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辦廠（下）

1911年10月10日深夜，張謇在漢口登上“襄陽丸”號返滬。當時，大生紗廠的湖北分公司剛剛開業，他是來參加開工儀式的。輪船開動時，他站在甲板上，看到長江對岸的武昌城內火光沖天，隱約槍聲此起彼伏，沒有人知道發生了什么事情，他囑咐水手加速離去。

從留存至今的記錄看，他是惟一目睹了辛亥革命爆發的當世大企業家。

清廷的倒塌，在很多中國人的內心，似乎是一個命定遲早會發生的事情，無喜無悲，只有漠然。在革命爆發的時候，對清政權已極端失望的企業家集團表現出了順應時代大勢的特征。不過這一點也不奇怪，商人的生存原則就是與強者結盟。

作為立憲派的民間領袖，張謇此前一直反對革命，他感嘆：“斷言清廷之無可期望，謀國必出他途以制勝”。但是，他想蓋新房子，卻也不愿意放火燒掉舊房子。10月12日，他從漢口坐船到安慶，得悉武昌爆發起義后，當即趕到江寧，求見駐防將軍鐵良，建議他派兵增援湖北。但是，隨后的形勢發展完全出乎預料，他的兩位最親密的立憲派同黨湯壽潛和程德全相繼在浙江、江蘇宣布獨立，張謇在愕然之余，不得不接受現實。他致電袁世凱說，“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顧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為和平之結果，趨勢然也?！焙芸?，他與上海同盟會取得聯系，由他的三哥出面迎接革命黨前往南通，成立通州軍政府，宣布和平光復。張謇的內心轉折與矛盾，反映了企業家與革命的復雜關系。

帝國覆滅，民國新生。那些靠理想和暴力獲取政權的政治家們，到底有怎樣的治國藍圖和多大的實務才干呢？

張謇被任命為國民政府第一屆實業總長，1912年1月3日，他以這個身份與孫中山對談政策。這也是他們的第一次交談，他在當天日記中對孫中山的評價只有四個字：“不知崖畔”。歷史學者章開沅的解讀是，“‘崖’就是邊際的意思。這話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沒有實際辦過實業，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么問題都解決了。實際上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

1915年，張謇再度被袁世凱擔任農商總長。他在創業過程中深受官僚之害，所以他一直認為官方介入企業只會破壞經營自由，與民爭利，必然導致企業的失敗。他同情在官僚和外商夾縫中艱難生存的民營企業，用“千萬死中求一生”來形容私人企業的困境，所以他愿意代表私人資本發出縮減壟斷、擴張民營的呼聲。他就任農商總長后就發布公告：從今天開始，凡隸屬本部的官辦企業全部停辦，改由招商承辦；但是有一些大宗的實業，比如絲茶、機械等，一兩家私人公司是無法經營的，但其重要性關乎社會農商業的進步，那么，可由官方先作規劃，引起人民的興趣，然后交給民營承辦。其思路脈絡，與日本明治維新的主張基本偶合。張謇的實業在1914年前后達到巔峰。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歐洲列強陷入混戰，無暇東顧，中國的民族企業家獲得了喘息和崛起的機會。以棉紗業為例，在1914年之前，中國每年需從國外進口棉布1900萬匹、棉紗250萬擔，到一戰結束時已分別銳減到1400萬匹、130萬擔，僅英國的進口棉織品，就減少了48％。據記載，在1916年，每生產16支紗1包可獲利7.61元，到1917年盈利就猛升到36.93元，到1919年，竟達70.65元。張謇的大生紗廠是最重要的棉紗制造集團，在1918年，大生兩家工廠的利潤率都超過了100％，1919年的兩廠盈利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記錄，擁有紗錠數達13.7萬枚，為國內第一。當時，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最搶手的股票。據時人回憶，“一股100兩銀子，紅利最高的時候分紅可以達到一股20兩，一些股金多的投資者，得到利息銀子甚至無法靠人力搬動，要用車子推。這就讓那些開始時不愿意投資的人們后悔不及?！睆?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廠的利潤累積超過1000萬兩。

