憤青船王（上）

曾有記者問柳傳志，你最佩服的民國企業家有誰？柳說，只是看看，了解不多，對盧作孚很敬佩。日前去重慶演講，當地人問我，你對哪個重慶企業家的印象最深？我說，盧作孚。席間半數重慶人做茫然狀。他們忘了一個最應該感到光榮的兒子。

1929年開春，盧作孚從一個叫譚謙祿的商人手里買下一艘輪船，改名“民望”，這是他的民生輪船公司的第三艘船，從此，民生逐步成為重慶長江水段的最主要的民營航運企業。這個人有著典型的川人長相，面龐削瘦，個子很小，看上去顯得十分文弱，做起事來卻干勁十足。這一年他才37歲，但是見到他的植物學家胡先則在一篇《四川杰出人物盧作孚及其所經營之事業》一文中描述說，“在人眼里已是貌若五旬，須鬢蒼白”。胡繼而說，一經接觸，就能感受到盧作孚的理想家氣質，目光冥然而遠，聲音清而尖銳，辦事的熱忱，舍己為人的精神，處處都像個宗教改革家。這是一個亂世中的理想主義者。

盧作孚出身貧寒，他的父親是一個麻布小販。他少年時是一個“愛國憤青”，18歲就加入了同盟會，能把孫中山的《建國大綱》一字不漏地背下來。他只有小學學歷，卻當過算術老師、國文教員、《川報》主筆和總編?？斓?0歲的時候，他突然意識到，在這個亂世之中，靠一支筆不但救不了國家，甚至連自己的生命也被虛耗。他曾去南通拜訪張謇，目睹“狀元企業家”的實業發達及南通面貌的更新，一時頗受鼓勵，終于下定了投身實業的決心。1926年10月，他籌集5萬元創辦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購船一艘，來往于重慶到他家鄉合川縣的航運生意。

盧作孚是文人出身，卻有驚人的商業天才。當時長江航線上的民營船運業非常落后，航期不固定，往往客滿才發，客運與貨運也混攪在一起，臟亂不已，客戶服務更是談不上。民生在制度設計上有許多創新，盧作孚為公司設計了很多基本管理規則，從“經理須知”、“船長須知”到 “駕駛員須知”、“輪機須知”、“理貨須知”、“茶房須知”、“水手須知”，分工明確，責任到位，實際的工作方式、程序，從早到晚，從開船到靠岸，應有的工作都規定得詳細無遺，從一開始就儼然是一個現代的航運企業。長江有一個冬季枯水期，航運往往無法保證四季定期，盧作孚的第二條船就是專門在上海定造的，載重只有34噸，吃水很淺，適合枯水期航運。

當時的四川省被川系軍閥劉湘、楊森控制，名義上服從南京政府，卻是割據的局面。所以，盧的事業沒有受到國民政府的國家主義的影響。到1929年，民生3條船的總噸位不足230噸，比許多公司1條船的噸位都不如，但盧卻雄心萬丈，決心以小搏大、統一整個長江上游的航運業。他實施了有效的兼并策略，將重慶上游至宜賓一線、下游到宜昌一線的華商輪船公司逐步吃掉。民生的原則是，只要愿意出售的輪船，不論好壞，民生一律照價買下。愿意與民生合并的，不論負債多少，民生一律幫他們還清債務，需要現金多少即交付多少，其余的作為股本加入民生。賣船給民生或并入民生，所有船員一律轉入民生工作，不讓一個人失業。接收一條船，就按民生的制度運轉。到1931年前后，民生船只數達到12艘，總噸位擴張到1500噸，員工人數500多人，已成長江上游最大的民營航運企業。

盧作孚從投身商業的第一天起就懷抱著濟世的理想，因而有著特別的焦慮與悲憫，在日后一篇總結畢生經商心路的文章《一樁慘淡經營的事業》中，他寫道，“我自從事這樁事業以來，時時感覺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蹦贻p時的他崇尚革命，時刻準備做一顆喚醒民眾的“炸彈”，而成為企業家后，卻心境大改，愿意以更為建設性的方式來實現改善社會的理想，他自比為“微生物”，他說，“炸彈力量小，不足以完全毀滅對方，你應當是微生物，微生物的力量才特別大，才使人無法抵抗?！睆堝朗降睦砟畛蔀樗哪繕?。

