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革命者的反思

贊同著名作家王蒙先生的評定，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新先生的回憶錄 《流逝的歲月》（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最重要、最大的特點，就是“迂直”。真沒有想到，李新竟是王蒙遇到的第一位共產黨員。王蒙在作為本書序言的 “懷念我遇到的第一位共產黨員李新同志”中回憶說，那是1946年，他剛剛11歲，李新隨葉劍英元帥到北平參加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的工作，因與王父是好友來到王家。李新的談話，對年幼的王蒙竟產生深刻影響，所以王蒙在自傳《半生多事》中相當詳細地寫了這一段。王蒙寫道，就在聽李談話前，他恰恰聽到國民黨北平市某局長的廣播講話，滿口空話套話陳詞濫調，與李的言談成為鮮明的對比，因此：“我體會到一個政黨的前景，從它的文風上已經可以看出端倪。我還說，一個政權的衰落是從語文的腐爛上開始的，可見我印象之深?！贝搜圆惶?，因為王蒙是“懂政治”的大作家，曾經官至文化部長，對政治、文字皆有特殊的敏感。讀到影響自己人生道路的長者的回憶，王蒙感嘆道：“此次有機會讀到他的自傳的一部分，真是令人感慨。他在書的開始所講的關于寫真話的想法，關于拍馬式的史料的抨擊，還有他的詩，也令人感到他的一身正氣，甚至是迂直的書生氣?！?

李新先生曾長期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所長，雖然上世紀80年代中期我到近代史所工作時他已升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但由于他主持的兩項主要研究任務仍由近代史所承擔，因此多有具體指點，更由于他長期在此工作，因此影響或曰“遺風”仍“大大的”，時不時就會聽說有關他的許多“言行”，在幾次會議上也聽過他的發言。他回憶錄中提到的一些人是我的師輩，一些事早有所耳聞，所以讀他的回憶錄自然感到親切，但更感格外深刻。深刻，因為他既是經歷過革命的火與血洗禮、考驗和以后歷次“運動”的“老革命”，又是一位治學嚴謹的史學家，是中共黨史、民國史研究的老前輩、大專家。這種經歷，使他的回憶錄自然不同尋常。正如著名史學家也是這部回憶錄的整理者陳鐵健先生所說，這本回憶錄“是革命者的反思，是歷史家的批判，是學問家的質疑，是文化人的啟蒙”。

一

與許多青年知識分子一樣，李新是由積極參加“一二·九”愛國學生運動走上革命道路的。在戰爭年代，他做過地方工作（縣委書記）、軍隊工作（縣圍城司令部政委）、組織工作（組織科長）、青年工作（青委負責人）……所以他的回憶多方位地反映了戰爭年代各個 “方面”、尤其是基層情況。與其他“老革命”的回憶一樣，對那一段烽火歲月他也滿懷激情地頌揚、懷念，然而，在激情中卻又有史學家的冷靜與客觀，比許多同類“回憶錄”更多了些理性的反思。

雖然現在關于當年“審干”的回憶已有不少，但他回憶的種種細節，還是令人意想不到?！罢L”、“審干”開始時，他已離開延安，來到晉冀魯豫根據地，在中共北方局任組織科長?！皩徃伞遍_始不久，一位敵工科長就在巨大壓力下自殺，但第二天就開大會，“組織上”宣布他是“以自殺來威脅黨”、“是自絕于黨、自絕于人民，是對黨、對人民的背叛”。一天下午，緊急集合的號聲吹響，傳來命令，不用打背包、跑步到村后漳河邊集合。到河邊后他才發現，只有男同志沒有女同志，正納悶時又被命令脫衣下水。到水中后，只見負責“審干”的幾個人逐一搜查每人的衣褲，仔細查看里面的各種東西?；氐剿奚岷?，發現每人的背包已被徹底搜查，大多數人的信件都被拿走，其他文字東西更是全被收走，片紙不留。原來，所有女同志都在宿舍被搜查。但搜查女同志的具體情況當時他并不知道，只到二十多年后的1960年代初，他遇到一位當時參與搜查、此時已任某省組織部長的老戰友時，才得知詳情，他寫道：“提起1943年整風審干時搜查女同志的情況，真是駭人聽聞，無法形諸筆墨?！倍钚碌靡孕颐?，不僅因北方局機關“審干”的負責人是他在延安時的老上級、力保他“過關”，更有偶然因素。與他在四川一同搞“學運”、同時入黨、一起奔赴延安的一位老朋友，在延安“整風”時被逼“坦白”說自己加入的不是共產黨而是復興社，同時 “招供”說李新加入的也是復興社。幸虧戰爭期間，交通不便，這個材料沒有寄到前線（中共北方局），而是裝在他的“延安檔案”中，否則在所難逃。直到1960年因工作調動，中組部才從他的檔案中發現這份材料，此時真相早已大白，自然將這份材料抽出銷毀。

