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停止人民幣升值，盡快調整宏觀經濟政策組合(3)

六、理順要素價格是宏觀經濟政策非常重要的一環

要素價格體制早就應該理順，越拖越不好，越拖越不利。事實上，我國經濟體系目前面臨的很多問題正是要素價格體系長期扭曲所導致的。譬如國際能源價格尤其是油價和國內成品油價格長期倒掛，我國要素價格長期管制，這種倒掛和管制能持續多久？以柴油為例，國內價格和國際市場價格之差距已經達到差不多6000元，所以全國高速路上都是大貨車排隊加油；全世界的飛機都刻意調整時間到中國機場加油；甚至香港澳門都跑到深圳和內地來“揩油”！

要素價格倒掛、管制、補貼，那些高能耗的產業和企業就死而不僵，所謂科學發展、轉變增長方式、降低能耗、保護環境又如何談起？許多人將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簡單歸咎于國際能源（石油）、基礎原材料、食品價格的持續上漲。是的，沒有人否認這些價格的上漲是我國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然而，它卻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們要問：為什么全世界這些產品的價格持續上漲？真實需求能夠解釋嗎？不能。全球貨幣泛濫尤其是美聯儲不負責任的貨幣政策、全球投機資金的大肆炒作才是石油、原材料、食品價格暴漲的基本原因?；氐街袊耐ㄘ浥蛎泦栴}，上述產品價格的上漲是重要原因，然而最主要的原因卻是大規模熱錢流入中國所造成的流動性泛濫。要素價格倒掛、管制和補貼，刺激或鼓勵國內對上述商品的需求，也是推動通貨膨脹的原因。無論從哪個角度講，理順上述要素價格是非常重要的宏觀政策，也是實現中長期通貨膨脹目標的重要手段，盡管我們錯過了理順資源要素價格的最好時機（2000年到2005年之前都是理順要素價格比較好的時期，當時沒有通貨膨脹預期）。

因此，我們需要巨大的勇氣和魄力來穩定人民幣匯率，也必須拿出巨大勇氣來理順要素價格、取消要素價格管制。

毫無疑問，要素價格改革會使企業面臨短期的痛苦調整。國內要素價格與國際價格的接軌，國內短期價格會出現急速上升趨勢，短期CPI和PPI肯定大幅度上漲，但這是必須付出的代價。要素價格上漲，會迫使那些嚴重消耗資源的企業關門停產或轉型，迫使企業節能減耗，迫使企業節約要素的使用，整個經濟體系會朝健康方向發展。允許要素市場充分競爭，允許價格調節企業的生產決策，企業對價格高企的要素需求就會降低，要素價格最終會出現回落。

理順要素價格、解除要素價格管制，宜早不宜晚，真正的市場經濟，必須形成市場化的要素價格形成機制。

七、下決心進一步降低企業稅收負擔

要有效遏制通貨膨脹，同時又要盡可能防止經濟增長大幅度下降，防止出現嚴重經濟衰退和企業經營困難，需要認真研究合適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

宏觀經濟政策組合是非常重要、非常重大的課題，對于今天的中國尤其顯得重要和迫切。貨幣政策的基本職能是防止流動性泛濫、防止貨幣供應量過度、防止長期嚴重的通貨膨脹；財政政策的主要任務，是幫助維持經濟長期穩定增長，幫助保持企業的經營發展活力，尤其是稅收政策要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目前正確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應該是：穩健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所謂穩健的財政政策，最重要的是要減稅。我國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不斷上升，財政收入增長速度長期遠遠超過GDP增長速度，有人估計中國全國實際的財政收入根本不是目前報告的5.3萬億，而是早就超過這個規模，甚至達到8萬億以上的水平。政府掌管如此龐大的資源或資金，不計成本地大興土木或大搞各種投資，是推動國內需求持續上升并最終推動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國投資增長速度一直高居不下，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大規模的投資。與私營企業和個人投資相比，政府投資往往是不計成本，從而推動各種要素價格需求旺盛和價格上漲。

因此，減稅應該作為我國重要的宏觀經濟政策。首先，減稅降低政府掌控的資源或資金，遏制政府不計成本的大規模投資，降低政府投資對要素的過度需求，有助于遏制長期通貨膨脹。其次，減稅有助于降低企業經營壓力，增強企業自我發展能力，幫助企業度過成本上漲的困難，對防止企業普遍出現經營困難和整個經濟增長嚴重下滑具有重要意義。減稅本質上是國民收入在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之間的重新分配。由于私人投資比政府投資更有效率，更符合真實需求，對要素成本更敏感，因而能夠讓整個經濟體系的資源更好地符合真實需求，反過來有利于抑制過度需求和通脹。

