責任大于榮耀

奧巴馬贏了！

20個月前當他宣布參選美國總統時，這一結果尚超出大多數人的預料。然而，從2004年民主黨大會發表演講在全國范圍內初試啼聲，次年挺進美國國會參議院，到今年中有些出人意料地擊敗黨內勁敵希拉里出線，在三度與麥凱恩的電視辯論中次次占得上風，47歲的奧巴馬不斷在膚色大戰、性別大戰、年齡大戰中締造神話，成功地將自己塑造為新一代“肯尼迪總統加馬丁路德金博士（對后者也許更加見仁見智）”的混合體。在他身后，是創紀錄的6億多美元競選資金，超出對手麥凱恩近一倍，幾乎是上屆總統選舉小布什和克里所募的總和，而其中近半數來自小額捐款者（每人不超過200美元）；是從沃爾克到溫弗瑞，從巴菲特到鮑威爾，從《紐約時報》到MNBC電視臺的重重背書。能獲得來自草根和精英的全面支持，連一貫以“寵辱不驚（冷靜得似黃瓜）”姿態示人的奧巴馬也難得地在兩周多前的史密斯慈善晚宴上調侃自己“最大的優點是謙虛，最大的缺點是有點太過出色”；而與這份自信相得益彰的是席卷美國、波及歐亞的“奧巴馬熱”，游離選民從眾的“花車效應”（Bandwagon Effect）消弭了以往曾出現針對少數族裔候選人口惠而實不至的“布萊德利（Bradley）效應”。

奧巴馬最大的助選者也許還是不斷惡化以致人人自危的美國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加上久拖不決的對外戰爭，不僅令執政的共和黨政府疲于應付、備受指責，更成為其總統候選人難以處置的負資產。實際上遲至十月份，選情已基本明朗，有評論指連續兩次惜敗后，在如此形勢下如再不能實現翻盤，民主黨人恐怕就得檢討其政黨的組織能力甚至存在必要了，而麥凱恩參選士氣也一度非常低落，力爭的也無非是輸得不失尊嚴。

總統競選常被描述為權力之路，但在這漫長的過程，候選人經過層層較量篩選，遍訪全美，通過無數次的集會、辯論、講演、溝通，力圖向每一位選民傳達其競選綱領和施政理念，使更多人相信自己最適合領導國家，承擔起政府對人民的責任。這些責任巨大而復雜：在全球范圍內保持和提升領導地位，體面地從伊拉克、阿富汗等地撤軍，處理棘手的多邊關系和地區分歧；回應氣候、資源、環境等變化，實現能源自主，鼓勵節能環保；合理安排稅制，增收節支，刺激經濟增長，減少預算赤字；改革醫療和養老保險，擴大制度受惠面；提高教育質量，增強未來競爭力。最緊迫的當然是帶領美國人民走出經濟衰退，減少房貸危機的沖擊，保障就業和企業生存，滿足受影響最甚階層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奧巴馬的說服努力在10月29日達到高潮，當晚其競選總部斥資400多萬美元，買下全國主要電視臺的黃金時段，同步播放長達半小時的宣傳紀錄片。在這部堪稱佳作的宣傳片中，奧巴馬以自己的經歷和觀察，告訴美國大眾他對民生疾苦感同身受，對國家未來深思熟慮，已經作好準備透過變革（change），將已在自己身上實現的美國夢帶給更多人。

顯然，多數美國選民相信奧巴馬。兩個月后，他將宣誓就任美國第56屆及第44任總統，去兌現上述所承諾的責任?；蛟S還應有更多。選戰中，兩位候選人在抨擊華爾街金融家與其他華盛頓政客時都不遺余力，似乎一切麻煩都只歸因于這些人的貪婪、無恥、麻木或縱容。事實上，這些人的確是罪魁禍首，但在之前的不正常繁榮期，大多數的美國人不也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盲目借貸炒房消費，肆意透支未來，為災難到來推波助瀾？普羅大眾是受害者不假，卻難說完全沒有責任，甚至可以借此不負責任。上任后的奧巴馬沒有了當初唯恐得罪選民的顧忌，有必要把全面情況講清楚，引導民眾自我檢討，重啟可持續、負責任的生活；競選期間，他能夠頂住政治投機的誘惑，不附和麥凱恩“燃油假期”主張等表現，也確實給人以這樣的希望。同時，作為大國，美國必須繼續承擔起其國際責任。為一己私利推行保護主義，在匯率、環境、人權、知產等領域不尊重實際情況地一味施壓，只會激化矛盾，多敗俱傷，這種傾向在民主黨人同時主導國會的現實下尤其值得警惕。實際上，已有少數美國經濟學者將其金融危機歸罪為中國向美國融資過多，顛倒主次、以偏概全地制造敵意，這種倒打一耙的言論實在不負責任。奧巴馬把中國視為競爭者可以理解，但本著積極、務實、合作的態度對待中美關系，才更可能實現共贏。

親歷美國大選，很難不被其中的責任命題所觸動，類似的思考也適用于自己的祖國。中國同樣面臨著對世界、對環境、對后代的繁重責任，政府源自人民授權同樣必須造福人民。全方位的進步固然值得自豪，但令人揪心的是，看似有些矛盾的一對——不負責任和怕負責任目前卻仍在相當范圍內同時存在著。一方面是輕率決策、疏于監督、懲戒缺失，造成人員財產的損失和浪費，另一方面是互相推諉、不愿事事、敷衍塞責，增加成本影響效率損害公平。食品安全、災害事故、官場舞弊、校園暴力，觸目驚心。其實，不負責任往往源于約束不到位，怕負責任通常因為激勵不充分，而對于兩者，規則不明確都很可能是誘因。必須在尊重規律和現實的基礎上，適當平衡約束和激勵，制定清晰的規則并嚴格執行；此外，有必要在全社會重塑“責任意識”，各司其職，互助協作，共創和諧之道。

1863年，林肯總統在葛底斯堡演說中祈求“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存。1961年，肯尼迪總統在其就職演說中呼吁：“同胞們，不要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么，而要問你們能為國家做些什么?！?008年面對艱難時世，“是的，我們能”，美國首位黑人總統當選之夜，奧巴馬誓將承擔起其領袖及歷史責任。而對于中國而言，美好生活、民族復興、和平與可持續的發展，則是我們的責任。

郭靂 北大法學院副教授，美國康奈爾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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