他沉重地寫道：“后來，由于沒有認真總結這次審干的經驗，所以新中國成立以后發生的 ‘文化大革命’，情況比審干時不知嚴重多少倍！”細致回首這一頁，不是為了追究某些個人的責任，更不是為了“獵奇”，而是為了嚴肅認真的反思，汲取歷史的經驗。

就在共產黨要奪取全面勝利、執掌國家大權的時候，李新卻出人意外地主動要求脫離權力頗大的“實際部門”，而到權力小得多的“教育口”工作，參加中國人民大學的籌備工作。他早年就想當老師因此考入“川東師范”，卻因參加救國救亡而中止學業，走上職業革命家道路?；蛟S，救亡、革命理想實現后，當老師、回到教育界對他而言是一償夙愿。后來，他又從人民大學調到近代史所工作，仍不脫離文化、學術界。

因他的資歷，無論是在人民大學還是近代史所，仍居“領導”之列。而這一階段，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理論、思想、學術、意識形態領域內的運動接連不斷，風急浪高，最后釀成暴風驟雨。作為領導，他對這些運動的了解自然較他人更深一層。

在反右運動中，他是中國人民大學的領導之一，但也險些被打成“右派”，多虧德高望重的吳玉章保護，才幸免于難，不僅幸免，而且還成為新聞系的反右運動指導人之一。在新聞系召開的北京新聞界座談會，系主任安崗在發言中“對我黨的新聞工作提出了尖刻的批評”，言辭非常激烈，已知“要收”最新“動向”的李新立即扯他的衣服，暗示他停止發言。但安崗正在興頭，根本不理會李的暗示，李新只得宣布暫時休會，私下狠批了安崗一番，將“正要變化”內情告安，再開會時，安才不再發言。接著安崗發言的是著名記者彭子岡，發言也非常激烈。后來，彭即因此被打成“右派”。李新悔痛地寫道：“彭子岡是彭華的姐姐，而彭華在抗戰時期，一直和我在青委系統共事。1946年，我在北平軍調執行部工作的時候，彭子岡和徐盈（彭的丈夫）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币恍顸h不利的消息，就是通過彭子岡登在《大公報》上的，使國民黨非常被動?！皬拇酥钡叫轮袊闪⒁院?，我們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友誼，而這次座談會竟使她被劃成了右派。這次，我客觀上保護了安崗，為什么不能保護她呢？倘若能事前給她打個招呼，不是就可以使她免遭大難嗎？我為什么沒有那樣做呢？真是太不夠朋友了！對此，我一生引以為憾，始終感到內疚?！边@種反省與自責，并不多見。

