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文館之爭

近代中國要自強自然要 “師夷長技”，要學習外語和聲光電化、船堅炮利等自然科學知識。但中國傳統是只有苦讀圣賢經典、尋章摘句、參加科舉考試獲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術”一直被視為“雕蟲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極低，幾乎不被看作一種合法的知識。但在現實面前，洋務派不得不“低頭”，創辦了學習外語和自然科學知識的 “同文館”。然而新知識依然沒有地位，愿學者寥寥無幾。

為改變這種狀況，總理衙門王大臣奕盉等于1866年底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員學習聲光電化、天文算學，想提高自然科學知識的地位。他們明確提出，學習西方是為了 “雪恥”，拒絕學習西方才是真正的恥辱。

同文館擬添設天文算學館并招收科甲正途人員的消息傳出后，激起了頑固派的強烈反對。監察御史張盛藻首先上折提出反對意見，認為若求自強，在朝廷則莫如 “整紀綱”、“明政刑”、“嚴賞罰”等，對臣民則只有講求“氣節”，依靠列祖列宗的深仁厚澤，以堯舜孔孟之道進行教育和幫助。但張的地位、名望畢竟不夠高，頑固派中權勢最大、聲望最高、管理戶部（即全國財政）的文淵閣大學士倭仁于是親自出馬，遞上 “立國之道尚禮義不尚權謀，根本之圖在人心不在技藝”的奏折。他認為天文算學為益甚微，不過是“一藝之末”，而正途人員奉夷人為師，所造就者不過是“術數之士”，古往今來未聞有恃術數而能夠起衰振弱的。他又說：目前世道衰微，禮崩樂壞，唯有依靠讀書之士講明義理，或可維持人心，如果科甲正途人員“變而從夷”，正氣為之不伸，所以請求朝廷立罷此議。倭仁是公認的理學大師，言辭更具煽動性，于是在士大夫間形成了一股反對學習“西學”的強勁力量。

對此，奕盉等人上折反駁說，他們在沒有辦理洋務之前，也是如此見解，但現在他們認為，設立外國語言文字學館、講求機器制造之法、教練洋槍隊伍、派人出國考察等，“凡此苦心孤詣，無非欲圖自強?！彼麄冎赋?，洋人敢入中國肆行無忌者，緣其處心積慮在數十年前，凡中國語言文字，形勢虛實，一舉一動，無不周知；而洋人之舉動，我們則一無所知，徒以道義空談，紛爭不已；現在設法了解洋人自強之方，卻議論紛紛，一誤何堪再誤。他們奏折中還將了倭仁一軍：既然倭仁認為決不應設立天文算學館，自必另有計謀，如果他確有妙策可以制外國而不為外國所制，他們自當追隨倭仁之后；如別無良策，僅以忠信禮義為武器，以為這就可折沖樽俎，足以制敵之命，“臣等實未敢信”。

倭仁當然不服，再次上折，依舊強調自強之道在于朝廷 “用人”與 “行政”，所以設立同文館實為多此一舉。

為使清廷鼓勵正途出身人員報考，奕盉等人再遞上折、片各一件，進一步闡明學習西方的必要性，強調如仍茍且偷安，不思振作，后患將不堪設想。他們繼續“將”倭仁的“軍”：倭仁不是認為中國早有精通天文算學、船堅炮利的人才，只是沒有精心訪求嗎？他們于是提出，希望朝廷請旨飭下倭仁保薦數人，即行擇地另設一館，由他督飭。清廷還真接受了奕盉等人的請求，發布“上諭”，要倭仁保薦幾名精通天文算學人才另行擇地設館，由倭仁負責。在這種情況下，倭仁不得不承認“意中并無精于天文算學之人，不敢妄?！?，請求不必另行設館。但是，他仍堅持自己原來的觀點。在奕盉等人的策劃下，清廷于是任命倭仁在總理衙門行走，想使他也不得不染指洋務。但倭仁表示堅辭，未獲批準，便稱病乞假。

