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我頭來”陳虞孫

提起陳虞孫，知道的人可能不會很多，但提起《還我頭來》這篇雜文，知道的人可能會多一些。在文革結束不久的改革開放之初，在大地剛剛開始解凍、乍暖還寒之時，陳虞孫先生在1979年3月的《文匯報》發表了《還我頭來》。全文不足1500字，卻犀利精辟非凡，社會反響自然熱烈異常。

《還我頭來》本是《三國演義》中關云長被殺后在玉泉山顯圣的故事，家喻戶曉，并無深意。不過，陳先生此時認為，關公喊的“還我頭來”其實很有意思，可以大加發揮。他寫道：“人各有頭，或稱腦袋。誰都知道，人不能沒有頭”。倘有外物襲來，人們都會本能地保護腦袋?！叭欢粋€人長了腦袋究竟派什么用場，卻未必盡人皆知。有一種人，雖有一個腦袋，說話做事，好像從來不用一用他的腦袋”。為何如此，頗費琢磨，所以腦袋究竟有何作用，“仍不失為一門學問”。

“人們對這門學問，確實積累了不少經驗教訓。例如，封建皇朝，曾經有不少人，真心為皇帝著實動腦筋，極其直諫，力竭聲嘶，可是往往落得一個丟掉腦袋的下場”，“因此，那些要保烏紗帽的官兒們，為了保腦袋——試問腦袋都不保了，還到哪兒去找戴烏紗帽的家伙呢？——便總結出了一個訣竅，叫做：‘多磕頭，少說話’?？梢韵胍?，皇帝老是高高在上，往下一看，只見文武百官都趴在下面，腦袋埋在地下，屁股翹向天上，一片萬歲之聲，整齊劃一，豈非江山一統，天下太平了嗎？”但是，封建王朝最終仍被推翻。

不過，“人長著一個腦袋到底有什么用的問題并沒有解決”。陳先生“慶幸”自己在垂暮之年碰上了這個問題，文革中不是強調 “不理解也要執行”嗎？“你們看，全國八億個腦袋就只他一個腦袋行，你們七億九千九百九十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個腦袋都不行。你們不理解也要執行。你們干脆把腦袋上繳得了。誰不照辦，索性把你的腦袋砍掉了。這就叫革命?？伤闶亲钭钭钭顝氐椎母锩?。如此一轉眼就十年。這是失去了腦袋的十年。要說實效呢，并不小。試看，萬馬齊喑，一片荒涼，如入無人之境。人而亡頭，國將何有。萬幸的是，在這存亡絕續之際，華國鋒同志為首的黨中央一舉粉碎了這批丑類，撥亂反正，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也挽救了人們失去的腦袋。豐功偉績非同小可”。不過，他并不盲目樂觀，而是提醒人們，現在還有人“仍在過去昏天黑地的十年里，自愿把自己的腦袋層層上繳，自以為既可安身立命，又可延年益壽，久而久之，已經形成了他們的人生哲學和做官的訣竅了”。這種人不僅認為沒有自己的腦袋無關宏旨，“甚至以為沒有腦袋反而比有一個腦袋好。譬如，需要開個會商量些事情，會上總不免七嘴八舌，意見紛紜。這種人就難免覺得，事情就壞在每個人有一個腦袋。如果大家都把腦袋繳了，讓一個人說了算，豈不省事。對這種人，如果提出‘還我頭來’的口號，他不僅會不感興趣，反會認為多事哩”。

