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潤管理與官僚管理

一段時間以來，物價飛漲，不僅房價早就一路走高，就是豬肉、大米、白面、方便面、拉面……也漲個不停，要求政府干預、控制物價的呼聲頓起。各級政府似乎也真相信自己有控制物價的能力，紛紛對從房價到拉面的價格做出硬性限制甚至具體規定。政府，儼然是市場經濟中能將物價玩弄于股掌之中的物價之王。

民眾如此高看政府、政府也如此自視甚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對政府“迷思”的長久傳統，其實，正是這種對政府的 “迷思”，是許多錯誤、甚至悲劇的根源。有鑒于此，奧地利學派代表人物路德維?！ゑT·米塞斯在1944年出版的 《官僚體制》和1956年出版的 《反資本主義的心態》，對政府進行了 “除魅”。薄薄兩冊，合為一書，字數無多，卻是言約旨遠。

他的主旨是捍衛市場經濟，因此官僚體制是必須解決的真正病因。但他又并非簡單地 “反官僚”、完全否定官僚體制的合理性，而是冷靜、客觀地分析了 “市場機制”與 “官僚體制”各自的邊界。他指出，在人類社會框架內處理各種事務，即人們之間的和平合作，存在 “官僚管理”與“利潤管理”這兩種方式。他承認，在某些領域官僚管理是人類行為惟一可能的方法，例如警察局，就不能實行 “利潤管理”，而只能是不考慮利潤的 “官僚管理”。因此他的目的并不是要控訴或譴責官僚體制，而只是客觀分析說明官僚體制意味著什么，與利潤管理有何不同。對這兩種體制，他明確說道： “我們既不想贊揚，也不想譴責。我們想搞清楚這兩種體制的真相，它們如何運行，它們如何服務于人民的需要”。

在他的理論中，市場經濟實行的是 “利潤管理”，在這種模式下，每個企業家，無論是工商業人士還是農場主，其目的標是創造利潤。資本家、企業家和農場主在經濟活動中是輔助性的，他們是船舶的舵手，但是他們并不能隨意規定船舶的航線。他們不是最高統帥，他們僅僅是舵手，必須無條件服從船長的命令，而消費者才是船長。在這種體制中，真正的老板是消費者，通過購買和拒絕購買來 “投票”，每一張鈔票實際就是一張 “選票”。生產消費者需要的產品，廠家就贏得了消費者的 “選票”，結果就能使窮人變富；如果生產的產品不對路，縱然曾經富甲一方，依然會失去消費者的 “選票”，使富人變窮。因此，這是一種經濟民主體制，消費者是擁有主權的人民，而 “資本家、企業家和農場主是人民的仆從。如果他們不服從，如果他們不能用消費者所要求的盡可能低的成本從事生產，他們便會失去自己的地位”。所以，盈虧是消費者給一切工商業活動帶上的緊箍咒。而如何判斷、確定 “盈虧”，則要依靠價格。

在市場經濟中，一切設想和計劃，都建立在市場價格的基礎上，沒有價格，一切都無法落實。他論證了消費品價格可靠且嚴格地反映著各種生產要素的價格，在經濟生活中，價格是最重要的信號，指導著生產什么、怎樣生產。如果通過價格管制扭曲了價格，發出的是錯誤、扭曲的信號，對經濟生活的引導是災難性的。價格管制可能一時有利于消費者，但長遠來說最終要由消費者 “買單”。因為 “價格”背后反映的是供需關系，市場化的解決方案是讓市場發揮作用，某種商品的 “高價”說明其稀缺，因此帶來的高額利潤自然會吸引更多廠商進入，增加供給，促使價格回落。而實行價格管制后，廠家、商家因無利可圖甚至可能會產生虧損，就有可能偷工減料、以次充好，直至減少投資、裁員縮產，結果就是商品短缺。而行政管制，恰恰屏蔽了價格的這個最重要的信號功能；沒有準確的信號，各種管理其實只能是 “盲動”。

從其經濟理論，人們很容易認定他是一位徹底的 “反官僚”者。但是，他在堅定地反官僚的同時又客觀地承認，經濟活動畢竟不是人類生活的全部，所以在人類活動的一些領域便不存在 “利潤管理”的問題，只能由政府進行 “官僚管理”，甚至某些領域的官僚管理是人類行為惟一可能的方法。在他看來，官僚體制本身無所謂好也無所謂壞，只是一種管理手段。他再三強調，無論是民主體制還是專制統治，都不能沒有 “官僚化管理”，他甚至將許多人相信的 “官僚化管理同民主的政府管理和制度不相容”這種觀點斥為 “謬論”。他對官僚管理的定義是： “官僚管理是一種運用于行政事務的手段，這種行政的結果，不具有市場上的現金價值”。由于生怕被誤解，所以他特別提醒人們記?。?“我們沒有說成功的公共事務管理沒有價值，而是說它沒有市場價格，它的價值無法落實于市場交易之中，所以也無法用金錢來衡量”。

