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與“善”不能互為否定(1)

問題不在于“本能”

可以說，“范美忠爭論”與他當時的行為有關，但主要還是因為他事后的言論。

大概多數人都不能認同范美忠的主要觀點。我也是。但是他的說法究竟錯在何處？我覺得很多批評者并沒有想清楚。事實上，許多批評者盡管慷慨激昂，但他們的一些認識與范美忠十分相似。所以他們與范美忠實際上是犯了類似的錯誤。

例如，范美忠說“先跑”是人在那種情況下都會有的本能反應。有人就反駁說：惻隱之心人皆有之，救人也是人的本能反應。老實說，如果真是如此，范美忠就沒什么可批評的了。因為所謂本能者，就是先天的東西。先天的遺傳因素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一樣，但憑這些因素是不能論人之善惡的。因為這些東西無論好壞都非其主觀所能控制，自然也沒有什么道德責任可言。例如過去人們說同性戀是“思想墮落”的結果，要予以懲罰。而現在人們相信性傾向主要是先天形成的，因此當今先進國家的主流意見 （尤其是左派意見）大都趨向于反對歧視同性戀，支持同性戀維權。

甚至于如果能證明“本能”不受控制（例如如果證明有精神?。?，即便殺人也可能不負刑事責任。所以如果例如譚千秋老師的英勇救人與范美忠先生的“先跑”確實都是“本能”所決定，那人們就沒什么好說的了。充其量人們只能遺憾范先生先天遺傳的“本能”不行，但這就像同性戀，能說是他的錯嗎？

事實當然不是如此。范美忠說救人與“先跑”都是一種“選擇”，這才是大實話。既是“選擇”，那就不能說只是“本能”的反應。如果趨利避害與惻隱之心都是“本能”，那么在兩者出現矛盾時如何“選擇”就是另一回事。哪怕在那一瞬間來不及深思熟慮，但這反應還是在主觀控制下，包括了后天習得、而非先天遺傳的行為模式。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也只有對這些后天習得的東西、主觀選擇的東西才能論善惡，進行道德的乃至法律的評論才有意義。

問題起初與“虛偽”無關

還有人把范美忠問題當成一個“真”還是“善”的問題。他們批評范美忠“真”而不“善”，是“真小人”。而小人哪怕再“真”，似乎也是君子的對立面，因此即便是“偽君子”也比“真小人”強。有人還認為，這就是筆者的觀點。因為筆者在5月10日即地震前兩天一次朋友的新書發布會上，針對古代傳統中的所謂虛偽問題講過一番話，這番話的錄音被人以《偽善是重要的社會功能》為標題整理成文后，在未經我審閱的情況下，很快在網上傳播開來。正巧兩天后就發生了汶川地震和范美忠“先跑”事件，有人便把此文當成支持此后發生的辯論中有利于譴責范美忠一方（即被對方反駁為“偽善”的一方）的論據，認為此文說明“社會”對范美忠這樣的老百姓施加壓力強迫其為“善”，也比放任其為“小人”要好。

其實這篇網文雖未經審閱、有若干誤差，但大意仍然不難理解。它主要是針對那種站在中國法家傳統專制主義立場上指責 “民主虛偽”（同時也指責儒家虛偽）的理論，指出民主憲政盡管不能“改變人性”造成一個“君子國”，但是由于統治者乃至任何強勢者在這種制度安排下權力都受到制約，而責任都可以被追問，因此即便“小人”當政，也不能為所欲為、不為所不欲為，危害百姓而自利的惡事他想干也干不了，為百姓提供的服務他不想干也得干，于是盡管是“小人”也得做出“君子”之事。哪怕這是“虛偽”，是“偽善”，不也是大進步嗎？相反，如果在專制之下統治者為所欲為，不為所不欲為，為虎作倀者生，犯顏直諫者死，所謂小人得志，君子難以生存，甚至君子也不得不“違心”地作小人乃至惡人之行。這種“虛偽”可以叫“偽惡”，那恐怕要比即便是“小人”執政的民主憲政也要恐怖多了。

顯然，這篇文章既非為這場爭論而作，其主旨也是對強勢者要限權問責，并不是針對范美忠這樣的老百姓，更不是主張對老百姓實行強制逼其“偽善”。恰恰相反，我認為就像黃宗羲所說：法家制度“使天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這恰恰是造成最壞的虛偽、即那種迫使君子也不得不違心地做小人乃至惡人的“偽惡”現象產生的根源。

關于范美忠的爭論，有不少地方的確與所謂虛偽問題有關。對此我還會以另文作進一步的分析。但是，這主要都是爭論延伸以后的內容，例如范美忠與郭松民兩人的那場電視辯論就很深地涉及了這種問題。然而作為爭論緣起的范美忠那篇著名網文《那一刻地動山搖》實際上只講了自己的經歷，并為自己的“先跑”作了辯解，并沒有評論他人。在以后的回帖中他提出了 “犧牲是選擇，不是美德”這個后來成為眾矢之的的觀點，但也沒有說犧牲者“虛偽”。顯然，如果說那些要求別人作出犧牲的人是虛偽的還可以理解，甚至那些在平安狀態下自己 “做好事”的人（例如范美忠對之不以為然的雷鋒）真實動機如何也還可以分析，那么在山崩地裂的那一瞬間，很難設想當時有什么“偽善”者來得及權衡得失，然后為了沽名釣譽而去冒險救人。所以支持范美忠的人可以說郭松民是偽君子，但不會有人、包括范美忠本人也不會說譚千秋們是偽君子——如果這樣說那可就真是喪盡天良了。

