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有禮的悲劇

一

1875年，日本明治維新不過7年時光，已經覬覦當時尚為中國“藩屬”的朝鮮。但此時日本畢竟力有不逮，還需與清政府打交道。這年年底，年僅28歲的日本駐華公使森有禮來到中國，與五十有二的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交涉朝鮮問題。席間，兩人就如何學習西方的一些問題展開一場著名的激烈舌戰。

李：“森大人到過西洋？”森：“自幼出外國周流，在英國學堂三年，環地球走過兩周?！崩睿骸爸形鲗W問如何？”森：“西國所學十分有用，中國學問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舊樣，已無用了?！崩睿骸叭毡疚鲗W有七分嗎？”森：“五分尚沒有?！崩睿骸叭毡疽鹿诙甲兞?，怎么說沒有五分？”森有禮則強調，日本現在還處于學習、模仿階段，還未像西方那樣能自己創造。

然后，兩人自然談起明治維新后日本的一系列改革，李鴻章表示自己對日本的改革很是佩服，但“獨有對貴國改革舊有服裝，模仿歐風一事感到不解”。對此，森有禮回答說，日本傳統和服過于寬大，“所以它能適應過去的情況，而于今日時勢之下，甚感不便”，服裝改革，使日本獲益不少。李鴻章反駁說：衣服舊制體現對祖先的追懷，“子孫應該珍重，萬世保存才是”。森有禮回答：如果我國的祖先至今尚存的話，無疑也會做與我們同樣的事情。一千年前，我們的祖先看到中國服裝的優長之處就改穿中國服裝，“不論何事，善于學習別國的長處是我國的好傳統”。李鴻章立刻十分尖銳地問道：“話雖如此，閣下對貴國舍舊服仿歐俗，拋棄獨立精神而受歐洲支配，難道一點不感到羞恥嗎？”森有禮馬上理直氣壯地回答說：“毫無可恥之處，我們還以這些變革感到驕傲。這些變革決不是受外力強迫的，完全是我國自己決定的。正如我國自古以來，對亞洲、美國和其他任何國家，只要發現其長處就要取之于我國?！崩铠櫿聞t明確表示：“我國決不會進行這樣的變革，只是軍器、鐵路、電信及其他器械是必要之物和西方最長之處，才不得不采之外國?！鄙卸Y反駁說：對將來之事，誰也不能確定其好壞?；蛟S是為了“回報”李鴻章剛才問他對日本改著西裝是否感到“羞恥”這樣不客氣的質問，他緊接著也非常不客氣地說：中國現在的裝束發辮不也是幾百年前滿人入關后才改變的嗎？李鴻章則以此系內政答道：“這是我國國內的變革，決不用歐俗?！鄙卸Y仍不依不饒地說：但變革總是變革，當時滿人強迫做此種變革時，還是引起了“貴國人民的忌嫌”。

這場論戰，表明了中國的“洋務”與日本“維新”的根本不同。森有禮年紀輕輕卻如此咄咄逼人，象征著“年輕”的日本即將超過“老邁”的中國。其實，早在來華之前，年僅25歲的森有禮在1871年就出任了日本首任駐美國公使。在美期間，他與中國負責幼童留美事務的容閎相識。當時美國在中國有公使而中國無外交使節駐美，所以森有禮向容閎建議，中國政府也應派遣外交使節駐美，有利中國對美交往。1875年清政府任命陳蘭彬、容閎為首任駐美正、副公使，或許與他的建議有關。

森有禮于1847年出生于日本薩摩藩（今鹿兒島）一個下級武士家庭。青少年時代先接受漢學啟蒙教育，而后開始接觸西方科學知識。1865年，他奉藩主之命與十幾名學生一起赴英留學。由于當時幕府實行鎖國政策，禁止出洋，為掩人耳目，他們只能以去日本的南海道為名出海，而且每個人還不得不改姓換名，森有禮就改名為“澤井鐵馬”。好在第二年幕府開放了海禁，日本留學人數直線上升。

