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們都是中國人

我們現在都是中國人了。我的意思是說，我們的經濟名義上是資本主義的，但當困境到來時，我們就不相信信馬由韁的私人市場了。這時我們就請求政府提供保護，穩定局面。

這種新型的干預主義，與其說是社會主義的，還不如說是儒家的——它相信，公共和私人領域的智者通力合作，將能把我們帶出困境。如果說有什么值得寬慰之處的話，那就是，當我們越來越像中國人的時候，中國人也在越來越變得像我們。

近日美國政府提供資金，改變銀行的資本結構，而中國人早在1998年的香港股市暴跌時，就已經做過類似的預演了。當時，迅猛狂暴的投機風潮使當地市場遭受重創，為了抵御沖擊，中國當局干預市場，用公共資金買下不斷貶值的股票。中國政府花費了151億美元，收購了藍籌的恒生指數中各公司約7.3％的股份。

那一年，西方的自由市場黨徒對中國政府的干預行動感到驚駭，并斥之為一個危險的先例。但那次行動幫助穩定了香港市場。而且就在近日，我們親眼目睹了世界最大的幾家銀行幾乎被國有化了，與此相比，當年那場救市行動還真是顯得微不足道呢。

中國人一直對市場半信半疑。雖說中國版的市場經濟已創造了空前的經濟增長與繁榮，這一疑慮依然沒有消散。他們更喜歡維持很大的貿易順差——相當于強迫性的公共儲蓄——而不是花費自己的新財富。雖然市場力量要求他們的貨幣升值，但中國人一直對這樣的壓力表現消極，因為他們擔心升值帶來的后果。

幾年前，中國的一位央行行長在北京對我解釋說，他相信日本之所以會經歷經濟停滯的“失落十年”，就是因為他們在繁榮時期讓日元升值得太快了，而中國不會重蹈覆轍。當中國人看到20世紀90年代俄羅斯人經歷混亂的“寡頭資本主義”階段時，也感到難以忍受。俄羅斯模式實在是太粗魯、太惟利是圖了。

要等待本次危機塵埃落定，從而對新秩序的狀態有所判斷，還需要好幾個月的時間。但我最喜歡的未來派作家、摩力特集團的施瓦茨（PeterSchwartz）已經預言，我們正在踏入一種新型的政治經濟模式中。他說：“顯而易見，我們剛剛朝著民主資本主義的反面走了一大步”。

一個必須解決的不穩定因素就是全球貿易的結構性失衡，人們已經將這一狀況稱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第二版”。其基本的意思是，中國和其他亞洲經濟體將維持巨大的貿易順差，并通過購買美國國債來讓美國維持相應的貿易逆差——本質上就是借錢給美國，讓美國得以過度消費。這樣的做法造成巨大的游資在國際市場上四處游蕩，也帶來了較低的利率，從而鼓勵投資者過度冒險。

這個“布雷頓森林體系第二版”必須演進為一種較為穩定的體系。用最簡單的話來說，解決這一失衡將需要中國的消費增多，美國的消費減少。這是一場復雜的轉變：在經受了過去幾個月的震動后，中國人將希望更多地擺脫對全球市場的依賴；他們將更強調國內增長與消費，減少對出口市場的關注。但中國和西方仍然是相互需要的，而且其相互需要的程度也許是空前的。

上周，一個給人希望的跡象是，正當美歐向私人所有制的反面運動時，中國人則在朝向私人所有制運動。中國政府宣布了一項新的農村政策，其目標是讓數以億計的農民擁有他們一直在耕種的土地。這一目標如果實現，將給中國創造新的巨大的私人財富儲備，進而推動國內消費與增長。

這次的“2008年大恐慌”期間，我們所有人領悟到的一個現實就是，沒有人喜歡讓變幻莫測的市場隨意擺布。資本主義經濟能提供一種獨特的活力與彈性，那是我們希望擁有的。但我們也希望擁有保障，希望在市場失靈時，能有一張安全網保護我們的國家和家人。

在年景好的時候，在貧民和不幸者得到救濟的時候，那些幸運、富裕的人對人類這種尋求保護的需要嗤之以鼻。但是，銀行家們、信托基金里乳臭未干的年輕人們，作為救市行動的受益者，請不要再對我們大聲訓導什么 “不要依賴別人”、“困難鍛煉人”的大話了。無論如何，我們現在都是中國人了，我們都從同一個碗里夾菜吃。

（本文由《華盛頓郵報》提供中文版權。王妙玲/譯）

大衛·伊格內休斯

美國《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曾任《國際先驅論壇報》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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