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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12-11
    柳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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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漏洞”改成大門

    薛暮橋的女兒薛小和把她父親的一些資料送給了我,其中有一批是書信。給我印象比較深的有一組知青的信。這件事一直在我心上。最近,重新找出來讀。

    顯然,信都是冒寄的,收信人是:“北京 國家計劃委員會 交 薛暮橋主任親收”,想讓薛暮橋讀到,卻又不知他確切的地址、單位、職務。

    這一封寫在很小的紙上,來自河南淮陽鄭集公社殷莊:

    薛暮橋所長您好!

    我是一位下鄉知識青年,也是一位返鄉知識青年。我已經十年了,是否可以回城?時間短的可以回,時間長的為啥不可以回哩?這是什么道理?請薛所長回答這個問題,如何解決吧?

    薛所長,我的理想只有兩個:一個是熱心郵政工作,想當一名投遞員,我愿風雪無阻保證投遞暢通。二個是熱心列車員工作,愿把工作做到旅客滿意。

    另一位城市青年向薛暮橋反映住房問題,起因則是這樣的:

    暮橋所長:

    您好!我閱讀了你七月十八日對北京日報記者的談話 ‘關于城鎮勞動就業問題’,內容非常具體,而且是我國目前存在的問題。根據中央精神,各地都大辦服務和商業網點,解決大批待業人員,中央軍委又做出英明決策,今年征兵全部征社會青年,在職在學不征,又解決了很多待業人員。你是經濟學家,我向你反映城市住房的嚴重問題,希望向中央匯報。

    他們大概不會想到,這些信,薛暮橋不僅收到了,而且細心地保留了下來,作為他調查研究的一個來源。

    1978年11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夕,時年75歲的薛暮橋帶吳凱泰、余學本去杭州,寫《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一書。想的是要總結28年的經驗教訓,清理“左”的錯誤??蓪嶋H寫起來,發現很困難,越寫問題越多,而解決問題的辦法卻很少。

    1979年元旦之后不久,便是羊年春節。這期間,浙江上山下鄉的回城待業青年到省府大院請愿,要求就業。這不是孤立的行動。此時,全國待業人員已經有2000多萬,回城知青700萬,留城待業青年320萬。有21個省、市、自治區的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城鎮待業人員先后集會、游行、罷工、絕食、請愿、攔火車、進北京、寫公開信,驚動中南海,成為“爆炸性問題”。

    薛暮橋聽說消息,提出要去現場。

    面對眼前的青年,他們身處大好年華卻走投無路,無事可做,無業可求,令薛暮橋十分痛心。這不僅事關知青的前途,還關系到多少家庭的幸福和社會安定。而眼下,國家百廢待興,騰不出手來,也沒有辦法安置如此巨多的青年。他覺得自己有責任。

    在共產黨高級干部中,薛暮橋大概是最有學者氣質的人物之一。既是理論家,也是實干家。他的調查研究始于1932年,參加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陳翰笙負責的農村經濟調查,后又加入陳翰笙創辦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擔任《中國農村》雜志主編。20世紀三四十年代,新知書店曾出版過薛暮橋的《中國農村經濟常識》、《農村經濟的基本知識》、《政治經濟學》等書籍。1943年,在山東擔任分局政策研究室主任期間,通過發行根據地貨幣,排擠法幣、偽幣,占領市場、穩定物價,創造了一段光榮的歷史。1949年后,他任中央財經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國家計委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局長。此時,是計委經濟研究所所長。

    不從理論上找到問題的根本、孤立地研究一項具體管理制度是沒有出路的。薛暮橋認為,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得從根兒上動。根兒在哪兒呢?根就在所有制結構上。

    他找到浙江省委書記鐵瑛,和他交流看法。

    3月,薛暮橋帶著寫好的書稿回北京,正趕上勞動部開會,邀請他參加并講話。

    此時,我手里握著這份1979年3月24日全國改革工資制度座談會秘書處整理的薛暮橋講話 《談談勞動工資問題》,印在黑而薄的紙上。只一讀,便禁不住叫好。

    “理論界還有‘恐右病’,把資本主義當作瘟神,必須使它完全絕種?!壳?,留一點資本主義和個體經濟的尾巴,可能利多害少。第一,可以有一點競爭,使國營經濟減少一點官僚主義;第二,填空白,干一些國營經濟不愿干的事;第三,滿足市場需要,方便人民生活?!?

    “我們的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點,研究一下二十二年來工農業生產發展這樣慢的根本原因?,F在我們這一套經濟管理制度是不是最完美的制度?能不能再靈活一點?凡是國家包不了的地方就讓大家自由發展?”

    “社會主義不是比資本主義更優越嗎?資本主義國家能做得到的事情,為什么社會主義反而做不到呢?原因恐怕是我們現在這樣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管得太多,統得過死,國家不能幫助人家廣開生產門路,又不準人家自找生產門路,把兩只手束縛起來了,只剩下一個嘴巴張著要飯吃。人家看到門路可找,把手動一動,就是投機倒把,復辟資本主義,這樣的 ‘社會主義’,就有可能比不過資本主義?!?

    “過去,各地都在‘堵資本主義的路’,結果把人民的生路都堵住了,‘社會主義的步’也就邁不開了?!?

    接著,薛暮橋呼吁取消禁令,“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凡是能賺錢的都可以干。在不違反國家計劃和國家政策法令的條件下,大利大干,小利小干,無利不干?!?

    如果安排就業的辦法不改,“總有一天會把勞動局的大門擠破”?!皠趧泳忠话才?,就是‘鐵飯碗’,一包到底,不好好干活也不能開除,開除出來還要勞動局再替他安排工作?!?

