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相對論遭遇中國政治

20世紀20年代初，中國知識界對 “新知”有著如饑似渴的追求，羅素、杜威等都曾應邀來華演講，成為中國文化、學術、思想界的盛事。對愛因斯坦，中國知識界自然也是無比欽佩，蔡元培等人曾力促其訪華，但終因中國國內局面混亂而未能實現，他僅在1922年末從歐洲乘輪船訪問日本時往返路過上海停留了兩三天。他絕不會想到，半個世紀后，他的相對論和他本人竟會在中國大遭批判，成為中國政治斗爭的一個 “題材”，直到1978年才獲 “平反”。對此，有關研究、介紹已多，胡大年的 《愛因斯坦在中國》 （上?？萍冀逃霭嫔?006年7月出版）則是其中集大成者。此書以翔實的史實對這段離奇荒誕歷史的來龍去脈做了詳細敘述和深入分析，引人深思。

從1917年中國開始介紹其學說與思想，到1949年中國巨變的這三十余年間，愛因斯坦及其學說在中國的形象無疑是 “正面”的。但從50年代初起，出于對知識分子進行 “思想改造”的需要，愛因斯坦的哲學思想和社會思想開始受到 “唯心主義”、 “資產階級”的指責、批判，他的形象陡然由“正”變 “負”，他的學說在主流媒體受到 “唯心主義”、 “主觀主義”、“相對主義”的批判，甚至他在二戰時為戰勝法西斯而提出的要加緊制造原子彈的要求，也被批判為 “事實上已經為美帝國主義服務，因為在美帝國主義者手中，原子彈成了訛詐和威脅社會主義國家以及世界上其他愛好和平的國家和人民的工具”。不過，他的科學思想此時并未受到嚴批， “偉大的科學家，渺小的哲學家”是這一階段對他的 “標準判斷”。

但到了文革期間，對愛因斯坦的批判達到頂點，批判的重點卻是他的科學思想，即相對論。1968年3月，在中科院革委會的支持下，中科院成立了 “‘批判自然科學理論中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毛澤東思想學習班”。由于批判相對論為其主要內容，所以又被稱為 “批判相對論學習班”，而學習班的組織者和領導者之一，就是毛澤東主席的女婿孔令華。 “顯然，孔與毛的特殊關系增加了學習班的權威性，并吸引了其他人加入進來” （第181頁）。他們首先提出要以毛澤東思想、以開展文革的 “五一六通知”和 “十六條”為指導批判相對論，因為只有“把自然科學理論中的資產階級反動觀點批深批透，才能從政治上、思想上、理論上徹底摧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治，從而鞏固無產階級在自然科學領域對資產階級的專政”。

但是，真正要從科學上批判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并非易事，所以這一篇篇 “批判”、 “打倒”的文章，只能是不斷重復政治性指責，相對論被說成是 “地地道道的主觀主義和詭辯論，也就是唯心主義的相對主義”，而作為狹義相對論的兩項基本假設之一的光速不變原理被批判為是西方資產階級反動政治觀點的深刻反映，因為恒定光速意味著 “資本主義社會是人類終極社會，壟斷資本主義生產力不可超越，西方科學是人類科學的極限”。他們明確說道： “圍繞相對論的爭論，已經遠遠超出了一般學術討論的范圍，始終充滿了兩種宇宙觀的搏斗，同政治斗爭的聯系極為密切。面對這種情況，我們必須以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為武器，徹底批判相對論的哲學謬誤，重新審查它的物理內容，把這場斗爭進行到底！” （第183－185頁）時任中央文革小組組長、掌管意識形態大權的陳伯達自然明白此時批判愛因斯坦的 “意義”，所以一直積極支持、指點對愛因斯坦的批判。

此時，林彪、陳伯達集團與江清、張春橋集團的 “結盟”已開始破裂，得知陳伯達在北京支持、主導批判相對論后，張春橋、姚文元立即在上海組織了對相對論的批判，批判其要害是相對主義，它的組成部分是：相對主義的真理觀、形而上學的宇宙論和神秘主義的方法論。這些文章同樣也只能重復政治性批判，只是調門更高、更加激烈一些，如： “愛因斯坦就是本世紀以來自然科學領域中最大的資產階級反動學術 ‘權威’”， “就是當代自然科學領域中資產階級反動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宇宙觀的典型”， “不把相對論之類的反動理論打倒，什么新科學、新技術都是建立不起來的” （第195－201頁）。他們甚至對愛因斯坦進行激烈的人身攻擊：“帝國主義需要相對論這樣的 ‘科學’，需要愛因斯坦這樣的 ‘科學家’”， “他一生三易國籍，四換主子，有奶便是娘，見錢就下跪。有一點卻始終不渝，那就是自覺地充當資產階級惡毒攻擊馬克思主義的 ‘科學喉舌’” （楊建鄴：“‘文化大革命’時期對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 ‘批判’”， 《民主與科學》，2005年第3期）。

陳伯達自然不甘落后，1970年4月指示中科院成立了 “相對論批判辦公室”，并計劃在北大召開批判相對論的萬人大會，發起要讓中小學生也參加批判相對論的群眾運動。但此計劃因其在1970年秋的 “廬山會議”上垮臺而未能實現。

原來，在北京、上海兩個 “批判相對論”小組的背后，還有林彪、陳伯達集團與江青、張春橋集團為“爭寵”而進行的相互傾軋。

1971年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陳伯達集團從中國政壇 “出局”，但對愛因斯坦的相對論批判并未停止。這時的批判，除了要在意識形態領域內也 “全面專政”這個一般性背景外，還有一個具體的所指，即以 “批判相對論”而將矛頭指向此時正在艱難批 “左”的周恩來。相對論從陳、張爭寵的道具又變為 “批周”的靶子。

原來，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來總理趁勢 “批左”，多次提出要重視 “文革”以來受到嚴重破壞的基礎科學理論研究和教學工作，1971年11月，他在一次會見外賓時還公開贊揚了愛因斯坦，想以此提高理論科學家的地位。然而，周恩來的 “批左”不久就被迫中斷，并受到 “林彪的實質是極右”的批判。而 “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是反擊周恩來恢復中國科學和教育發展所做努力的一個有效途徑”。因此，直到1976年 “四人幫”被粉碎前，批判愛因斯坦和相對論的文章一直不斷。

“四人幫”被粉碎幾個月后，科學開始受到重視，但由于愛因斯坦仍未被 “正式平反”，商務印書館在出版 《愛因斯坦文集》時，編輯依然心有余悸，對譯者撰寫的序言中將他稱頌為 “人類科學史和思想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提出質疑，認為愛因斯坦只能說是科學史上的巨星而不能稱之為 “人類思想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因為按照當時的標準說法，“馬克思主義產生以后，資產階級已經沒有思想家”了。當雙方爭執不下時，還是老科學家周培源機智地解決了爭端： “既然思想史上的巨星，有人不同意，干脆把 ‘思想史’和 ‘科學史’幾個字都刪了，改成 ‘他是人類歷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吧！”（第206頁）如此一改，便獲通過。其實， “人類歷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可能比 “人類科學史和思想史上一顆明亮的巨星”還要偉大、崇高呢。中國語境有時就是如此有趣，如此莫名其妙。

1978年3月，這篇高度贊揚愛因斯坦的序言在 《人民日報》發表，標志著對愛因斯坦的正式 “平反”，也標志著相對論與中國政治終于脫鉤。這出折騰了將近十年的鬧劇早成笑談，但泛政治化思維、將學術問題政治化的惡劣后果，留給人們的教訓與反思，卻是格外沉重。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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