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疑”重于“信”

張中行先生的文章，確如一飽覽世事的布衣老頭坐在冬日的陽光下，不緊不慢地拉拉家長里短，說說世態人生，簡凈素樸，不著余墨。我喜歡他的文章，還因為其懷人憶事、談藝論學基本不離紅樓沙灘 “老北大”，這里恰是我一直工作和曾經居住的地方。銀閘胡同是他當年和 “林道靜”（楊沫）同居之處，雖然現在面目全非，但每當路過這條胡同，我仍會不禁想起他的“銀閘人物”中那些個有趣的“人物”，甚至會對“余永澤”、“林道靜”們的不同選擇和命運生發一番感嘆。

同在京城舞文弄墨，與先生的近距離接觸卻只有一次。1995年5月17日，葛劍雄兄由滬來京，因張中行對他在《讀書》發表的一篇文章曾贊賞有加，故《讀書》編輯在東四北邊的孔乙己酒家做東，宴請他與張中行先生，龐樸、王蒙諸先生作陪，在下也忝陪末座。葛、王均是說起話來滔滔不絕、汪洋姿肆、一瀉千里之人，他二人湊一起，正是“侃”逢對手，整場飯局的“談鋒”自然被這兩位壟斷，只聽他們侃侃而談、你來我往、妙語連珠，他人委實難以置喙。張先生本是“主賓”之一，話卻不多，只是靜靜地認真傾聽。文與人，都給人以散澹飄逸、平淡沖和、粹然儒者印象。不過，如果對他了解較深，便會知道，他的慈眉善目之下還有“決不寬恕”的怒目金剛一面。他那凡事順隨平和的人生態度，卻有著決不輕信，堅守著不少人都未能堅守的做人底線。

張中行出生于1909年，去世于2006年，他人生的前70年，是中國社會大廝殺、大動蕩的70年。在時代的狂風巨浪之中，個人只是扁舟一葉，能隨波起伏不被驚濤駭浪吞沒即是萬幸。劫后余生，看到太多的死亡悲劇，張先生對生之不易的感受格外強烈，所以格外強調“小民要活”（“只有小民活好了，這個社會也就安定了”）。他的要求實不過分，只是升斗小民能平平安安地 “用小煤火爐做飯吃的生活”，但這種生活并不易得。1947年，他的家鄉土改，再窮的村也要找出地主來，張家雖不富裕，但在村里尚屬能吃飽之家，也成為土改對象。土改開始時，不斷傳來鄰村打死人的消息，張家準備外逃避難，但此時村里被圍，“對象”之家一個人也不許出。這時，張的妹妹不久前剛生一殘疾女孩，狠狠心，把孩子按在水缸中淹死，全家人謊稱埋孩子混出村去。他說：“這雖犧牲了一條命，卻救了全家命。如果沒出去真就活不成了——南院二嬸未逃便被打死了”（張者：“張中行：決不寬恕”，《文化自白書》，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4年版）。

有此經歷，在新時代，他一直小心翼翼、兢兢業業，能不說的話就不說，能不表的態就不表，就是在大鳴放時，無論怎么動員，他雖有自己觀點，卻就是不“鳴”不“放”。因此，幸免右派之厄運。他不是學術權威也不是領導，歷次運動都是有驚無險，甚至文革中，他雖然也受到監督勞動、被斗、認罪之罰，但畢竟不是重點，只是心驚膽戰地看著朋友、同事、鄰居被打被抄甚至自殺。而他文革中在干校三次被批斗的經歷，也不過是當時許多小民的家常便飯，因此更具“典型性”。

