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種下了禍根

當時胡佛總統的一句話成為后來人們不斷提及的笑柄。對于伴隨大蕭條而來的貧困、饑餓甚至死亡，作為總統的胡佛似乎并沒有切身的感受，一次，他在接見記者時，竟然說出了這樣的話：“并沒有誰真正挨餓。拿那些流浪漢來說，他們吃的就比過去什么時候都好。紐約有一個流浪漢，一天吃了十頓飯”。這樣的話招來普遍罵聲是無疑的。

時至今日，人們對作為一個大國總統的胡佛為什么能犯這種低級錯誤也多少有些奇怪。我想，真正的原因是這次的大危機確實有著某些詭異之處。在這樣一場大規模的災難突然來臨的時候，類似這種幼稚的錯誤，絕非僅僅為胡佛所犯。曼徹斯特說，那時社會中有著各種各樣愚蠢的想法，其中之一，是把產品的積壓僅僅看作是一種銷售技巧的問題，“只要有個好推銷員，什么都能賣得出去”。對于大蕭條形成的原因，連當時的全國制造商協會主席埃杰頓都說，大蕭條的局面是某些人偷懶怠工造成的，“很多現在嚷嚷要工作的人，不是有工作時偏要罷工，便是根本不想干”。

因此可以說，像曼徹斯特所說的那些愚蠢的想法和說法，與其說是由于幼稚和愚蠢，不如說是由于在突如其來的危機中的驚慌失措。曼徹斯特的這樣一個說法則是讓人深思的：這兩個歷史時期（即凱恩斯所說的歷史上的黑暗時代和大蕭條）至少有一點確實是相同的，那就是，人民雖然身受其害，卻都不懂得是什么在作祟。

80年過去了，是誰種下了大蕭條的禍根？人們仍在不斷追問這個問題?？偲饋碚f，在經濟學中，凱恩斯主義和貨幣主義是兩種最有影響力的解釋。在凱恩斯主義看來，之所以會出現“大蕭條”，是由于社會中的總需求急劇下降。而導致總需求急劇下降的原因，則是由人們心理上的消費傾向下降趨勢、靈活偏好和對未來的悲觀預期所造成的，總需求不足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不足的結果，邊際消費傾向的下降趨勢使消費的增長趕不上收入的增長，從而引起消費需求不足。而當時政府蹩腳的財政政策又使得這種情況進一步惡化。貨幣主義經濟學家則將大蕭條的禍根歸咎于當時的貨幣政策。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 《美國貨幣史：1867—1960》中指出，聯儲防止銀行破產努力的失敗和從1930年底至1933年貨幣供給的下降，應對蕭條負主要責任。

盡管其中的爭論還會延續，真正的判斷還要經濟學家來做，但有一點推論是現在就很明確的：如果當時的大蕭條是某些政策特別是貨幣政策失誤的結果，那么，這樣一場大危機就可以看作是政策失誤的結果，換言之，這樣的一場大蕭條就是一個可以通過政策加以避免的事情。然而情況顯然不是這么簡單。

美國著名的印裔經濟學家萊維·巴特拉（Ravi Batra)在《1990年大蕭條》中說了這樣一段話：導致大蕭條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至今未被經濟學家注意到的變數是什么？我的看法是，這種變數就是財富的集中而不僅僅是收入的集中。這種財富的集中在1929年達到了頂峰并引起了大蕭條。他指出，單純的收入集中不可能導致大蕭條，因為財富總水平在任何時點上都遠遠超過國民收入。根據他的分析，財富集中的速度變化通常是極其緩慢的，但是在20世紀20年代，有一次財富集中的飛躍。1922年，美國1％的家庭擁有國民財富的31.6％，但到了1929年，即僅僅7年之后，這些家庭所占份額又上升到36.3％。按照他的分析，財富集中增加了有不可靠貸款的銀行數目，助長了最終連銀行也被卷入的投機狂熱。財富集中程度越高，易倒閉銀行的數目越多，并助長投機，衰退便越嚴重。