在英國倫敦大學，森有禮研習數學、物理、化學、歷史等課程。他利用假期到俄國和歐洲各地游覽，見識大長。他在1867年到美國游學，1868年明治政府成立后，森有禮立即回國在明治政府中擔任公議所所長等職。1871年他出任日本首任駐美國公使，由于工作卓有成效，不久調回國內晉升為外務大丞。當時日本已對朝鮮和中國臺灣抱有野心，所對華外交是日本外交的“重中之重”，1875年到1878年，森有禮擔任駐華公使。由于對華 “外交”有功，森有禮于1879年歸國升任外務大輔，在同年日本吞并琉球的過程中，他亦功莫大焉。1880年，他又赴英任特命全權大使。1885年日本首次實行內閣制，伊藤博文出任首屆內閣總理大臣，在其力邀下，森有禮出任新內閣的首任文部省大臣。

二

一位資深外交家突然脫離外交界而執掌國家文化教育大權卻并不使人感到意外，這是因為文化和教育實為森氏志趣的真正所在，且在此方面建樹甚豐，已經大名鼎鼎。

早在出使美英時，他就一直關注歐美國家文化教育情況，撰寫、出版了有關書籍，其中，最著名的是他早年出使美國時編撰的英文書《Educa－tioninJapan》，后來中文譯名為《文學興國策》。這本書是他1872年初任駐美公使時向美國教育界、政界、文化界和實業界人士發出的有關教育征求意見函的回函匯編，而占全書四分之一的內容是他撰寫的 “緒言”，于1873年初在美國出版。他認為，創辦近代國民教育體系是日本的當務之急，是日本走向近代化的關鍵，發此函的目的就是征求美國各方對日本創立近代教育的建議。

征求意見函發出后，得到了13位人士的回復，主要為著名大學校長、教授，還有關心教育的科學家、部長、實業家，而美國主管教育的官員和耶魯大學校長另寄專文作為附錄。這本書的主要觀點都是強調教育的重要性，介紹和闡述了歐美近代平等主義教育觀念，提出教育的無償性、平等性和世俗性三原則，并因此主張國家應實施義務教育、公立學校是實施義務教育的主要途徑。而教育的管理也要以民主精神為基本原則。有些復信者還從自身的實踐和體驗出發，從不同角度提出具體建議，詳細介紹了美國的各級教育體制，對兒童教育、師范教育、女子教育等都一一說明，甚至對職業教育和?？平逃?、教育與實業的關系也有專門介紹。森氏希望以此書為起點，以“合理主義”、“科學尊重主義”、“經濟主義”為核心，將近代教育制度迅速移植到維新起步不久的日本，加速引進西方文化，促進日本近代化。所以，此書尚在編輯過程中，森有禮就迫不及待地將書稿復制一份，送給以明治政府右大臣巖倉具視為首的訪美考察團。美國拉特格斯大學（RutgersCollege）校長滿勒（D.Murray）教授是13位復信者之一，他在復信中對教育的目的、原則、各種專門教育、學制等都做了詳細的論述。他提出，應確立與國民性、國民要求相適應的教育體制，所有兒童都應享受初步教育；女子教育與男子同樣重要；對技術學校、師范學校乃至學校的博物館、天文館設置都提出具體方案。他的意見得到日本方面高度重視，于1873-1878年被明治政府聘為顧問，在長達5年半的時間中，滿勒直接參加了日本的教育改革，對日本教育近代化起了重要作用。

1873年7月，森有禮在美任職期滿回國擔任外務大丞，卻在思想啟蒙運動上投入相當大的精力。他以自己在美國的經歷勸說一些思想、立場相同的著名學者、知識分子和官員組成啟蒙社團。他說，美國的學者們組織很多學術團體互相切磋學問，并舉辦公開演講以益公眾，而日本的學者卻互不往來，對社會貢獻很少。他認為，現在日本學者也應像美國學者一樣結成社團，共同探討學問，有益世道人心。經過一番聯絡，他發起成立了日本歷史上第一個合法的研究傳播西方民主思想的學術團體“明六社”，因明治六年成立而定此名，同時創辦發行《明六雜志》，并定期集會，公開演講。明六社成員皆為一時之選，如西周、福澤諭吉、加藤弘之、中村敬宇、西村茂樹等，都是其核心人物，首任社長則由森有禮本人擔任。明六社以引進西方的哲學、政治、法律、歷史、教育等思想啟蒙，即“開啟民智”、“文明開化”為己任。他們通過其機關刊物《明六雜志》傳播西方先進思想，發表了大量影響巨大的有關論文。他們還翻譯出版了20多部介紹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法治思想的西方書籍。他們的努力，啟迪了一代人心，在日本新思想的傳播上，他們的“首功”確實功不可沒。雖然后來“明六社”及《明六雜志》被日本政府查封、許多成員的思想后來發生重要變化，但他們畢竟在日本播下了自由、平等、法治的種子。當然，在啟蒙的同時，他們還將擺脫面臨淪為歐美列強的殖民地的危機視為自己的使命。