到干校時，他已年過花甲。有次在水井打水不小心水桶落入井中，撈了半天也沒撈上來，結果此事被視為“階級斗爭新動向”，開了他的批斗會。第二次，是一天晚上正要上床時，聽到有人在外喊“看彗星”，他也與大家一起跑出去看。以后的幾個晚上，他為了看彗星有何變化，每天上床前都到院里看一看。沒想到，有人向領導匯報，認為他動機可疑。于是，領導又認為這是“階級斗爭新動向”，于是又開了他的批斗會。會上全部發言集中一點：看彗星是妄想變天。第三次則是他在勞動之余，伏在桌上悄悄在紙片上抄寫唐詩宋詞，被人匯報，又被作為 “階級斗爭新動向”批斗，而且，這次“罪行”最為嚴重。因為當時只能讀“紅寶書”，而他有時間卻不鉆研該書。由于罪大，批斗也要大舉，所以先來一番搜查，果然在他箱中搜出《唐詩三百首》和《白香詞譜》的合訂本?！敖又烷_批斗會，審問，帶這樣的書，并抄錄，是想干什么？”批斗會自然是千篇一律、眾口一詞：竟敢輕視紅寶書，可見無意改造自己，實為罪大惡極等等。他說，每次批斗會他都是站在會場中間，立正、低頭、認罪，而沒有坐“噴氣式”、掛黑牌，實屬優待 （張中行：《流年碎影》，第555－560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

在這種嚴苛環境下，他認為，對小民來說，“如果只有說假話才能活，我就說假話。我認為這對人品無甚損傷，因為說真話便死了”（“張中行：決不寬恕”）。不過，他還強調，人生在“順”、“隨”之下，還有一個做人的底線——“我一生不在背后窺人隱私，打小報告或告密，以求用別人的血換得平安或往上爬，就是在干校為奴也決不破例”（《流年碎影》，第554頁）。因此，在文革中楊沫單位的“專政組”來外調，對他進行種種威嚇，要他按他們的要求“證明”楊是假革命、是叛徒時，張中行卻頂住巨大壓力，說楊當年是真革命，而自己卻是不革命的。后來，楊還寫文章對此表示感謝，說他這次表現十分勇敢。言下仍有他當年鉆故紙堆，沒有隨她走上革命道路是膽小之意。但她畢竟知道，這時的不說假話之人少之又少，需要的勇氣卻也不下當年的“革命”。

說到當年與楊沫的分手，張中行認為主要是兩個人思想上有了距離，楊走“信”的路，他走“疑”的路，道不同，不相為謀。

他的“疑”來自北大，他認為這是得自母校的恩惠。他承認，是在母校懷疑精神的熏陶下，摸索著走過來的。他畢生感念老北大推崇“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精神，使他一直保持清醒?！靶碌恼值淖兓瘞砼抨牭淖兓?，因為許多人適應新潮，飛速前進，我原地踏步，自然不久就移到后面。這種形勢，我自己也覺察到，無論是為聲名還是為實利，都應該也急起直追?！钡霾坏?，因為“受北京大學學術自由、兼容并包精神的熏陶，多年來慣于胡思亂想甚至亂說亂道，一霎時改為‘車同軌，書同文字’，要求頭腦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信己之未能信，就感到如行蜀道之難”（《流年碎影》，第329頁）。

所以，當北大約他撰文紀念建校90周年時，他的文章題目就是“懷疑與信仰”。他認為，教育的成功就是教人“疑”，讓人不信。因此，他非常推崇早年讀過的羅素的《懷疑論集》，他一直記得書中說過，歷史課本講打敗拿破侖時，英國的說功勞都是英國的，德國的說功勞都是德國的，而羅素主張課堂上讓學生兼念兩種。有人擔心學生將不知所措，羅素說，能夠教得學生不信，就成功了。對羅素此論，他大加贊賞，屢屢提及。他認為，“從這個角度說，我們的教育是不成功的。許多年輕人沒有判斷力，過于輕信”。他說，自己的思想是羅素的懷疑主義與康德的理性主義的結合。他一家三代共有7人畢業于北京大學，當然只有他是老北大，其他人都是新北大?！八偸钦f老北大比新北大好，因為老北大讓人疑，新北大只讓人信”（陳潔：“女兒眼中的張中行”，《中華讀書報》，2006年2月22日）。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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