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難開辟留學路（下）

到美國后，這些幼童在美國學校上學、住在美國人的家中，他們的行為舉止自然開始變化。容閎積極支持他們參加各種體育活動，打籃球、棒球、足球，支持他們參加各種社團活動。他們迅速融入美國社會，例如自行車剛在美國問世時，幼童們也感到好奇，試著騎，耶魯大學第一個學會騎自行車的人就是中國留美幼童；其中一人還當過耶魯大學劃船隊隊長，許多人還學會了跳舞，由于他們彬彬有禮，許多美國女孩都喜歡和他們跳舞，不少美國男生非常忌妒。在服裝上，他們由于經常運動，開始討厭中國的長袍馬褂，而喜歡穿運動衣。最使幼童感到頭痛的是頭上的辮子，一個美國人寫道：“這許多孩子的裝飾，除了拖著一根辮子，其他與我們無異。當他們踢足球的時候，將辮子塞進內衣里，有時纏在頭上，辮子一散開，對對手的誘惑過大?！币虼?，有的幼童把辮子剪掉，見清政府的留學監督官員時再戴上假辮子，但清政府官員發現后會非常憤怒。幼童們1876參觀了美國費城國際博覽會，在參觀博覽會的第三天，美國總統格蘭特還專門接見了留美幼童，他主動與幼童握手、照相、親切交談，鼓勵他們用心學習。美國總統平易近人，與見中國官員要下跪磕頭形成鮮明對照。幼童在美國一點點感受到近代文明的自由、平等、民主精神，這些都使他們對中國的專制制度產生反感。

對學生們的變化，容閎認為正常，但先后到美主管其事的陳蘭彬、區諤良、吳子登等卻認為是大逆不道，雙方矛盾日深。容閎以為雙方的不同通過彼此溝通、交流就可解決，完全沒有想到中國官場政治文化中偷偷向上級打對方“小報告”的傳統。陳、吳、區等不斷向朝廷、李鴻章等暗中“匯報”容閎的“劣跡”。他們攻擊容閎對學生失職縱容，“任其放蕩佚”，“并授學生以種種不應得之權利”；這些學生“好學美國人為運動游戲之事，讀書少而游戲時多”；鼓勵學生參加社團活動是鼓勵學生“入各種秘密社會”；學生不遵孔孟之道，不愿行尊師跪禮、甚至有人信了基督教……總之，留學外洋是“利少弊多，難得資力”，“此等學生，若更令其久居美國，必致全失其愛國之心，他日縱能學成回國，非特無益于國家，亦且有害于社會。欲為中國國家謀幸福計，當從速解散留學事務所，撤回留美學生。能早一日實行，即國家早獲一日之?！?。支持留學事業的曾國藩已于幾年前去世，國內頑固派官員本就堅決反對派留學生，此時借機全盤否定留學事業，有人上奏稱留美幼童“毫無管束，遂致拋荒本業，紛紛入教”，甚至原來支持派留學生的恭親王奕盉也態度生變。一時間朝野對留學事業的攻擊、指責甚囂塵上，沸沸揚揚。朝廷于是責令李鴻章等查明此事，對失職官員堅決調離，對留學生要嚴加管束，有不服從者 “即行撤回”。李鴻章立即致信容閎，批評他嚴重失職，要他今后少管留學生事務，同時命令陳蘭彬、吳子登等“設法整頓”留美幼童，但又要他們以大局為重勿因個人積怨將事態擴大。