作為“明六社”發起人，十幾歲就到歐美留學的“洋學生”森有禮的觀點更加激進。當時日本政府和民間對基督教都抱警戒、懼怕、敵視態度，認為允許基督教在中國傳播會引起嚴重的社會矛盾和劇烈沖突，而森有禮卻冒極大風險，公開反駁這種觀點，他自己還改信基督教，正式成為教徒。他強調，信仰自由及與之相應的思想、言論自由是人類進步、自由的基本條件，而且這種自由是廣開民智的前提。隨身佩刀本是日本武士的傳統與特權，刀是武士的象征，被視為武士的靈魂，但森有禮卻認為武士佩刀貽害無窮，因此首倡“廢刀論”，并因此與保守派激烈沖突。對傳統婚姻制度如妻妾制，他也建議改革，實行一夫一妻制。為了更好地學習西方，他甚至主張改造語言，激烈批評日語是 “無法通用于日本列島之外的貧乏言語”應予廢除，而將簡化的英語作為日本國語。國外的經歷使他對“實業救國”深有體會，所以在1875年他創辦了“商法講習所”，提倡近代工商業?，F在著名的社會科學類綜合大學，尤以培養工商金融界精英的有“日本的哈佛”之稱的一橋大學，即由此講習所發展演變而來。

日本的啟蒙運動引發并導致了“農工商卑賤三民”要求獲得自由民權的“自由民權運動”?！白杂擅駲噙\動”迅速成為廣泛的社會運動，許多報刊成為它的輿論陣地，政治性社團紛紛建立，一系列政治事件接連發生，要求改革政治、“還政于民”的呼聲越來越強烈。面對發展迅猛的“自由民權運動”，明治政府于1875年發布了“讒謗律”和“報紙條例”；1876年發布了 “演說取締令”；1879年發布了“集會條例”，對言論采取嚴厲的管制措施；對以知識分子為核心人物的啟蒙運動和思想，明治政府已從過去的支持、鼓勵變為限制、鎮壓。日本政府認為，這是不能容許的“危險”思想，《明六雜志》于1875年11月被迫?？?，“明六社”也于同月自行解散。面對巨大壓力，不少啟蒙思想家轉而支持政府，成為御用文人。

同時，官方內部關于日本究竟應采取何種政體的爭論也越來越激烈。首先是要不要立憲的斗爭，最后以反對立憲的守舊派失敗而告終。緊接而來的，是圍繞如何立憲的斗爭，政府內部以大隈重信為首的一方主張迅速立憲，并以英國為楷模，國會擁有較大權力，被稱為“激進派”；另一方以伊藤博文為首，主張稍緩立憲、并以普魯士為楷模，強調天皇、國家及行政部門權力更大，被稱為“漸進派”。明治政府意識到，英法思想容易為民權運動提供理論根據，所以提出“西學”并非全都適合日本，而是有意識地“選擇性”學習，最后決定學習普魯士。1881年10月，“激進派”與“漸進派”雙方攤牌，以具有英美自由政治傾向的大隈被免官、“激進派”以失敗而結束，史稱“明治十四年政變”。這樣，日本的立憲便以富國強兵、加強天皇和國家權力為發展主軸，而日本社會原本就強大的“國家主義”思潮更加高漲。

在這種自由民權運動被鎮壓、啟蒙運動被限制、國家主義不斷高潮的氛圍中，森有禮、福澤諭吉等人也紛紛從“自由主義”滑向國家主義。他們的這種轉向看似突然，其實早有內在的思想基礎。因為他們雖然提倡啟蒙、開化、自由、民主、個人、憲政、西化甚至主張以英語取代日語等等，但其根本目的仍是為了日本的國家富強，是為了“救亡”而“啟蒙”，就其實質而言，仍是民族主義，是為了國家，而不像歐洲的啟蒙思想，其保護個人自由與權利本身即是根本目的。因此，森有禮欣然接受“國家主義”主要代表人物伊藤博文的邀請，出任文部大臣，最終從自由主義者墮落為手掌大權的國家主義者。