或許因為讀者反響熱烈，十幾天后，陳先生一鼓作氣，又寫了《“頭頭”與“本本”》一文，同樣不足1500字。

這篇文章開頭就說，由“還我頭來”聯想到“頭頭”，由“頭頭”又聯想到“本本”。因為“古往今來，不少爬上‘頭頭’的寶座的人，往往是靠‘本本’起家發跡的”。不過，這“本本”卻不是一般的本本，而是充滿神秘色彩的“天書”。天書有五大特點：一是必得之于天；二是一定只有個把人能得到，并非人人得而有之；三是一定只有那個得此天書的人，才能看得懂，即便凡人得到也看不到上面有什么字；四是“書上說的，一定大到安邦定國，小到包醫百病的萬寶全書；五是“得此天書者一定是個天生圣人，是個天生的頭頭，誰不服他，就是違天，就要遭到雷劈火焚，萬劫不復”。根本原因，就在于利用千百萬善良百姓的迷信。當然，現代的“本本”決不會完全采用過去“天書”的形式，而天書的原理卻不能違反。但是，“只有有朝一日善良的老百姓徹底地破除了迷信，什么七十二變化，也騙不了誰，嚇不倒誰。那時候，那種想靠‘天書’招搖撞騙起家發跡的人便施展不出神通了”。所以，“怎樣不受騙、不被騙、不被嚇，還得徹底地破除迷信，真正發揮自己腦袋的用場。不信神，不怕鬼。用自己的腦袋，獨立思考，只服從經過千百萬老百姓的革命實踐檢驗的真理”。

兩篇文章如此之短、如此之尖銳犀利、酣暢淋漓，放得開收得住，拿捏得恰如其分毫不逾矩，頗得魯迅雜文神髓。方寸之間大顯身手，固得益于“學識”，更得益于豐厚的人生歷練。

1904年出生的陳先生是江蘇江陰人，20年代就讀于金陵大學中文系，畢業后曾在廈門、天津、上海等地教書。在那個動蕩的大時代，青年知識分子很容易左傾，陳先生由左傾而參加革命，于1938年參加共產黨，可謂標準的“三八式”干部。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他曾先后擔任《解放日報》副社長、上海市文教委員會秘書長、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長。

1957年夏，最高領導人震怒之中發出 “文匯報的資產階級方向必須批判”的號令，《文匯報》自然成為反右的重點單位，領導層大改組，總編輯徐鑄成被撤?！袄细锩标愑輰O就在此時被任命為報社總編輯，任務當然是使《文匯報》回到“正確方向”。從此時到文革初被打倒，這十年間他一直是報社總編輯。這十年，報紙處于風口浪尖，因此“犯錯誤”者頗不乏人，但種種復雜情況，陳先生如履薄冰，終未出大事。對此，他的部下、老報人唐振常先生回憶說：“當階級斗爭馳的時候，他辦報真是游刃有余，得心應手，提出一套又一套的方案，把報紙辦得生龍活虎一般”，“當階級斗爭張的時候，他表面上亦可不動聲色，一樣可以跟著‘左’的做法去貫徹在報紙上，也可以把報紙辦得似乎很有聲勢，其實是殺氣滿紙。但我忽略了他作為報紙總編輯不能不跟之苦，不了解他內心深處的想法。在當時情況下，他自然不易表露真實的想法，更何況是對于在他領導下的干部。但偶然也冒出一句兩句牢騷語，比如一次我和他去劇協開會，人問他看不看一個叫 《沸騰的一九五八年》的戲。他氣呼呼地脫口而出：‘不看。沸騰個屁！’問者吃驚”。

作為黨報主編，當然不能不跟形勢。但在關鍵時刻，他卻自有定見。1965年11月，陳先生奉命在 《文匯報》刊出了江青與張春橋、姚文元策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篇拉開十年文革大幕的文章。有此“良機”，陳先生本可與一些人一樣，乘機而上，權傾一時。但他卻不為所動，并不積極表現主動靠攏，所以，在1966年夏即被“打倒”，關入牛棚，受盡磨難。

三十年前開始提倡的思想解放、提出啟蒙，就是要破除“現代迷信”。痛定思痛，陳先生痛感那場巨大災難的最主要原因是人們失去了自主的思想，結果是“人而亡頭”、“失去了腦袋的十年”，所以他才提醒人們要“真正發揮自己腦袋的用場”，疾呼“還我頭來”。三十年后，人們可還記得他的呼聲？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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