“真君子”與“真小人”沒有區別？

譚千秋們是真君子既然毫無疑義，那么在范美忠比較“先跑”和舍己救人 （也就是他自己與譚千秋們）這兩種“選擇”時，他顯然就不是說“偽君子”與“真小人”相比如何，而是說“真君子”與“真小人”相比如何。他的回答是：這兩者都是“選擇”而已，沒有高下之分。犧牲 “不是美德”，“先跑”也很“啟蒙”。

應該說，范美忠這樣的觀點的確太出格。如果他只是貶低要求別人付出 （當然說自己如果碰到也會付出，但至少這未經證實）的郭松民，或者，甚至如果他貶低的是自己付出了、但并無生命危險并且已經獲得很多榮譽的人，比如雷鋒（眾所周知，他死于意外而非死于做好事時，而且生前他已經是被宣傳的典型，只是宣傳力度沒有死后那么大）或比爾·蓋茨（他可以說是天字第一號慈善家，但仍然有人說他沽名釣譽），都不至于讓人這么反感。但他貶低的是已經蓋棺論定的真君子、為他人犧牲了生命自己卻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的人，這就讓人受不了。范美忠后來與郭松民交鋒時贏得了相對較多的同情，而他此前發表 “選擇”論時得到的幾乎是一片罵聲，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那么范美忠為什么要這樣說？顯然，簡單地譴責他道德人品低下并不足以服人。因為，如果“先跑”本身是一件自利的事，“先跑”之后又把它說出來對他自己究竟有什么好處？是為了出名？范美忠自己的反問我以為很有力：“這樣的‘出名’，你要嗎？”

因此我認為，范美忠可能真的認為自己講的在理。他認為他是在捍衛自己作出“選擇”的權利，而且還可能認為，在一個傳統上常常忽視個人權利的國度，他的這種對自己權利的捍衛還具有“啟蒙”意義。

然而我們都看到：他這次“啟蒙”是十分失敗的。而這未必可以怪國人太過“蒙昧”。

“正當”不同于“善”

為什么？因為他混淆了兩個不同的概念：權利與道德，或者說，“正當”與“善”。我認為，范美忠爭論中最重要的、最需要澄清的問題，不是什么“真”與“善”的關系，而是“正當”與“善”的關系。恰恰在這個問題上，一些大罵范美忠的人其實與范美忠一樣錯得離譜。

近代以來，很多倫理學著作都提到一個命題：“正當”(right)不同于“善”(good)。所謂“正當”就是要確定你可以做什么——做那些事就是你的權利，它體現你作為個人擁有獨立意志，對于你的right范圍內的事你可以自行決定做與不做，而無需聽命于他人乃至公眾。而所謂“善”是指在諸多 “正當”的選擇中你應該做哪些事——那些事有利于他人或社會，做那些事出自你的良知，體現你的道德，從而得到社會的贊許或者上帝的嘉悅（如果信仰宗教的話）。

眾所周知，在英語中 “權利”與“正當”就是同一個詞right，而且這個詞有褒義，表明維護個人獨立意志本身被視為具有正面價值。這的確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近代文化的一個特征。中國過去的老傳統中缺少這個概念，因此當年嚴復等人為了找一個漢語詞來翻譯right曾煞費苦心。以“權利”對譯right有兩個缺陷，一是它無“正當”之褒義，古漢語中這個詞原意為權勢帶來的利益（類似于“以權謀私”），反而含有一定的貶義。二是由于前一缺陷，加之讀音相近，中國人往往把權利與權力（power）混淆，正如西方人往往把right與correct（正確）相混淆一樣。

但是我們也無需過分夸張這方面的“文化”差異，因為研究表明：那種“不同于道德的正當性”概念即便在西方也不是從來就有的，它的形成不早于16世紀的英國。也就是說，它與其說是個“西方”的概念，毋寧說是個“近代”的概念。當人們不再是臣民、不再是農奴，而成為具有獨立意志的公民時，他的自主意識就會覺醒，就會認為追求行為自主是“正當”的。我想我們中國人也不例外，我們很熱愛自己獨特的文化，但這應該不會使我們自甘于類似16世紀以前西方的狀態吧！

其實，任何“文化”本來都有這兩種規范：一種，如《圣經》中的摩西十誡，孔子所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那是講“正當”的，是說你“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簡單地說就是不能去害人（侵犯他人權利）。另一種，如《圣經》中圣徒之所為，儒家的“孔曰成仁、孟曰取義”，那是利他人、利公眾、利天下，而自己卻要付出代價的。這是講“善”，人們“應該”向往、努力。即便做不到，也應該持一種“高山仰止”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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