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青船王 （下）
1931年9月18日傍晚，日本關東軍在沈陽北面約7.5公里處，離東北軍駐地北大營800米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炸毀了小段鐵路，然后嫁禍東北軍，出兵進擊北大營。不到半年時間，東三省100萬平方公里盡數失陷?！熬拧ひ话恕笔伦兊谋l，讓中國再次處于危急的存亡關頭，一曲《松花江上》，慟哭四萬萬國民。反日情緒空前高漲，各地學生紛紛游行請愿，全國再度爆發勢不可擋的抵制日貨運動。
在四川，盧作孚是救國會重慶分會的核心成員之一。他在民生公司輪船的臥鋪床單和職工宿舍的床單上都印上了“夢寐毋忘國家大難”的字樣，以此激勵國人的愛國之心。另外，他還特地制定了一套針對日資輪船的服務標準——“招待乘客和藹周到的精神要超過日船；保護客貨的辦法要超過日船；保護船身、節省費用的精神要超過日船；清潔整飭、調理秩序的精神要超過日船；對于乘客要隨時提起其抗日救國的精神”?？窟@樣的精神和服務質量，民生公司的輪船大受歡迎，許多人寧愿多等幾日也不愿搭乘日本輪船。
在隨后的幾年里，民生公司靠著精細管理和大膽的擴張戰略，由一個只有一艘小汽輪的企業發展成擁有30多只輪船、長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運公司，重慶上游至宜賓、下游到宜昌的所有華商輪船公司都被并入了民生系統，到1936年，民生開辟沱江航線，四川境內所有能通航的河流都有民生船只出沒。在長江上，民生成了所有外資航運公司敬畏的對手。當年的那個憤怒書生現在已成了一個精于商道的大企業家，惟一不變的是他仍然抱懷著深重的憂患感。在創業10周年的紀念會上，他說，“我所見著的還在這些事業的背后，在撐持這些事業的險阻艱難者，為了事業忘卻了自己，為了增加事業的成功，忍受個人的困苦。如果整個公司的人有這一種精神，就可以建設一樁強固的事業；如果整個民族有這一種精神，就可建設一個強固的國家”。
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軍南下進攻上海、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內遷至重慶。這時局勢十分危急，自晚清以來，中國工業大多集中在東南沿海和長江中下游流域，抓緊時間西遷企業，關乎國運商脈。
1938年10月，武漢失守，長江中游航線全部被切斷，入川門戶宜昌成了下一個被攻擊的戰略目標。當時堆積在宜昌碼頭的商用和軍用器材超過12萬噸，此外還有油料1萬噸，各類公物6萬噸，等待入川的政府官員、技術工人、大學師生和難民在3萬以上，不夸張地說，這里幾乎集中了中國兵器工業、各類機器工業和輕工業的生命，是國家僅存的一口元氣。
這時候，日軍飛機天天轟炸宜昌，，隨時有可能被攻陷，更可怕的是，距離長江上游的枯水期也只剩下一個月左右。情況到了最危急的時刻，西運的重擔猛地壓到了長江中上游最重要的航運企業——民生公司的肩上。個頭瘦弱的四川企業家盧作孚來到了一生中最光榮的時刻。
當時，民生公司可用的輪船24只，按平時的運輸能力，40天大約只能運1.4萬噸，要將10多萬噸物資在一個多月內全部運往重慶，幾乎沒有可能。盧作孚召集人員通宵開會，他們參考以往枯水期分段航行的經驗，決定采取分三段運輸的辦法，按照40天時間，設計出一個嚴密的運輸計劃，宜昌到三斗坪為第一段，三斗坪到萬縣為第二段，萬縣到重慶為第三段。只有重要而不易裝卸的笨重設備才直接運往重慶。對船只航行時間、物資裝卸也做出最合理、最緊湊的安排，白天航行，夜間裝卸，將運輸能力發揮到極限。各單位則清理自己的設備、器材，配套裝箱，按輕重緩急，依次分配噸位。
