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清廷打工的美國人(下)
蒲安臣畢竟是外國人,所以清政府還是對其權限作了某些規定??偫硌瞄T曾為限制蒲安臣權限向皇帝報告說:“凡于中國有損之事,令其力為爭阻;凡于中國有益之事,令其不遂應允,必須知會臣衙門覆準,方能照行。在彼無可擅之權,在我有可收之益。倘若不能見效,即令辭歸?!笔箞F出發前,又給蒲安臣八條訓令,要求他前往各國,所辦之事,所到之處,都應與中國使臣“和衷商酌”,大小事件都要“逐細告知”;遇到重大事情,必須與中國使臣一起“咨明中國總理衙門候議,再定準否”。同時還要求蒲安臣有培養、訓練中國隨行人員的責任,使其能“歷練一切”。不過,清政府最擔心的仍是“禮儀”問題,所以對“禮儀”問題的指示最為詳細。要求中國使團不必見外國元首,“或偶而相遇,亦望貴大臣轉達,彼此概免行禮。候將來彼此議定,再行照辦”。每到一國,國書并不直接交給該國元首,而是“由該處執政大員代遞”,并且要說明將來有約之國給中國皇帝的國書“亦照此而行,庶乎禮節不致參差”。
中國自命為“天下之中”的“天朝”,從無“國旗”之說。但外交使團出訪則不能沒有國旗,所以蒲安臣在出使期間設計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面國旗,即黃地藍鑲邊,中繪一龍,長3尺,寬2尺。作為中國象征的黃龍旗飄揚在歐美各國,標志著中國第一次以主權國家面目出現在國際社會之中。在與國際規則接軌的方向上,中國又跨近一步。
1868年2月25日,浦安臣使團從上海出發,橫渡太平洋,于4月初抵舊金山。蒲安臣知道公眾輿論對美國國會、政府的影響,所以在許多地方發表演講,宣傳中國的進步,并公開表示:“我希望中國的自治能夠得到保持,我期望他的獨立能夠得到保證,我期望他能夠得到平等的待遇,從而使他能夠得到與所有國家同等的權利?!逼寻渤汲錆M熱情的演講,在所到之處引起轟動,深深打動了聽眾。6月初,使團來到華盛頓,蒲安臣率中國使團來到白宮,他并未遵從總理衙門的訓令,而以握手、鞠躬的西方禮儀謁見美國總統,呈遞了中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份國書。以后在訪問其他國家遞交國書時,自然也是援以西方禮節。在美期間,蒲安臣還不顧總理衙門的限令,在華盛頓代表中國與美國簽訂了中美 《天津條約續增條約》八條,史稱《蒲安臣條約》。這是近代以來中國首次以主權國家身份而不是戰敗國身份簽訂的對等性條約。主要內容是美國對中國的發展持不干涉政策,尊重中國領土主權完整,規定兩國互派使節、華人勞工往美國,保證彼此人民可在對方居住、傳教和留學,并可歸化為公民等。如其中第七條規定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時,美國 “需照相待最惠國人民”對待,為幾年后首批中國幼童赴美留學打下了法律基礎。其他一些條款對赴美華工、僑民也起了某種保護作用。清政府長期視華僑為不忠不孝的叛逆,此條約則改變了清廷對海外華人華僑的態度,轉而采取保護態度。后來清政府就是以此條約為依據,對美國的“排華”采取抗爭手段。1869年11月,美國公使與清廷交換批準書時,清政府雖為蒲安臣越權惱火,但因為此約畢竟是中國首個對等條約,且內容也有利,于是批準此約。
1868年9月,蒲安臣使團來到英國,覲見了維多利亞女王,也遞交了國書。對蒲安臣提出的“互惠政策”,英方原則上同意,不違背中國意愿與獨立安全;中國當履行條約義務;英國只在僑民生命財產受到威脅的時候,才保留使用武力的可能。1869年1月初,使團到達巴黎。法皇拿破侖三世接見代表團,表明與英國的立場相同。在德國,德皇威廉一世多次約見使團人員。在德國使團還會見了鐵血宰相俾斯麥,當時德國統一尚待穩定,更因面臨歐洲種種問題不暇東顧,發表聲明完全尊重中國意愿,彼此交往。在瑞典、丹麥、荷蘭等國,因為沒有“修約”和棘手的交涉任務,使團在這些國家有些類似于觀光。1890年2月2日,使團到達俄國首都圣彼得堡。2月16日沙皇亞歷山大二世接見使團并接受國書。但沙皇卻避免談及中俄疆界糾紛,反而大談俄美關系,使代表清政府的蒲安臣大為尷尬,同時對俄國的對華政策深有疑慮。舟車勞頓加上冒寒犯冷,次日就病倒了,診斷為急性肺炎。在病中,他仍然關注俄國局勢及中俄邊境問題。據志剛記載,蒲安臣“病勢日加,猶日閱新聞紙,以俄國之事為憂”。而中俄邊境“毗連陸地將萬數千里,而又各處情形辦法非一,恐辦法稍差,失顏于中國;措詞未當,又將貽笑于俄人。乃日夜焦思,致病勢有加無減”,終至不起,于2月23日在圣彼得堡病故。2月26日,在圣彼得堡的英國教堂內為蒲安臣舉行了葬禮。隨后,他的遺體被運回美國,在家鄉安葬。志剛對蒲安臣的評價是:“查蒲使為人明白豪爽,辦事公平,而心志未免過高,不肯俯而就人。一遇阻礙,即抑郁愁悶而不可解;兼有水陸奔馳,不無勞瘁。受病已深,遂致捐軀于異國”。蒲安臣病故后,使團由志剛主持,繼續訪問了比利時、意大利、西班牙等國。志剛認為:“禮從宜,使從俗,亦禮也?!彼?,在覲見了三國國君時,他也親遞國書,采納國際通行的鞠躬、握手外交禮節。最后,使團在志剛的率領下于1870年10月回到北京。
蒲安臣使團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籠絡各國”的外交使命,得到了美、英等國政府不借“修約”之機提更多要求、不干涉中國內政的承諾。所以,當蒲安臣逝世的消息傳到北京,清廷頒布上諭深表痛惜,“著加恩賞給一品銜,并賞銀一萬兩”,“交該使家屬抵領,以示優待之意”。
但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的首位外交使臣是由美國人擔任,但蒲安臣使團畢竟是作為中國政府出訪歐美的第一個正式外交使團,畢竟蹣跚跨出了晚清官員走向世界、邁向國際社會的第一步,為以后中國近代外交使節制度的建立開辟了道路,為中國外交禮儀、機制的近代化奠定了第一塊基石。而隨團出訪的志剛的《初使泰西紀》、孫家谷的《使西述略》、張德彝的《歐美環游記》,成為近代中國開始“走向世界”、認識世界最初的啟蒙讀物。饒有歷史意味的是,在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重新“走向世界”的曙光初現之時,已被遺忘的這三本書在百年后被再次印行,影響甚大,又一次成為啟蒙讀物。
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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