當倭仁在洋務派的步步進逼、處境十分尷尬的時候，候選直隸州知州楊廷熙上奏則以“天象示警”來為頑固派辯護。他指說，今年春季以來久旱不雨，疫癘流行，是“天象示警”，認為總理衙門請求設立同文館是 “不當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眾論”，“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為了“杜亂萌而端風教，弭天變而順人心”起見，必須“收回成命”，將同文館予以裁撤，或者是禁止科甲正途人員報考天文算學館。他強調西方國家乃中國之“敵國”與“世仇”，學習西方的自然科學知識就是“師事仇敵”。而科甲正途人員一旦使之師事仇敵，則“忠義之氣自此消矣，廉恥之道自此喪矣”，后果非?？膳?。他把西學視為洪水猛獸，寧可使中國落后挨打，也決不可向敵人學習。

頑固派不僅從抽象的理學角度反駁洋務派，而且把主張學習西方者扣上了 “師事夷人”、“奉夷為師”、“師事仇敵”等類似于“里通外國”、“漢奸”等政治性大帽子，在近代中國屢被侵略的背景下，這種言辭更易激起人們的義憤。

最后，奕盉等人只能以自請“開去總理衙門差使”相挾?？吹絻膳蓜萃?，爭論愈演愈烈，繼續下去將使朝政癱瘓，清廷便于1867年6月30日發布“上諭”，一方面嚴批楊廷熙、倭仁等人，一方面又用和解的口吻要倭仁“與國家休戚相關，不應堅持己見”，與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王大臣等和衷商酌，共濟時艱；飭令奕盉等應“不避嫌怨，力任其難，豈可顧恤浮言，稍涉推諉，”當然也沒有同意其開去總理衙門差使的要求。這場爭論遂告結束。

這次歷時半年激烈爭論的結果，雙方各有得失。頑固派反對設立天文算學館的企圖畢竟沒有得逞，就此而言，洋務派勝。但在頑固派的影響下，報考同文館的人數銳減，特別是正途出身人員依然寥寥無幾。頑固派的主張在社會上得到了更廣泛的支持，形成為一股相當強大的輿論力量。一時還出現不少對聯：“詭計本多端，使小朝廷設同文之館；軍機無遠略，誘佳子弟拜異類為師”；“未同而言，斯文將喪”；“孔門弟子，鬼谷先生”。還有作俚語笑罵的，如“胡鬧，胡鬧！教人都從了天主教?！比搜约?，群起非難，報考天文算學館的人數更少。1867年，參加考試的72名中，不少是因為待遇極為優厚才來報考，所以學生質量很差。只得勉強錄取了30名，第二年就淘汰了20名，最后畢業的只有5人，天文算學館名存實亡，洋務派提高自然科學知識的計劃實際嚴重受挫。就此而言，頑固派勝。

這次爭論的實質是西學的價值問題，也即自然科學知識是否具有“普適性”。任何一種知識都產生于具體的“地方”，所以每種知識的源起都具有“地方性”，如果因此認為任何知識都沒有普適性，那么所謂交流、交往將沒有意義。不同文明之間根本無法溝通，人類也不可能發展進步。

發端于西方的近代自然科學知識在近代中國引入之初被稱為 “西學”，即認為這只是一種地方性知識。頑固派堅決反對引入，即認為這種知識不具普適性、不應為“我”所有，而且是對“我”構成威脅的“他者”。洋務派雖不可能清晰認識到，自然也未明言這是一種具有“普適性”的知識，但強調能為我用，畢竟是對其“普適性”的初步承認。聲光電化、天文歷算這類知識從“西學”到“科學”的名稱之變實即“身份之變”，表明近代中國最終承認這是一種普適性知識體系?，F在，更是提高到“科教興國”的高度。中外歷史表明，國之興衰、社會發展之快慢，與對這種“普適性”知識接受的難易確實大有關系。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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