    “能不能搞一點自負盈虧的建筑隊伍。車站碼頭食品供應,組織一批小販來干?!鞘芯用褡蠲Φ氖浅燥?,賣小餛飩、烤白薯等類的小攤販也可以恢復起來。洗衣也是一項繁重的家務勞動,現在家庭買不起洗衣機,洗衣作坊有可能買一個洗衣機,這樣職工在星期天就可以不至于半天洗衣,比平日更勞累?!?

    北京市委有位負責人說:北京市的“資本主義漏洞”多得堵不勝堵,農民進城干零活一天賺兩三塊錢很容易。薛暮橋反問:“可不可以把這些漏洞向城市待業青年開放呢?”

    1979年7月,薛暮橋去中央黨校做了一場報告,說:“有必要坦率地討論我國現有的所有制結構?!?

    他講了一個笑話:一位外國公主到了中國機場愿出10美金請人提一件行李,然而沒人干這個活。公主走遍全世界,就只是到了中國,第一次自己提小皮箱。他還提到過去車站、機場有人幫助搬行李,解放前上海的祥生出租汽車公司,還有搬家公司都辦得好。

    薛暮橋生于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他的青少年是在有“七分資本、三分封建”的無錫度過的,曾經體驗過市場經濟,對其活力和效率留有深刻印象。

    這個報告得到胡耀邦的支持,7月5日在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內部刊物《理論動態》上發表。

    三十年后,有的人可能忘記了,有的人可能根本不知道,有的人可能很難想象:中國的改革是從哪里起步的?是在怎樣的物質基礎和思想資源下起步的?

    透過文字,仿佛在聽薛老講話,聽他發問,穿越時空,又回到那個年代:

    “聽說最近北京市有一些退休的建筑工人自動組織一個包工隊,工程質量好,施工時間縮短幾倍,很受人歡迎。當局因為他們領了退休金,下令取締,但就是取消不了。能不能準許這些老工人帶上一批青年人組織合法的包工隊,解決房屋建筑和修理的困難呢?”

    “現在看病這么難,想找退休的老醫生。但是國家規定退休的老醫生不準看病開藥方,因為他們已經領了退休金。為什么一定要使他們有力無處使呢?”

    “鋪子里補一雙鞋要等一個星期,擺一個小攤子可以當場取貨。衣服破了找不到人縫補,桌椅壞了找不到人修理,為什么就不能讓大家設些小鋪子、小攤子來為居民服務呢?”

    “過去把它當作‘資本主義漏洞’,堵不勝堵,現在需要把‘漏洞’改成大門。城市中不僅集體所有制還要提倡,連個體勞動,如游街串巷磨刀的、補鞋的,最好也不要完全砍光?!?

    1979年7月18日,《北京日報》摘要發表了這篇講話,《北京周報》把它翻譯成各國文字,《人民日報》和各地報紙也都轉載。接著,《北京日報》開始了一場關于打破“鐵飯碗”的辯論。薛暮橋的建議在北京地區首先試行。前門擺起了大碗茶,天壇開了燕京書畫社,個體戶挎個包或推個小車照相的生意開進了天安門廣場。待業青年生產自救者一切稅費全免。

    家住王府井紅霞公寓的薛暮橋,每天早上去天安門散步、打太極拳??吹接袀€體戶在那兒照相,他很高興。這天,他特意上前照顧他們的生意,當他在取相單上寫下自己的名字時,那位個體戶激動地說:“噢,是您???就是您說我們可以自謀職業,我才有了這份工作?!彼吲d地給薛暮橋照了好多相片,堅決不肯收錢。

    一般來說,個體戶在天安門一天可以拍到100份照片,一份7毛5分,成本大約2毛錢,晚上在家里沖洗,第二天就給客人寄出去,一天可以掙個二三十塊錢。而那時的普通工人月工資才三四十塊錢。

    1980年中央提出 “勞動部門介紹就業、自愿組織起來就業和自謀職業相結合”。待業青年的就業問題終于逐步得到了解決。自薛暮橋的文章發表后,國內外讀者紛紛來信表示贊成,并向薛老提出新的問題請他解決。這就回到了這篇文章的開頭。是薛暮橋把一個具體問題提到了最高的層次,除了使知青成為受益者之外,中國的勞動就業制度、所有制結構的改革也由此起步。

    2006年薛暮橋夫人羅瓊去世時,為了尋找和父親一樣的骨灰盒,女兒薛小和去了同一家賣骨灰盒的小店。薛小和向店老板描述她想要的樣式,只見老板從里間捧出來一個,有點驕傲的說:“去年,薛暮橋家買的就是這種?!钡昀习迦鐢导艺涞卣f起薛暮橋的生平,還說,“如果沒有他,就沒有改革開放的今天,就沒有我這個小店”。當薛小和告之自己正是薛暮橋的女兒,這一次是為媽媽選購時,店老板掏出100元錢,要求二老骨灰安葬時,為自己代買紙錢。薛小和婉言謝絕了。

    然而,老實說,30年后,中國的勞動就業體系,還沒有實現薛暮橋的理想。

    在我寫這篇文字時,薛小和正在廣州替父親領取紀念改革開放三十年三十人的一個獎。當《南都周刊》的記者電話通知她時,她忍不住說了一句:“你們還沒有忘記他,真有良心?!?

    是薛老真有良心。

    謹以這個發生在三十年前的故事向改革的拓荒者薛暮橋致敬。

    柳紅

    自由撰稿人,專欄作家liuhongfuture@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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