官僚與非官僚的區別，就在其工作領域中不可能用貨幣評估一個人的工作成果。企業家獲得利潤的多寡，是其為消費者也即全體人民提供的服務是好是壞的體現；但政府的表現，卻無法通過這種核算分出勝負。國家為了維持各種機構、支付工資和薪水、購買所有必要的設備和物資而花錢?？墒撬鼜拈_支中得到的成果，它所提供的服務，卻不能從貨幣的角度進行評估，無論這種 “產出”多么重要，多么有價值。對它的評估，取決于政府的自由裁量權。于是，他無奈地承認，我們必須忍受在追求利潤的企業中行之有效的辦法無法適用于警察局或稅務局這一事實。

“官僚管理”必然比 “利潤管理”效率低下，而且，由于公共行政的目標不能用金錢衡量，也不能用會計方法進行核查，政府的 “成本”很難精確核定，盲目擴張，便是政府的天性。當習慣于 “不計成本”、效率低下的 “官僚管理”要突破自己的領域來直接經營企業、以行政手段干預經濟時，必然對本應 “斤斤計較”、追求效率的經濟造成負面影響。在這種官僚管理擴張的體制中， “國企”領導人本質上不是企業家而是政府官員；私人企業的經營者更加關心的也不是如何通過技術和管理創新降低成本，而是如何與政府官員拉關系甚至行賄?？傊?， “今天的許多人視為罪惡的東西，并不是官僚體制，而是官僚管理領域的擴張。這種擴張，是日益限制公民個人自由以及今天的經濟和社會政策用政府管制取代私人主動精神這一內在趨勢的不可避免的結果”。他提醒說，許多人在要求價格管制、實行計劃經濟的同時往往又嚴厲譴責官僚主義，而他們沒有認識到，政府管制物價也要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因為增設相應的機構與人員必然要增加政府的支出，政府的 “成本”加大，即政府更加 “昂貴”，只是由于無法對其進行 “利潤管理”的核算，人們不易覺察罷了。更嚴重的是，他們的這種強烈要求的實質就是在要求更多、更強有力的官僚體制，甚至會一步步導致人類全部活動領域的徹底官僚化。人們對 “物價”的敏感和 “官價”的麻木，是 “官僚管理”極易擴張到經濟領域的社會心理基礎。

無疑，米塞斯對官僚化抱有高度警惕并且堅決反對。但是，他對另一種 “反官僚”卻更加警覺。官僚體制的特點是循規蹈矩、謹小慎微、機械僵化、論資排輩、死氣沉沉，因此朝氣蓬勃、熱血沸騰、敢于冒險、渴望建功立業、要求打破論資排輩的青年人與之格格不入，時時都有 “反官僚”的強烈沖動。但米塞斯一針見血地指出： “青年運動是年輕人對抗官僚化威脅的一種軟弱的、毫無成效的反叛。它注定如此，因為它沒有擊中這種罪惡的根源，即社會化趨勢。事實上，它不過是一種內心不安的混亂表現，沒有任何清晰的觀念和明確的綱領”。他看到了希特勒、墨索里尼等人正是煽動、號召、利用了 “反官僚”、對官僚造反的 “青年運動”奪取了政權，進而在經濟、社會甚至私人生活領域內都最全面、最徹底地實行了 “官僚化”管理。誠如其言：“青年運動反映著面對管制的青年人前途渺茫的內心焦慮。但它也是一場注定要失敗的虛假反叛，因為它不敢嚴肅地反抗政府全面控制和極權主義這種有增無減的威脅。這些吵吵嚷嚷、看似暴徒的人，其實是些無能之輩，因為他們受著極權主義迷信的控制”。恕我啰嗦重復，米氏這段警世之言寫于1944年。

因此，他認為只有理性、正確的常識和民主制度才能真正限制 （并非完全否定） “官僚管理”。

（《官僚體制·反資本主義的心態》， ［奧］路德維?！ゑT·米塞斯著，新星出版社2007年8月出版）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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