長江三峽，急流險灘，只能白天航行，夜間裝卸可以充分爭取時間，航運人員盡量不空耗一天、一時，甚至一分鐘。搬運裝卸工最多時有2000多人，日后盧作孚回憶當時景象：“每晨宜昌總得開出五只、六只、七只輪船，下午總得有幾只輪船回來，當著輪船剛要抵達碼頭的時候，艙口蓋子早已揭開，窗門早已拉開，起重機的長臂，早已舉起，兩岸的器材，早已裝在駁船上，拖頭已靠近駁船。輪船剛拋了錨，駁船即已被拖到輪船邊，開始緊張的裝貨了。兩岸照耀著下貨的燈光，船上照耀著上貨的燈光，徹底映在江上。岸上每數人或數十人一隊，抬著沉重的機器，不斷的歌唱，拖頭往來的汽笛，不斷地鳴叫，輪船上起重機的牙齒不斷地呼號，配合成了一支極其悲壯的交響曲，寫出了中國人動員起來反抗敵人的力量”。
在那些日子里，盧作孚日夜守在他的指揮中心，收發報機24小時不停地響著，上游各港口、各輪船發來的電訊日夜不斷，工作人員日夜堅守崗位，處理各種電文，所有電文都經他親手審閱、批示。他對全部運輸情況、每個環節都了如指掌，知道每一小時運走多少噸物資和哪些船在運，知道每只輪船在什么位置，知道哪些物資在哪個港口卸載，知道哪些單位的物資正在裝船……深夜時分，他則親到碼頭檢查裝卸情況，為工人、船員解決遇到的困難。他鼓勵部下說：“這一年我們沒有做生意，我們上前線去了，我們在前線沖鋒，我們在同敵人拼命”。
整個宜昌大撤退，民生公司的船只擔負了90%以上的運輸量，為報效國家，盧作孚只收取極為低廉的運費，兵工器材每噸只收30到37元，其他公物40元，民間器材也只收60到80多元1噸，而同時也在參與運輸的外國輪船要收300-400元。民生的經營損失在400萬元以上。在指揮運輸的一個多月里，日夜不眠的盧作孚眼凹如洞，形同槁木，他對公司職工說：“我們要以事業報效國家，我們要以身盡瘁事業。我們雖然不能到前方去執干戈以衛社稷，拿起武器打敵人，當就本身職責，要努力去做一員戰士，以增強抗戰力量”。據經濟部調查，這次搶運進來的兵工廠和民營企業機器設備，每月可造手榴彈30萬枚，迫擊炮彈7萬枚，飛機炸彈6千枚，十字鎬20多萬把。
此次宜昌搶運的物資、人員，相當于民生公司1936年的總運量。在預定的40天內，他們奇跡般地運完了全部人員，運走了三分之二機器物資，又過了20天，當長江水位降到沒法組織大規模運輸時，沿江剩下的只是一些零零星星的廢鐵。
后來史家將盧作孚組織的這次“宜昌大撤退”稱為“中國實業上的敦刻爾克”。民國作家徐盈在《中華民國實業人物志》中評價：“中國敦刻爾克的撤退的緊張程度與英國在敦克爾克的撤退并沒有什么兩樣，或者我們比他們還要艱苦些”。盧作孚也自認：“我們比敦刻爾克還要艱巨得多”。他的勇敢得到了軍人們的尊重，馮玉祥將軍在寫給盧作孚的一份信中稱贊他是“最愛國的，也是最有作為的人”，馮寫道：“貴公司人材之多，事業之大，有功于抗戰，均為其他公司所少有，敬佩萬分?！?
抗戰八年，民生船只運送出川的軍隊共計270.5萬人，武器彈藥等30多萬噸。盧作孚不顧危險，常常親臨現場。1938年以來，民生有9只輪船被炸沉、6只被炸壞，包括最大的“民元輪”，船員共犧牲117人，傷殘76人。
盧作孚是在1952年自殺的。在1950年冬至1951年的鎮反中，民生公司的很多重要職員都被認定為特務，或被槍決，或被扣押。1952年2月8日，民生公司開“五反”動員大會，會場上有標語：“歡迎盧總經理老實交待！”公股代表張祥麟首先在會上做檢查：與盧作孚一道赴北京出差時，曾和盧作孚一起去吃飯、洗澡、看戲等；盧作孚的通信員關懷則跳上臺去，揭發張祥麟在北京接受盧作孚請吃飯、請看戲是受了“糖衣炮彈”的襲擊，是受了資本家的拉攏腐蝕。
當晚，盧作孚飲藥自盡。他留給妻子的遺書只有幾個字：“把家具還給民生公司，好好跟孩子們過?！?
（《憤青船王（上）請見本報2008年9月29日36版》)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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