1959年，北大和人大組成了聯合調查組，激情滿懷地想調查人民公社、大躍進的“優越性”。負責調查的領導人鄒魯風是“一二·九”的老革命、剛從人民大學調到北京大學當副校長，“大躍進”開始時他興奮異常、幾近狂熱，曾提出把首鋼和四季青人民公社劃歸人民大學，并實行“供給制”。調查組在河北、河南各選一個點，哪知實地一看，才知情況與原來設想正相反，非常嚴重，老師、同學大吃一驚：“什么‘高產’、‘放衛星’，每畝地產糧幾千斤、幾萬斤以至幾十萬斤，都是胡說八道。實際是基層干部把農民當作奴隸，把他們像軍隊那樣編成班、排、連、營，男女分開，不許同居，把每家的鍋都打碎，拿去煉鋼鐵，然后由公社辦食堂，全村在一起吃大鍋飯，農民干活不出力，吃飯卻拼命?！辈痪?，農民只能喝稀湯，他們在河南聽到流行民謠：“一進食堂門（兒），稀飯一大盆（兒），盆里有個碗（兒），碗里有個人（兒）?！眳⒓诱{查的一位哲學教師憂心忡忡，含淚偷偷對李新說，不久可能會發生大饑荒，會餓死人。情況果然被這位老師不幸言中……

面對此情此景，曾經最為狂熱的老革命鄒魯風冷靜下來，他以調查材料為基礎，舍棄一些最嚴重、最惡劣的典型材料，寫了一系列基本實事求是的報告。上級有關部門非常重視他的報告，準備“糾左”。不想廬山會議上最高層要“反右傾”，于是上級有關部門也反過來把考察團的這批材料作為攻擊大躍進、人民公社的“罪證”，把鄒魯風和調查團的主要成員都打成“右傾反黨分子”。

本來在了解到調查的真實情況后，北大、人大兩校的主要領導思想一致，都認為“大躍進”太“左”，應該適當糾正，應向上級報告實情?，F在全黨反右傾，這幾位主要領導人為推脫責任，便聯合起來，說鄒要調查組專挑人民公社的毛病，寫出許多“罪惡材料”。于是向鄒發動無情斗爭，鄒氣憤不過，最后服藥自殺。

對“大躍進”的前因后果及鄒魯風的遭遇，李新都有深刻的分析，恕筆者不在此細述。我只想多說一句，后來公開發表的“兩?！甭摵险{查報告卻是（當時也不能不是）堅決反擊“右傾”、大贊人民公社的頌歌。然而，一段時間以來，有學者正是以這類公開的報告、報道為 “文本依據”，對大躍進、人民公社進行所謂研究，進而對其大唱贊歌?！皻v史”究竟如何形成，這也是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

二

在戰爭年代，李新曾先后擔任過河南杞縣縣委書記和河北永年縣縣委書記。那個年代的縣委書記，不僅要管“行政”，還要管“軍事”。更重要的是，那正是中國廣大農村發生深刻變化的年代，是事關千千萬萬農民生死存亡的土地制度大變動的年代。在與敵人生死搏斗的同時，又要在農村“土改”，而且全國各地差異巨大，如果政策有大的失誤，后果不堪設想。

對“土改”，以往的黨史書中記載更多的是最高領導層在“土改”中的探索、分歧、爭論，“基層”只是上面政策的執行者。的確，土地關系的徹底變革，前無古人，必然會有種種“試錯”，而且隨著形勢的發展，高層政策往往會有大幅度調整，所有這些都使 “基層”在執行中有相當大的“裁量權”?？h委書記承擔著承上啟下、具體實施“土改”的重任，李新擔任兩縣的縣委書記期間正是轟轟烈烈的“土改”時期，他的回憶錄則詳細記述了基層干部在擁有較大“裁量權”的情況下，對上級政策的理解、貫徹和執行中的爭論。平級間的爭論，往往十分激烈，有時還拍桌子摔板凳，唇槍舌劍，互不相讓，甚至富于戲劇性。正是在爭論中，符合實際的政策得到更多人的贊同，而基層的情況又反饋到高層，對高層決策的形成和調整也起了重要作用。一些重大決策的形成，往往是這種高層與低層互動的結果，所以，基層如何向高層反映、匯報情況，對政策最終制定的正確與否，至關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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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改”確實事關重大，此書對這方面的回憶、分析尤細，占了相當篇幅，本文難以詳述。只想強調，這部分不僅具有“歷史”意義，而且具有“現實”意義，即工作方法、思維方式問題。所謂工作方法、思維方式，最重要的還是實事求是，真正深入群眾，尊重常識。這些，現在被視為老生常談，其實很難做到，對官員、對習慣于脫離實際的“理論思維”的學者來說，更難做到。因為有時看似“不合理”的東西，其實才是真正“合理”的。

