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收入、城市化和土地制度（2）

可惜鄉鎮企業好景不長，不但逐漸凋零，而且逐漸私有化。這一定會使一些國人十分傷感。更使他們傷心不已的是，農民工并不因為新農村運動的興起而更愿意滯留于老家，對毫無生氣的許多小城鎮也并無留戀，而是熟視無睹，穿行而過，毫不猶豫地直奔遙遠的大城市。原因呢？雖然農村在逐漸改變之中，畢竟已經人滿為患，難以謀生。小城鎮房價確實低廉，可是何處去尋覓一份工作呢？即使勉強找到就業的機會，所付的工資極為可憐，實在不足以吸引農民留下。顯然，農民并不因為據說農村工業化和鄉村小城鎮化更符合中國的國情就欣然犧牲自己的利益，克己復禮，積極配合。不過這樣一來，如果連農民都對農村工業化和小城鎮化不感興趣，這條農村工業化和鄉村小城鎮化的道路是否就更符合中國國情，也就越來越露出了顯眼的破綻。

在尋找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又是要農村工業化，又是要鄉村小城鎮化，又是要建設新農村，總之，要走出一條與世界上大部分國家不同的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道路來。結果呢，至今中國的城市化和服務業都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遠遠低于世界的發達國家的水平。中國不是說要以史為鑒嗎？誰又來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教訓呢？很難。為什么？因為高唱中國國情特殊論的人，就像當年高唱“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人一樣，永遠占據了制高點，可以隨時質疑別人的動機和目的，訴諸于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而我們的農民，在尋找中國現代化獨特道路的漫長過程中，他們卻必須要為各種異想天開的社會實驗埋單。結果是，中國的現狀仍然是55%的農村人口只能分到13%的國民生產總值。

也許有人會說，今天中國城市化達到45%，已經相當了不起。是的，根據宋俊嶺、黃序主編的《中國城鎮化知識15講》，中國的城市化起點很低。1952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只有達到12.46%（根據著名美籍華裔經濟學家趙岡研究，宋朝時中國的城市化一度達到20%以上）。整個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沒有什么變化，1978年才達到17.92%。中國的城市化水平的真正提高是從1978年，特別是1990年以后開始的。1990年中國的城市化水平達到了26.41%，1998年達到30.40%，2007更達到45%。

基于這些數據，我同意人們的判斷，即中國改革開放30年其實也是城市化加速的30年，代表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一次移民潮。但必須指出的是，由于1960年代和1970年代差不多20年間，中國走了一條城市化、反全球化和反現代化的道路，最近30年的快速城市化帶有對這一時期嚴重滯后的城市化“補課”的性質。設想當年如果沒有大躍進的嚴重失誤，沒有三線建設的曲折彎路，沒有十年浩劫的“文革”，沒有千萬知青和干部的下鄉插隊，中國在1978年的城市化水平應該會高得多。如果1952年后中國能以每年0.5%的速度推進城市化（盡管1950年代有過激的農業集體化和城市的工商改造，這段時期中國城市化的實際速度比這個速度只略低一點），以1952年的12.46%為起點，1978年城市化水平應該達到26%，而不是18%左右。這一城市化水平雖然仍遠遠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39%左右），但應該遠遠高于1978年的實際水平。按照這個假設的數字，1978年到2007年將近30年期間中國的城市化水平只提高了19%，而不是27%。所以，中國在過去30年間城市化確實是快的，但不應忘記，這個過程的前期帶有“補課”的性質。

現有城市化模式的代價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經歷了30年的快速城市化，目前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仍顯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遠遠低于世界的發達國家的水平。而且，目前的城市化模式隱含著不少嚴重的問題：第一，城市化主要吸收農民來打工，而不是來定居。這和世界的城市化的普遍規律有很大差別。按照北大章錚教授的研究，農村中18到25歲的人到城市打工，好像只是走了一圈，25歲以后大都又回去了，真正在城市里留下來定居的人不多；第二，東南沿海的很多農民，例如珠三角和長三角的農村居民，通過本地村鎮的城市化，正在變成城市居民的一部分，這是令人鼓舞的。但今后的城市化主要吸收中西部的農民。由于他們收入水平低，教育水平低，本地城鎮化和工業化的發育程度和東南沿海無法相比，吸收他們成為城市居民的難度會越來越高；第三，30年來，由于中國現行土地制度的種種限制，城市化的成本已經變得越來越高，特別是住房成本高企不下的情況下。面對人口的主要來源是收入低、人力資本少的中西部農民，房價又已抬得如此之高，接下來的30年，中國能不能保持同樣的城市化速度是一個很大的疑問；第四，中國實行的兩元結構的戶籍制度嚴重歧視、排斥農民進城定居。農民不但面臨高昂的城市化房價，而且面對許多不友好的城市制度。

現在中國的城市化變成完全由政府支配的過程。任何一個城市要向周邊擴大，或者任何一個新興城市要崛起，都涉及農田轉為非農用地的問題。這個過程必須由政府出面征用才能完成。在這個意義上，中國城市化的土地供應完全由各級政府壟斷起來了。為了使土地財政極大化，它們必然把地價越抬越高，給農民的補償則越少越好。這么做不但使農民難以分享土地收入，使城市化的成本越來越高，也使政府供應土地和住房的責任越來越大?？墒?，政府本身應該做的事情都忙不過來，還在搞這種本來應該由市場解決的事情，原因是其中的好處一言難盡，所以各級政府樂此不疲。只是這條獨特的城市化道路完全違反城市化和市場化的客觀規律，肯定是一條不可持久的也是對農民十分不公的道路。

如果城市化的成本降不下來，那么未來30年的城市化速度就會大大放慢。主要不是中國沒有能力建造樓宇，各大城市滿眼都是聳入云霄，在陽光下閃閃發光的樓宇，便是中國有強大的建筑能力的明證?？墒?，這些白天令人羨慕的樓宇一到晚上往往黯淡無光，隱隱地在泣訴它們遭受的寂寞和冷遇。為什么呢？沒有足夠的有購買能力的人口前來購買或租借?，F在開發商風光不再，面對門可羅雀的房市望眼欲穿，一邊企盼有貴人降臨，一邊抱怨政府的宏觀調控使房市有價無市，使他們手頭積累越來越多的空置樓宇。
現在大家都在討論，十分疲軟的房市如果崩潰怎么辦？我并不鼓吹房市應該崩潰，但是我主張應該堅決引導房價的逐步而有序地回歸到人們的實際購買力所能長期支撐的水平。如果中國做不到使房價下降到一般居民、特別是來自農村的人口買得起或租得起的水平，那么通過城市化吸收農民的速度便會再次下降。

由以上討論可知，因為經濟的普遍規律，農業產值占GNP的比重只會繼續下降。如果農村人口的比重因為城市化的過高成本而無法有相應的下降，未來農村人口的收入狀況就可想而知。我多次指出，城市化的意義，不在于通過剝奪農村實現自我現代化。新加坡的城市化模式對中國的國情來說借鑒意義實在并不很大。對中國這樣一個以農業人口為主的國家來說，城市化的意義就在于它盡可能多地、成本盡可能低地將農村人口轉為城市人口。如果中國的城市化做不到這一點，而是一味排斥農民，這樣的城市化就是最大地違反中國的國情。而現行的土地制度和戶籍制度便是導致中國走上這條歧路的制度因素。所以一定要對現行的土地制度和城市的戶籍制度作進一步的改革，使之適應市場經濟的內在規律和中國的真實國情。

文貫中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美國康州三一學院經濟系教授james.wen@trinco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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