而當時布魯金斯研究所的一位經濟學家則從另一個角度說明財富的集中，以及由此導致的兩極分化對大蕭條發生的作用。據這位經濟學家的估算，當時一個美國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當年美國家庭60%以上的進款是達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句話，購買力跟不上商品產量。對此，曼徹斯特評論道，胡佛恰巧在大難臨頭的前夕擔任總統，可說是自作自受，因為他在當商務部長時只醉心于提高生產力，卻不注意購買力不足的危險性。他只是在卸任離開白宮很久以后，才對當年的事有所醒悟。一個俄克拉荷馬州人在國會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的話，把惡性循環這個現象說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同一時間，同一國家里，既是生產過剩，又是消費不足”。

經濟危機的發生是由于生產過剩，這樣的話人們已經說了無數遍，無需再次重復。而消費不足與貧富差距或當時利益關系失衡的關系，也是確鑿無疑的。但有一個問題則很少有人進行討論：說到產品過剩，究竟是什么產品過剩？說東西賣不出去，究竟是什么東西賣不出去？而這個問題決不是無關緊要的。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多少年來，“將牛奶倒在河里”幾乎成了大蕭條的一個符號。只不過原來說牛奶是資本家倒的，是為了維持他們的壟斷利潤。而這些年有人查了當時的資料，發現牛奶原來是農民或農業工人倒的，目的當然也是為了維持可以有利潤的價格，至少是不愿意在賠本的情況下再賠上汽油錢將牛奶運到城里。但不管怎樣，被倒掉的牛奶都成了大蕭條或生產過剩危機的一個符號或象征。然而，這樣一個符號可能會產生誤導，即人們將生產過剩與牛奶之類的產品賣不出去聯系起來。

實際上，當時賣不出去的東西并不僅僅是牛奶這樣的生活必需品，同時也包括了更為重要的另外一些產品，如房子、汽車、收音機、電話等等，即耐用消費品（至少在當時是被人們當作耐用消費品的）。那時擁有一架收音機的意義不亞于今天擁有一輛汽車，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正是由于這一點，這次的大蕭條不同于以往的歷次經濟危機；也正是由于這一點，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是用了根本性的制度創新和社會轉型，才度過了這樣一場危機。不但度過了這場危機，而且由此創造了一個嶄新的社會，開啟了人類歷史上的一個新時代。

當初，胡佛在競選總統的時候，曾經許下一個在今天看起來有點可笑的諾言，他說，他要讓“美國人家家鍋里有兩只雞，家家有兩輛汽車”，這就和我們當年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一樣，但“兩只雞”和“兩輛汽車”卻有一種象征性的意義。雞代表著柴米油鹽這類生活必需品，汽車則代表著耐用消費品。鍋里有兩只雞，家里有兩輛車，形象地表明當時的美國和西方正處在從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費品過渡的階段。實際上，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這個過渡就開始了。人們從直觀上也許會覺得，過去是柴米油鹽，現在是房子汽車，這不是很好嗎？這還有什么可說呢？但實際上，經濟發展中的一系列問題恰恰都是這些看起來美好的東西帶來的。歷史表明，一個社會從生活必需品生產時代轉入耐用消費品生產時代是十分艱難的，轉不過去就會釀成一場大危機。而30年代的美國大蕭條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

這里，關鍵的問題是“消費模式”問題。在生活必需品和耐用消費品這兩個時代，需要的消費模式是截然不同的。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沒有什么彈性，因為都是生活所必需的，而且生活必需品具有數量多、單價低的特點。用來消費生活必需品的是即時收入。而耐用消費品往往有很強的選擇性，而且耐用消費品往往數量少、單價高，所以只靠即時收入來消費是不夠的，往往既要動用儲蓄又要動用將來的收入，即所謂的信貸消費。而要形成適合耐用消費品時代的消費模式，就需要一些結構、制度條件的支撐，如果這些條件不具備，相應的消費模式就無法形成，這個過渡就很難完成，結果就是不同于以往的更嚴重的過剩危機的發生。

從這里面，我們就可以理解，為什么在羅斯福新政時期要進行那些社會變革，為什么必須以社會的全面轉型來為走出危機創造條件，同時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么那些應對危機的變革會具有如此深遠的意義。

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Thslping@263.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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