由于永年縣離北京較近，他于1965年和1981年兩次回到永年。

1965年，他回到當年由他建立支部的永年施莊。他寫道：“經過50年代的‘大躍進’和60年代的‘四清’，和全國一樣，永年元氣大傷。我到施莊一看，比40年代戰爭期間還要窮困。施莊支部是我在那里建立起來的，現在和大家相見，有如夢中，大家還是像當年那樣親切?！庇捎谒钱斈耆藗兪煜さ摹袄习寺贰?，農民才告訴他一些“秘密”，當然，還是要他再三保證決不“泄密”。永年產優質棉，當晚有人給他送來棉被，仍像從前一樣，他對支書夸說還和從前的被子一樣好，哪知支書嘆口氣說：“怎么能和從前比，從前八路軍一個團進村，每個人兩條被也不成問題?，F在嘛，湊合著過吧?！彪S后人們你一句我一句說開了，他才知道，每人每年只分一斤半棉花，當時農民無錢買布，這一斤半棉花連織布穿衣都不夠。農民自然意見很大：“我們冬天還蓋不蓋被子呢？”村領導只能鉆政策的空子：摘來的棉花必須上交國家，掉在地上的棉花農民可以拾回家。于是村領導決定讓婦女和小孩先去“拾棉花”，但每人不能超過10斤。這樣，村民總算湊合著冬天有被子蓋了。當時農民每人每年分不到2斤油，油籽打出的油幾乎全要上交“國家”，于是村領導便故意不把油籽打干凈，等交公之后，再打干凈，然后就按人口分給大家?！爱斎?，這個數量也不能很大，比起公社化以前差遠了，但每人平均2斤油是不成問題的?！?

如按當時的理論，農民的行為顯然“不合理”；但如果不受這套理論遮蔽，“不合常理”的恰是那套理論，農民的行為恰恰“合情合理”。因此，李新信守了諾言，沒有向他所熟悉、正在當地“蹲點”的領導們告發農民變相的“瞞產私分”。

1981年，李新再次來到永年，當時農村正在推選家庭生產承包責任制，要分田到戶。但這時永年的農業生產已基本上機械化了，如果分田到戶必然要廢機械而重新畜耕乃至人耕，顯然是一種倒退。因此，縣委不同意上級分田到戶的指示，希望李新能向地委和省委反映他們的意見。李新當然支持改革，但決不“教條”，所以也認為縣委的看法有道理?；蛟S是出于習慣，他還是決定再到村里去，跟老農談談。沒想到，那些老農、其中一些還是老黨員卻都主張分田。李新問他們：“把田分了，就用不上機器了，怎么辦呢？”但老農卻回答說：“自己種，還能多得點；機器種，都歸了隊里，到頭來分不了多少東西?！?

原來，在“公社”體制下，盡管實行機器耕種，但農民得利不多，因為農民沒有自主權。所以他們寧愿分田到戶，哪怕用牲口乃至人力耕種也不在乎。農民的態度、意愿改變了李新的觀點，因此未向“上面”反映縣委意見。最后，永年也實行了家庭承包責任制?！皠偡痔镏蟮木跋?，看起來的確很滑稽，每戶的田，西一條，東一塊，有的用牲口耕，有的連牲口都用不上，索性用人拉犁耕”，“從機耕退到人耕，確實令人感到可笑，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卻高漲起來了”。由于有了生產自主權，農民收入、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為了能夠畜耕，不久就自動地相互換地，一家或幾家合買牲口。事實說明，最重要的是農民的“自主權”。生活的“邏輯”與書本的“邏輯”，有時確實相差甚遠。

“老革命”和“史學家”的雙重身份，使李新先生意識到自己的責任：“因為我親身經歷過的一些歷史事實，都被一些大名鼎鼎的‘史學家’為了政治目的而把它歪曲了，我的良心使我感到有責任把它糾正過來，因此我必須寫回憶錄?！彼幕貞?，使歲月留痕，不致白白流逝。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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