買辦救國（上）

“買辦”，Comprador，原本是葡萄牙語，用現在通俗說法，就是跨國企業里的中方職業經理人。在當年上海，它被翻譯成“糠擺渡”，也就是中洋之間的橋梁。

由于國際貿易初萌于廣州，繼興于上海，所以兩地附近縣城便成了出產買辦最多的地方，其中最出名的有廣東的香山幫、江蘇吳縣的東山幫和浙江的寧波幫等。在晚清“四大買辦”中，唐廷樞、徐潤和鄭觀應均為廣東香山人，席正甫為江蘇東山人。在19世紀末，全國有933家洋行，以每家平均雇有10名買辦計算，全國買辦人數即為1萬人。這在當時是一個不少的人數了，而且他們基本都聚集在沿海及長江流域沿線的城市，自是一股不可忽視的財富階層。到1920年前后，洋行總數為9511家，買辦人數超過10萬人。在近現代史上，他們是第一代脫離了土地、具有獨立特征的企業家階層。

在買辦群體中，最值得紀念的人是鄭觀應（1842－1922）。

鄭出生于買辦世家，其叔父等人也為多家洋行的買辦，他少年時游歷過越南、泰國和新加坡等地，17歲那年，也跟很多同鄉一樣，到上海寶順洋行做了一名學徒。到1873年，英商太古洋行創辦輪船公司，年輕的鄭觀應被延聘為總買辦。他很有經營謀略，曾經總結出辦好輪船公司的十條經驗，其中包括用人得當、加速船運周期、降低能耗、多攬客貨等等。為了降低能耗和運輸費用，他購買的輪船均為燒煤少、行駛快、裝貨多的新式輪船。在他的經略下，太古輪船公司后來居上，發展得極為迅速，據他自稱，“當太古開辦之時，只有舊船三艘，力與旗昌爭衡，尚屬得手，所以逐年添船，獲利更厚”。1872年，李鴻章創辦輪船招商局，為了辦好局務，他將當時名聲最大的兩個買辦、也是鄭觀應鄉親的唐廷樞和徐潤拉了進去。一個很隱秘的事實是，當初唐廷樞為招商局招股，竟暗中說動鄭觀應出錢入了股，因此，鄭也是招商局的一個股東。1877年，鄭觀應與太古的合同期也正好到了，唐竭力拉攏鄭觀應入局，太古方面出高價挽留，鄭觀應再三考慮，還是續簽了五年雇傭合同。

在他與唐廷樞的協商下，招商局與太古簽訂了“齊價合同”，從而以“雙寡頭”的方式壟斷了長江航運，兩家公司的利潤因此連年大漲。

很快到了1881年，鄭觀應的五年合同期眼看又滿了。招商局又打起這位經營奇才的主意，這回是李鴻章親自出馬，他向朝廷上奏，懇請將鄭觀應“一門好善”的事跡載入廣東省志和縣的縣志以示表彰，奏片剛剛寫好，盛宣懷就馬上抄錄了副本寄給鄭觀應，這對于鄭氏家族實在是一個無比榮耀的事情，鄭觀應自是感激涕零，在回函中表示，“感悚交集，非得篤愛深知，曲為詳達，時與春噓，烏能承此”。不久后，李門大弟子盛宣懷又乘李鴻章南下之機，邀鄭觀應一同到吳淞口拜見了李中堂大人。接下來，唐、徐和盛三人輪番上陣，勸說鄭觀應轉投招商局。

冰雪聰明如鄭觀應，此時“心若轆轤，殊難臆決”。太古一向待他不薄，英方總經理冷士唯更是私交甚篤。進招商局的利弊在他看來也是明擺著的：就職位而言，他在太古是位居華人之首的總買辦，進了招商局肯定將排在唐、徐及盛等人之后；就利益而言，也是大大的跌了身價。他在給唐廷樞的一封信中說得很明白，“不計薪水之多寡，唯恐舍長局而就短局，有關名譽?！边@些眼前的得失倒還不是他最優先考慮的，讓他再三遲疑的，其實還是招商局的官商體制，他的顧慮有二：一是“所慮官督商辦之局，權操其上，不若太古知我之真，有合同可恃，無意外之慮”，二則是將來“日有起色”，鉆營者必多，“雖然我公現蒙李傅相器重，恐將來招商局日有起色，北洋大臣不是李傅相，遽易他人，誤聽排擠者讒言，不問是非，不念昔日辦事者之勞，任意黜陟，調劑私人”。

不幸的是，鄭觀應所慮竟然在日后一一應驗，而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他思慮再三還是決定轉投招商局。他說服自己的理由是：招商局目前的經營格局尚不穩健，“若不早日維持，恐難自立，我國無輪船往來各通商口岸，更為外人所欺辱”。最后七字，是來自鄭觀應的內心召喚。