在民生事業規模初具之后，他便仿效張謇在北碚嘗試社會試驗。北碚是重慶附近的一個地區，山嶺重疊，交通困難，此間地處四縣之交，兵匪橫行，無人管束，城區骯臟混亂。盧作孚就在這么一個地方實踐他的理想。從1927年起的三年里，他建起了中學、工廠、醫院、科學院、公園和植物園，倡導文明、整潔和健康的生活，他沒有像張謇那樣的投入巨額資金改善北碚的硬件設施，卻把大量人力、物力投注于人的教育。在所有的新設機構里，他聘請都是二十多歲的文化青年，試圖以清新的朝氣一寸一寸地改變沉淀千年的陋習。他的工作竟然得到了讓人驚奇的成效，到1930年代初期，北碚已成為四川境內最先進的地區。著名記者杜重遠曾到北碚訪問，他在重慶時，觸目所及的是衣冠不整的軍人、烏煙瘴氣的鴉片館和妓院以及萎靡的民眾，但一到距離重慶市區僅僅幾十公里外的北碚，卻全然是另外一番景象，杜贊嘆說，“昔稱野蠻之地，今變文化之鄉”。北碚大名從此傳聞天下，成為了繼南通之后的另一個“全國模范之地”。

盧作孚的實業和名氣越來越大，但卻保持著苦行僧式的自律生活。身為企業總經理，他的夫人、孩子坐民生輪船，一樣按職工家屬買半票的規定買船票，和其他乘客一樣排隊等候上船，規矩地坐在艙里。民生公司為職工在重慶修建了一個“民生村”宿舍，全部是平房，一家人住一套。但盧作孚的家卻租住紅巖村2號，那是一棟兩層樓的房子，共住了四家人，廁所在房子外面的菜地里。美國《亞洲和美國》雜志描述過他的家居環境：“在他的新船的頭等艙里，他不惜從霍菲爾德進口刀叉餐具，從柏林進口陶瓷，從布拉格進口玻璃器皿，但是在他自己的餐桌上卻只放著幾只普通的碗和竹筷子。甚至這些船上的三等艙中也有瓷浴盆、電器設備和帶墊子的沙發椅，但成為強烈對照的是，他那被稱為家的六間改修過的農民小屋中，圍著破舊桌子的卻是一些跛腳的舊式木椅”。這段文字，如金如玉，百年不朽，照出了一個中國企業家的銳度和高遠境界。

1930年開春，盧作孚出川東行，考察華東、華北和東北等地，歷時半年。5月，他再度來到南通，此時張謇已離世4年，他停留三天，參觀了張謇所創的學校、工廠和公共事業，斯人已亡，舊景猶在，盧作孚感傷與感奮交集，他對友人說，“我羨慕張先生的精神，羨慕他創造事業的精神，尤其羨慕他在無形中創造出偉大事業的精神”。他還來到無錫，參觀了榮家兄弟的面粉廠和棉紡廠。之后，他考察東北，在那里，他目睹了日本人的經營活動，并深深震撼于日本人的治理能力，“第一是秩序，從大連碼頭，沿著南滿鐵路，凡日本人經營的市場、車站和火車都秩序井然；第二是準確、清楚，從指引方向的地圖、路標，到參觀時介紹情況，凡數字都準確，凡情況都清楚；事業中的工作人員，都明了事業的全部情況”。正是在這種“有序”中，曾經當過報社主筆的盧作孚預感到了國家所可能面臨的磨難，他在游記中寫道：“德國已成過去，俄國尚有所未知，日本則方進取未已，為東北最可顧慮的問題，十分緊迫，尤其是我們應該覺悟的”。

東行歸來后，他把所寫游記感觸編成《東北游記》一書，分送親友政要。他在序言中說，看到日本人在東北的所作所為，才知道他們的處心積慮，才對“處心積慮”這個詞有了深刻的理解。

他的這個預感竟很快變成了噩夢般的現實。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 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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