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外交與社會變動

眾所周知，近代中國的歷史，是以大英帝國憑借船堅炮利悍然發動侵華的鴉片戰爭為開端的?！洞箝T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版）一書，便以第一、第二這兩次鴉片戰爭作為研究對象和背景?！按箝T”指廣州，“陌生人”即指以英國為代表的西方人。這本書的作者是美國伯克利大學教授、曾任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主席的魏斐德 （Frederic Evans Wakeman,Jr）先生。此書于1966年出版，幾十年間學界創新不斷，各種新論迭出，但此書仍為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者所必讀，仍不斷被研究者引用，可見其分量之重。

以往對鴉片戰爭的研究，不是集中在軍事方面，就是集中在外交、政治方面，而本書的獨特之處在于從社會史的觀點來論戰爭和外交史，即不是把戰爭、外交簡單孤立地視為僅是政治家之間的談判、陰謀、結盟、締約、毀約等一系列政治活動，而是從社會史的角度來研究外交 （國家）－社會間彼此互相影響、制約的動態關系。作者主要不是正面研究鴉片戰爭和英國侵華史，而是以英國侵華的兩次鴉片戰爭為線索，研究了這一歷史時期廣州和廣東省的社會動態，研究在這樣背景下廣東的各階級、各社會集團如官府、紳士、團練、農民、宗族、秘密社團等對外國的態度、各自的活動、相互間的關系，以及這些態度、活動和關系的變化，從而揭示中國近代史開始階段的某些趨勢。

除了清政府的“正規軍”以外，廣東地區的“團練”在反對英國侵略的鴉片戰爭中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本書首先對廣東的團練進行研究。研究表明，歷史上團練一直是地方士紳維護當地治安的重要組織力量，但官府對地方團練的態度卻頗感矛盾。一方面，根據儒學“民本”思想，團練正是“寓兵于民”的理想形式，在實際社會生活中，團練對維護地方穩定的作用的確重大，所以不能取締。但另一方面，團練又使本已不弱的紳士階層的力量更加強大，成為一支潛在能與朝廷分庭抗禮的武裝力量，極有威脅性，所以必須嚴格控制，必要時堅決取締。

在鴉片戰爭中，由于官兵不足或它的戰斗力明顯低下，地方自發組織起來的團練在反侵略斗爭中作用明顯，因而引起了官方重視。林則徐較早意識到團練的作用，因而積極支持發展團練。但琦善到任后，看到團練發展迅速，惟恐其力量過于強大，于是不無驚慌地提出從福建調官方的兵勇比利用團練更佳，便大砍團練。然而，當1841年3月面臨保衛廣州的任務時，琦善也不得不直下令恢復、組織團練。但是，當危機稍稍緩解時，朝廷又于1843年夏決定取消團練。但此時頗具實力的團練確已不是能任官府或興或滅的軟蛋，對朝廷的決定陽奉陰違，依然秘密存在。由于以后社會、政治危機的不斷加深，團練不久再度勃發，力量越來越大。

隨著團練作用的增大，地方士紳的力量漸強，這就有可能破壞傳統“官－紳－民”社會結構間的平衡。作為“官－民”間的中介，士紳是中央集權不可缺少的力量。但如果地方士紳力量過大，官府勢必大權旁落，清政府是深諳此點的。然而如前所述，鴉片戰爭勢不可擋地增強了團練、士紳的力量，使廣東各種由來已久的“社學”也空前活躍。其中，最重要最著名的是由李芳領導、由數縣士紳捐助的“升平社學”。作者的分析表明，“社學”與“保甲”的不同之處在于保甲只是一種消極的控制機構，而不是積極的社會組織形式，“社學”才是一種跨村落的積極的社會組織形式，成為促進地區合作的關節點，擔任起諸如調解宗族械斗、爭訟，興辦團練等任務。但“清朝的皇帝們很久以來對那些非官方組織的地方活動抱有疑慮，由于社學是半官方的組織，同時口頭上和行動上都十分儒家化，它給社區的或紳士的活動提供了一個‘外殼’”。正是這種“外殼”，使社學能在政府對非官方組織極端警惕的情況下長期存在并發展。

士紳階層的力量大增，使他們對當地政府官員的對外政策發生了相當的影響。他們恪守儒家信條，認為中國文化高于一切，堅決反對侵略，反對英國人進入廣州城。相對而言，商人的地位、力量卻要低得多，小得多。廣州向來商業發達，是準許對外貿易的惟一口岸，這種特殊地位使廣州商人格外富裕，有些特許與外國人做生意的行商甚至可用 “富可敵國”來形容。因此，一些英國人曾認為他們不會那樣“排外”，認為他們有可能用自己的力量影響政府的對外政策。但實際上商人在這方面幾乎沒有任何影響，相反，一些商人為表忠誠還向政府捐錢捐物。對廣州公行制和商業發展的研究表明，廣州的商人雖然富有，社會地位卻并不高。而且由于他們與外國人經商，與其有著共同的商業利益，所以在鴉片戰爭中一直被官方和士紳認為是為一己之利而出賣國家的“漢奸”，頗惹眾怒。由于商人都居住在廣州市，所以更增加了大多住在鄉間的士紳、農民對城市的反感和憎惡。作者的分析表明，在這期間，“對廣東人說來，‘漢奸’一詞凝聚了所有以上描述的反對城市、反對商人、反對洋人的感情?！痹谶@種情況下，商人是“避之惟恐不急”，對清政府并無自己的獨立的影響。

而士紳的突然強大，則迅速打破了傳統“官－紳－民”的社會結構，埋下了社會動蕩的種子。鴉片戰爭的后果之一，就是珠江流域的經濟開始迅速向長江流域轉移，造成了這一地區的經濟危機。這兩種因素疊加、耦合，就是諸如太平天國一類的農民起義。這樣，本書就由對鴉片戰爭的研究自然而然地轉入對太平軍起義、凌十八起義和紅巾軍起義的原因、失敗及對廣東社會影響的研究。同樣，作者不是就事論事地研究起義的過程，而是通過深入分析，指出這一次次“華南社會的動亂”所造成的深遠的社會后果。紳權過大，在農村加大了兩極分化。無疑，各種形式、各種類型的農民造反將此起彼伏。而為了鎮壓農民起義，清政府不得不更加借助、倚重地方士紳和團練，結果使其更加強大；同時，對農民起義的殘酷鎮壓，使農民力量受到嚴重打擊。這樣，“廣州的紳士在社會上已沒有什么對手”，官府甚至把征稅的權力都轉讓給了士紳，攪亂了既有的租稅關系，“官－紳－民”的社會結構更加失衡、畸形。由此，“士紳拋開其名份與職能，變成了寄生階級。所有這些不公正都是19世紀中葉平衡破壞的直接結果。團練、反洋人主義以及造反，破壞了政治、分裂了社會。革命幾乎是不可避免了”。在此，不能不使人想起，若干年后 “打倒土豪劣紳”這短短一句的口號對千千萬萬農民竟有那樣巨大的動員作用。

鴉片戰爭的重要后果是社會結構的變化和社會轉型，但對這種變化的意義，清政府懵懂無知，也就根本不可能主動調整社會關系，不可能主動通過各階層利益的重新分配來整合社會各階層。結果必然是社會動亂，導致自己垮臺。

因為社會轉型期也是社會各階層利益的重新分配期，既有的社會結構已被打亂，既有的社會控制形式已經破壞，而各階層都期望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社會矛盾急劇尖銳化，這實際上已經為社會動蕩準備好了溫床。因此，如何主動調整各階層利益，建構良性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社會內各階層關系，對國家與社會的發展實在是關系重大。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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