一直蒙在鼓里的容閎此時才知道陳、吳等人對他和留學生的誣告，憤怒異常，立即給李鴻章寫信說明真相，但為時已晚，朝廷已深受陳蘭彬等人的影響，認為留美幼童問題嚴重，容閎難辭其咎，而且陳蘭彬等人繼續連上奏章，羅織罪名，一再要求朝廷將留美學生完全撤回。得知清政府態度后，容閎又氣又急，四處奔走，想法設法拜訪、聯絡美國社會名流和政要，希望借助他們的力量勸說清政府改變態度，挽回事態。耶魯大學校長樸德起草、一百多位大中小學校長、老師、幼童監護人聯名給清政府主管留學事務的總理衙門寫了一封長信，盛贊留美幼童近十年來的表現，說明他們品學兼優，可望成才，如果中途撤回，功虧一簣，前功盡棄，殊為可惜，對中國損失巨大。大文豪馬克·吐溫親自找到曾經訪問過中國、與李鴻章相識的前總統格蘭特，請他幫忙。格蘭特立即給李鴻章寫信，希望中國政府允許這些學生在美完成學業后再回國，否則極為可惜。

但這些全無用處，當時國內朝野上下，無人知道、理解美國名牌大學校長的社會地位和意義，很可能還只以為是一個“洋私塾先生”呢。而李鴻章得到格蘭特信后則舉棋不定，提出留一半、撤一半的妥協辦法，顯示典型的“李氏處事風格”。但這時朝廷已決定將留美幼童全部撤回，1881年6月,總理衙門大臣奕盉上《奏請撤回留美肆業學生折》，援引陳蘭彬的話指責留美幼童“腹少儒書，德性未堅，尚未究彼技能，先已沾其惡習”，不辨事非，“路歧絲染，未免見異思遷”，提出將留學生全部撤回。從1881年8月起，留美幼童分三批撤回，將近十年的留美學習，終于功虧一簣。

與大清王朝撤回留學生形成鮮明對照，明治維新后的日本向國外派遣留學生的規模越來越大。1854年，閉關鎖國的日本被美國軍艦敲開了大門，一些藩國的首領認識到 “開國進取”才是國家富強的根本之道，于是不顧幕府禁令偷偷派遣少數學生到歐美學習，但自明治維新以后，大量向國外派遣留學生成為國策，1869年派了50個人，1870年派了150人，到了1873年，就有上千人在歐美留學。派出的留學生中還有5名女生，明治天皇還親自接見9歲的津田梅子，慰勉她到國外好好學習；有一位在美國還是詹天佑的同班同學。很多留學生回國后，在日本的軍事、教育、政治各方面的體制現代化變革中都起了重要作用。中日兩國留學事業的不同命運，也從一個側面預示了中日兩國在近代的不同命運。

留美幼童提前撤回、容閎教育興國計劃中途夭折，是中國近代化的一次嚴重挫折，不過，其意義卻不容低估。與日本明治時期留學生對本國的作用相比，他們對中國社會近代化所起的作用固然要晚得多、小得多，但這恰恰說明中國的“出洋留學”面臨的反對、困難和障礙要比日本強得多、大得多，所以其“突破性”意義或許更大。從晚清直到民國后的一段時間，中國的近代化事業艱難行進，人數不多的留美幼童在這困難重重的轉型中起到了非同小可的作用，據不完全統計，其中7人在中法、中日海戰中犧牲；擔任國務總理職位1人，外交部長2人，海軍元帥2人及海軍軍官多人，鐵路專家和管理者14人（5人是鐵路局長），礦冶專家9人，軍醫4人，電信專家和管理人員多人(3人擔任電信局長)，航運造船多人，包括曾任江南造船廠廠長的鄺國光、創辦清華大學的前身清華學校并擔任第一任校長的唐國安和北洋大學校長蔡紹基，而教師、律師、醫生、新聞媒體人員、商人、金融界人士等則更多。

容閎的以留學為核心內容的教育興國計劃雖然失敗，但畢竟是中國教育走向近代的艱難一步，是中國教育制度近代化的先聲。而且，更是后來越來越強勁的“教育救國”思潮的先導，今日提出的“科教興國”，亦可溯源至此?！拔鲗W東漸”是中國近代化的重要內容，首批派遣留學生畢竟在當時壁壘森嚴的“夷夏之大防”中打開一個缺口，越來越多的青年學生直接沐浴“歐風美雨”，開創了“西學東漸”的新階段、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新紀元。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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