三

森有禮上臺后，迅速頒行了一系列的法令，其中有1886年的 《帝國大學令》，《師范學校令》，《小學校令》，《中學校令》和1889年的《實業教育令》，這些通稱 《學校令》，取代了過去的教育法令。在短短的時間內，森有禮建立起了一個以小學為基礎，包括普通教育、師范教育和實業教育的完整的教育系統，從而確立了日本現代教育體制?，F代教育的確立，為日本培養了大批科學、技術和工商管理人才，對日本文化發達、經濟發展的作用難以估量，是日本迅速崛起的重要因素。因此，森有禮被譽為“明治教育的中興之祖”。

作為國家主義者，他在日本學制“西化”的同時，卻將教育的“靈魂”國家主義化、軍國主義化。他認為，教育的目的并非為了個人的完善、個性的發揮，而是為了國家的強大，教育絕對要接受國家的領導；為了維護“國體”，必須實行國家主義教育，教育必須壓制、反對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教育的目標不是培養具有自主意識和獨立精神的近代公民，而是要培養學生具有忠君愛國的道德品質，把學生培養成“尊王愛國”的忠順臣民?！兜蹏髮W令》規定，大學要適應國家的需要，大學校長要 “秉承文部大臣之命統轄帝國大學”。他對大學校長們訓誡說：“學術的目的和國家的目的相比較，應把國家的目的列在最重要、最優先的地位?！彼绕渲匾曉谛W教師和師范院校學生中培養、灌輸國家主義精神，他認為只有從小接受國家主義教育的人才可能自覺將國家、天皇的利益和榮譽放在首位，長大后才不可能反對政府。他還認為，學校必須實施“國民皆受軍事訓練”的教育，將軍事訓練納入大學教育，除對學生進行軍事訓練外，還用日本傳統武士道精神培養學生尚武精神。為了把軍國主義思想滲透到學生的意識中，師范學校學生的生活全部軍事化，學生都穿軍裝，后又強制教師也都要穿上式樣統一的制服。

森有禮的教育理論和實踐，使日本教育在近代化的同時就帶有國家主義性質和濃厚的軍國主義色彩，為日后的“軍國主義教育”鋪就了道路，也為日本迅速走向軍國主義、急劇對外擴張埋下伏筆。

國家主義必然要強調 “國粹”，因此19世紀80年代“國粹主義”開始在日本興起，在全國范圍開展了“保衛國粹運動”。許多知識分子甚至包括一些當年的啟蒙知識分子開始焦慮：如果從“器物”到“制度”全都學習西方，和西方一樣，那還有什么日本特色？什么是日本的主體性？什么是日本的身份認同？因此掀起了一股抨擊歐化的潮流，排外主義開始在全國泛濫，日本進入“國粹主義時代”?！皣庵髁x”認為儒教的禮儀綱常為日本立國之本，儒教對于維護天皇主權之國體具有特殊意義，提倡以儒教作為培養以皇室為中心的國民道德的根本，堅決反對佛學和基督教，主張放棄學習西方的“西化”國策。最終，明治政府確立起神道的國教地位，恢復儒學的教化作用，以儒家思想的綱目德常教化民眾，將天皇與民眾關系定位為“父子”關系；成功將傳統儒學、普魯士的國家主義與日本的神道教融為一體，成為近代天皇制的思想基礎。

雖然森有禮早已是強烈的國家主義者，在教育方面為日本走向軍國主義奠定了基礎，但他畢竟是基督徒，是早期主張學習西方“文明開化”的代表人物，因此，1889年2月11日在準備出席明治憲法頒布慶典時，在官邸遭一位狂熱的“國粹派”青年暗殺，重傷不治，于翌日去世。

從著名的啟蒙先鋒、堅定的自由主義者遽變為國家主義、軍國主義的堅定信奉者和最初的施行者，這是森有禮個人的悲劇，更是那個時代許多日本啟蒙者和自由主義者的悲劇。其中一些人在這條路上甚至比森有禮變得更快、滑得更遠。每個人的轉變原因或有不同，可能是純思想的認識轉變，可能是政治高壓下的利害選擇，但都說明了堅守啟蒙、自由、平等觀念的不易。由于帶有自由主義色彩的啟蒙者們集體轉向，使日本的崛起迅速、徹底為民族主義、國家主義、軍國主義價值觀主導。歷史已經證明，由于自由、平等、博愛、“世界公民”等啟蒙價值觀的缺席，近代日本的崛起終對鄰國、對世界造成了巨大災難，也給日本本國人民帶來了巨大災難。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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