孫說： “既要反對盲目批判、一概排斥的態度，又要反對盲目迷信、機械照搬的作法?！蹦切┲矣趯W問、忠于教書的教授，將西方經濟學從書齋、課堂推廣出去，再被有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素養的學者接過來，換一種語言表述，使之本土化，國產化，對政策產生影響。像薛暮橋、馬洪這一批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以開放的態度，面對撲面而來的潮流，加入支持的行列。受蘇聯模式經濟學訓練的中青年，則是補課、刻苦學習現代經濟學，實現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實現把現代經濟學和改革實踐融匯貫通的轉換，進入改革前沿。

弗里德曼在回憶錄中記錄了他1980年來華時的一個觀察： （主要官員） “幾乎沒有讀過中文與俄文之外的著作，也沒有去過任何西方國家?！瓕κ袌龌蛸Y本主義體制的運作令人難以置信的無知?！蔽┢淙绱?，才凸顯了中國高層的卓識遠見。這需要了不起的智慧和開拓精神！不過弗老忘記了邀請他的錢俊瑞 （1908—1985）就是社科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相比與蘇聯轉軌，中國因為有香港、澳門、臺灣，因為受西方教育的人還有少量留存，成為一個優越條件?，F代經濟學，為中國經濟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如果不是在改革最初時刻那樣大張旗鼓，中國還會在僵化的思想體系中耽擱更久，而改革開放，也全然沒有思維的基礎和與外部世界交流的符號。

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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