為了幫助企業持續穩健經營，減稅之外，貨幣政策也要適時調整，尤其是要改變信貸調控方式，不要用行政方式來控制信貸規模，應該采取間接調控手段，不能搞一刀切，回到過去那種“一收就死，一放就亂”的局面。

八、對中國而言，確保經濟維持較高速度增長，比遏制通貨膨脹還要重要

1970年代美國的高通貨膨脹+高失業率，給了經濟學家創造新名詞、構造新理論模型的機會。有一位杰出的美國經濟學家叫阿瑟?奧肯，曾經作過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他發明了一個新名詞，來刻畫“滯脹時代”。這個名詞就是“痛苦指數”（Discomfort Index）。痛苦指數=通貨膨脹率+失業率。1970年代末期，美國通貨膨脹高達21%，失業率達到9%，因此痛苦指數達到30%。

然而，痛苦指數無法衡量通貨膨脹和失業之差別。的確，不同的收入水平、不同的歷史經驗、不同的經濟制度安排、尤其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安排，人們對通貨膨脹和失業痛苦的感受和反應是非常不同的。我們知道歐洲各國尤其是德國特別害怕通貨膨脹。二戰以后的德國中央銀行，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反通貨膨脹；歐元誕生之后，歐元區的中央銀行—歐洲中央銀行（ECB）秉承德國中央銀行的傳統，也只有一個目標：嚴厲控制通貨膨脹，目標是2%以下。其他西方發達國家大體上也把控制通貨膨脹列為最重要、最優先的目標。換句話說：他們寧可犧牲經濟增長，也要將通貨膨脹壓下來。

基本的解釋是：首先，西方發達國家尤其是西歐各國，歷史上曾經有過惡性通貨膨脹的慘痛教訓，對通貨膨脹異常警惕；其次，西方發達國家有相對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失業保障制度），相對而言，人們對通貨膨脹的擔心和害怕更甚于擔心和害怕失業。因此之故，西方發達國家可以不惜犧牲經濟增長來遏制通貨膨脹。

從這個角度來觀察，中國宏觀調控難度更大。我們的社會保障制度（失業保險）還遠不完善，一旦經濟增長大幅度下滑，失業人數大幅度上升，對社會穩定的沖擊是很難預料的。因此，我們無法像西方發達國家那樣，不惜一切代價來遏制通貨膨脹，而是要盡可能維持經濟的持續增長，同時將通貨膨脹控制在可以承受的水平（依照歷史經驗，如果通貨膨脹不進入兩位數水平，大體是可以承受的）。也就是說：對中國而言，確保經濟持續增長和盡可能低的失業率，是最重要、最優先的目標。當然，通貨膨脹也不能失控，這就是我們的宏觀調控比發達國家要難的原因所在。

因此之故，依照今年的就業形勢，中國的宏觀調控政策必須將確保經濟增長和就業擺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緊縮政策的力度和緊縮的具體措施是需要盡快加以調整的。核心是改變信貸控制方式和減輕企業稅負。

九、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適當組合

最后，讓我簡單總結一下中國應該采取的宏觀經濟政策：

1、 停止人民幣升值，徹底消除人民幣長期升值預期；

2、 重新回歸固定匯率制度，以此作為貨幣政策的明確準則；

3、 繼續采取進一步的果斷嚴密措施，強化對跨境資金流動的監管，尤其要嚴密監管資金大規模撤離或資本外逃；

4、 滿足上述條件后，可以調節基準利率，確保名義利率高于預期通貨膨脹率，確保真實利率為正；

5、 改變信貸調控方式，摒棄行政命令式的信貸規?？刂?，采取貸存比等間接控制信貸的方式；

6、 大幅度降低企業稅收負擔，降低財政收入占GDP之比例，維持企業自我發展的能力和活力。

7、 理順資源價格體系，取消資源價格管制。

作者簡介：

向松祚 獨立經濟學家，1986年畢業于華中科技大學，獲工學學士學位。1993年畢業于中國人民大學，獲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1993年至1998年先后在企業和中國人民銀行工作。1998年入英國劍橋大學做訪問學者，1999年入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做訪問學者，同時就讀哥倫比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獲國際事務碩士學位（MIA）。2001年回國經商，是華友世紀通訊有限公司（美國納斯達克上市公司）創始人之一。 早期著作：《存亡之秋》、《市場經濟新觀念》、《市場經濟新體制》、《金融危機與國家利益》。作品曾獲吳玉章獎、中國圖書獎、全國十佳經濟讀物獎。2003年翻譯出版六卷本《蒙代爾經濟學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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