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榮革命：國企改革的序幕

從本次開始，我將記述改革或改造國有企業那段曲折而精彩的歷程。這個曾經一再作為中國經濟改革重中之重的問題的國有企業改革，30年來終于走完了復雜而耗時的脫胎換骨的道路。在今天，除了150多家所謂“中央企業”那顯赫的規模、地位和在國際上備受關注的投資行為之外，上百萬家的地方國有企業早已在國企改革的 “光榮革命”中退出了歷史舞臺。

回眸30年來的歷程，國有企業的改造可謂是一項艱巨的系統工程。而最令我們感興趣的是這個龐大的工程如何開始、如何實施以及如何收場的。在中國30年的經濟改革中，國企改革集中了比任何其他改革都多得多的經濟學家的智慧，但它無疑也比其他改革更消耗、更具爭議性甚至更危險。今天我們不知道該怎么去定義這樣的改革，也難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去評價它。什么是它取得成功或者遭遇失敗的標準？這些問題今天我們仍然不容易回答。但有一點也許是肯定的，30年之后，這場企業改革終于卸下了背在政府肩膀上的沉重負擔，而接起它們的，是整個社會的力量和企業家精神。這無疑就是一場“光榮革命”。

讓我們尋找這場光榮革命被喚起的線索吧。在1976年“文革”宣告結束之后，國有企業正處于人心渙散、管理混亂的局面。據章迪誠提供的資料，盡管1978年國家基本建設有雄心勃勃的計劃并且撥款較上年增加了40%，但全國三分之一國企的生產秩序卻依舊不正常。其中，全國重點企業主要工業產品中的30項主要質量指標中，有13項低于歷史最好水平；38項主要消耗指標中的21項沒有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國營工業企業每百元工業產值提供的利潤比歷史最好水平低三分之一；獨立核算的國營工業企業虧損面達到24.3%，虧損額達37.5億元。

面對這種形勢，剛剛擺脫“兩個凡是”思想束縛的中央政府迅速采取了應對措施。1978年7月至9月間，在國務院召開的務虛會上，時任副總理的李先念提出實現專業化、發展合同制和貫徹執行按勞分配原則，賦予企業必要的獨立地位，讓企業根據所需，主動地履行經濟核算，增收減支。這個講話代表的顯然是一個壓抑許久的思想。它開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先聲，使得“擴大企業自主權”成為國企改革的一個歷史起點。

于是，在1978年10月，四川省選擇6家地方性國營工業企業實行了“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這6家試點企業分別是：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寧江機械廠、四川化工廠、新都縣氮肥廠和南充鋼廠。試點改革的主要內容是，在年終完成計劃指標之外，一是允許企業提留少量利潤，二是給職工發放少量獎金。以今天的眼光看來，這一改革的分量實在微不足道，但在當時無疑是一次“破冰”之旅。

四川企業試點的成功，為政府開啟全局國企改革的決策提供了有力的支持。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總結了四川省國企改革試點的經驗，并將其上升到政策層面，指出應該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領導地下放原先過于集中的權力，賦予地方和企業更多的自主權，強調經濟規律和價值規律的作用，結合思想政治工作和經濟手段，充分調動企業的生產積極性。在之后的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李先念又作了《關于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的講話，提出了“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其中“調整”是重中之重。

如何調整？調整什么？從什么地方突破？為了調動國有企業的積極性，也為了保障政府的財政收入，調整和改變國企的財務約束首先被提了出來，并納入了改革的議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的生產經營資金全部由國家撥付，企業不可能在意使用資金的成本。因此，在1979年8月28日，國務院批轉了《關于基本建設投資試行貸款辦法的報告》及 《基本建設貸款試行條例》，試行將基建撥款改為銀行貸款，貸款業務由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辦理。這一嘗試拉開了國企融資體制改革的序幕，也成為后來著名的“撥改貸”改革的最初實驗。經過6年的局部實驗，一個被稱為 “撥改貸”的改革舉措終于推出了。根據這個改革，自1985年2月1日起，包括國企的新增流動資金、國企和事業單位在內的所有國有單位的基本建設和更新改造投資全部改為了銀行的貸款。

為什么首先要進行國企融資制度的改革？這完全可能是政府財政“捉襟見肘”的窘境逼出來的。在1978年到1985年間，由于農業改革取得成效，國家財政收入和居民儲蓄之間的分配格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國家控制的財源相對于民間在不斷下降，已無力支撐虧損的國企對資金的持續需求。1978年的時候，居民儲蓄占財政收入的比重只有18%，而到了1985年，這個占比已經上升到了86%。

以最初確定的改革目標來評價，擴大國企自主權和融資制度的改革實驗無疑是成功的。它使國企獲得了獨立的利益，企業管理者和職工的積極性得到了很大的調動，企業也開始在邊際上關注市場需求的變化，盈利狀況也有了顯著改善。但是，改革者很快就發現，這樣的改革導致了一個事先沒有充分想清楚的問題，那就是國企變得越來越追求投資的擴張。我清楚地記得，對這個問題的經典描述和分析很快在幾年以后的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的《短缺經濟學》中找到。根據科爾內的分析，國企出現投資擴張的沖動一點都不奇怪，因為它們面臨的財務約束依舊是 “軟的”。在當時，也許我們的經濟學家并沒有在理論上想明白，為什么 “撥改貸”了之后，國企的預算約束還硬不起來？今天我們知道了，這個問題的答案最終是由在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流行的產權經濟學的文獻給出的。

擴大國企自主權和融資制度的改革很快顯現的另一個問題，是企業與政府之間在收入分配上的沖突問題。國企利用信息上的優勢不斷擴大了自己的收入份額，并把大量的盈利轉化成了工資獎金的分配。這一時期，不僅國家的財政開始出現了赤字，而且工資收入的增長很快推動了社會零售物價的上漲，使經濟在改革開放后首次面臨了通貨膨脹的威脅，這個由于國企工資收入超常增長引發通貨膨脹的現象，在1993年之前一直伴隨著中國的改革進程，它成為了一個與國有企業不得不聯系起來的特定的宏觀現象。

張軍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教授prozhang.blog.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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