1882年2月，鄭觀應與太古的合約期滿，3月，他接受李鴻章的委札，就任招商局幫辦一職。

買辦生涯如此穩定而多金，唐、徐、鄭三個香山人卻相繼棄之轉投，究其原因，除了商業利益的評估外，更大的沖動應來自于他們對國家的報效之心。

1870年前后，距鴉片戰爭已經30年，這期間，一方面洋貨大量進口，侵蝕瓦解著中國原有的經濟結構和基礎，導致中國利源大量外流。另一方面外國勢力日益深入中國內地，開礦、行船、辦企業，掠奪各種資源、滲透把持中國經濟命脈。其情其景，國人莫不憂心。

買辦一族，是當時中國人最早接受“西風”的，也可以說是最先開化的。他們日日與外商接觸，有的還從小接受英美教育，對先進的商業理念和現代國家觀念有深刻的認識。而在這過程中，他們也對中國的落后和國民之愚昧最有切膚之痛。唐廷樞的同學容閎從耶魯大學畢業回國后，也在上海寶川洋行當過一段時間的買辦，他回憶說，“買辦之俸雖優，然操業近卑鄙”、“以買辦之身份，不過洋行中奴隸之首領也”。這種低人一等的屈辱感，深嵌在很多買辦的人格中。因此，國家稍有召喚，他們自會義無反顧。唐廷樞在回顧他接掌招商局的心態時就說：“自置輪船攬運貨物，以收利權，此正富國便商之要務也”，在一次股東會上，他更是慷慨地對眾人說，“樞、潤不慮資本之未充，亦不慮洋商之放價，惟盼各幫聯合，共襄大舉，使各口轉運之利，盡歸中土，……此事固創千古未有之局，亦為萬世可行之利”。其言辭鏗鏘，百年后讀來猶有金石聲。

這些人中，以鄭觀應的觀念最為先進，他被認為是近代史上最早具有完整維新思想體系的改良思想家。

鄭觀應在太古當買辦的時候，就開始寫作《救時揭要》和《易言》兩部書。據鄭觀應研究專家夏東元的考據，《救時揭要》始寫于1862年前后，刊刻于1873年，《易言》則完成于1880年，創作的原因是“目擊時艱，凡屬臣民，無不眥裂”，“每于酒酣耳熱之下，聞可以安內攘外者，感觸于懷，隨筆札記，歷年既久，積若干篇”。在這兩部書中，鄭觀應第一次提出強國之道除了兵戰，還要進行商戰，“初則學商戰于外人，繼則與外人商戰”，“非富無以保邦，非強無以保富”。

要商戰，首先要學西方，“效其技藝，臻于富強”。這一觀念并不新鮮，自魏源之后，時人俱有此論，這在當時的洋務派已成共識，超人之處在于，鄭觀應繼而從兩個方面進行了深入的論述。

第一，他從孟子“國以民為本”的民本思想出發，出人意料地引導出民間資本是商戰主角的結論。作為航運業的大家，鄭觀應早就對洋務派所辦實業有冷靜的觀察，他看到當時兩大輪船制造企業，福建船政局和江南制造局的經營都非常不順利，一是效率低下，二是資金匡乏，三是質量粗糙。而在他看來，如果讓民間商人來造船，不獨“資用可以源源不窮”，而且技術也易于精良，“商人造，則該事系商人身家性命所關，即無人督責，亦不慮其不造乎精巧”，“同一造輪，而精粗美惡自有天淵之別矣”。這一從產權清晰化的角度來論證企業效率的思想，已深得制度經濟學的精髓，迄今視之，仍為公理。更讓人驚奇的是，鄭觀應還將國營資本、民營資本與國際資本進行了有趣的比較，得出的結論是，附資于官，勒索很多，以至無利可圖，而附資于洋商，則有可靠的利潤?？峙逻B他也不會料到，這個觀察竟然在一百年后還在生效。

第二，鄭觀應認為徒慕西方的技藝之長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操泰西立法之大旨本源”，這個大旨本源就是改良政治，“仿泰西之良法”，實行君主立憲。他還在《易言·論議政》一篇中詳細對比了中西政制的優劣。

鄭觀應此論可謂驚世駭俗，已算是“異端邪說”。當時的政界和學界僅有少數先知先覺者形成了類似的思想，大臣郭嵩燾在1875年的一份奏稿中提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賈。造船、制器，相輔以益其強，又末中之一節也?！睂W者王韜則在1879年的《重民》一文中提出中國應實行“君民共主”的主張。從時間上看，買辦鄭觀應的論述都早于兩人，因而后世學界公論，鄭氏是第一個提出在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人。鄭觀應的這兩部書都由他自費刻刊，分送給親朋至交們，唐廷樞、徐潤均得贈拜讀，并深以為然。這種理念上的一致，是他們做出相同選擇的思想起源。然而，出乎這些買辦意外的是，后來的事實演進卻大相徑庭。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 · 買辦救國（下） 　|　 2008-12-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