中國人向來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濟世理想，對企業家來說，天下太大，那就去治理眼皮底下的那片土地吧。在這方面，張謇是一個最值得紀念的典范，從1903年開始，他就致力于家鄉南通的城市建設，大生紗廠的很多利潤都被他投入到了公共事業上。將近20年下來，南通已成當時中國最出名的縣城。1920年，一位訪問者描寫他看到的南通：“在登岸以前，我們就已感受到她的現代氣息了。大道旁柳樹成行，滿載面粉、棉花以及旅客的卡車、汽車在奔馳，高聳林立的煙囪在冒著煙，工廠的機器轟鳴聲在回響——一個歡快勞動的日子又宣布開始了。在江岸邊建有現代化的碼頭和倉儲設施，通過現代化的公路和運河，運輸線四通八達?！巧侠巧缴巾?，一幅動人的壯麗圖畫展開在我們眼前。在南面奔騰著雄偉的長江，它的水上運輸繁忙。在西面靜臥著南通城，屋頂、煙囪、城門樓依稀可見。到處都顯示著滿足、快樂和繁華。我們看到每一寸土地都得到了耕種，并由田間小路分割成幾何形狀?！诰幼^內有大量精心種植的樹木，這也是這里的一個特征，在中國其他地區沒有類似的情況?！鄙虾Ｓ⑽摹睹芾帐显u論報》主筆J·B·鮑威爾也在這一年到訪南通，他稱之為“中國大地上的天堂”，他在報道中寫道：“張謇以及他的兄長張鮞、他的兒子簡直可以用‘君臨天下’一詞來形容，除了童話故事中對待臣民就像對待子女一樣的慈善君王外，可能無人可與之匹敵，而在南通州這卻是事實?！?922年，中國科學社在南通舉行年會，梁啟超到會，稱之為“中國最進步的城市”，文學家魯迅的朋友、日本人內山完造稱南通是一個 “理想的文化城市”。 同年，北京、上海的報紙舉辦“成功人物民意測驗”，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這一年正好是他70歲大壽。讓人感慨的是，也正是在這一輝煌的時刻，張謇的企業突然冒出了危機的苗頭，他很快陷入無法自拔的泥潭。

危機源于市場突變。一戰結束后，歐洲各國進入戰后復興，中國再成被爭奪的市場，加上連年農產品歉收，各種原材料大漲，脆弱的民族產業受到嚴重沖擊。其中，景象最慘的是前些年發展最快的棉紡業，從1922年10月到1924年6月，上海交易所的棉花平均價格上漲了73％，廠家不堪其重，爆發了紗廠危機，到1924年初，三分之一的上海紗廠停產歇業。

在這場危機中，最轟動的事件便是張謇的破產。

晚年的張謇把大量的精力投注于政治事務和南通模范城的建設，他到底有多少時間花在生產經營上，不得而知。大生集團在1919年創下盈利380多萬兩的最高記錄，到1922年就因棉花漲價而出現了虧損，該年虧掉70萬兩，其后就江河日下。到1924年，大生已欠下400萬兩的巨額債務。直奉戰爭爆發后，東北和華北市場已慘不可言。更糟糕的是，齊燮元與盧永祥居然還在家門口開火，江浙市場一動搖，大生的日子就過不下去了。到1925年，大生集團已經資不抵債，光是大生一廠的債務就已經高達906萬兩，張謇被迫把苦心經營將近30年的全部企業交給債權人接辦，在陳光甫的安排下，中國、交通、金城、上海四家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莊組成債權人團全面接管大生企業。已年過72歲的張謇晚年居然遭遇如此劫難，他不由感嘆：“不幸而生中國，不幸而生今之年代?！?

張謇商業“王國”的陡然衰落，除了棉紗產業的危機外，還有三個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理想主義的沉重包袱。為了南通的公共事業，大生紗廠常年無償輸血，已超出企業正常的負擔，到1924年前后，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占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企業辦社會，最后拖累大生；二是多元化經營失控。張謇晚年反省失誤時承認，“本小事大”、“急進務廣”，其中失誤最大的投資是墾牧產業，墾牧業帶有很強的社會公益性，投資大，周期長，而且受海潮、氣候等自然條件的影響，張謇先后創辦了近20家墾牧企業，圍海400萬畝，累計投入資金2119萬元，它們竟然全數失敗，紗廠資金被迫去填了大黑洞；三是企業管理混亂。大生雖是中國最早的股份制企業之一，但是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張謇的光環太大，晚期更是近乎于“神”，集團內各實業公司都沒有基層負責的規定，事無巨細，表面上都要向他請示，而他的大部分精力又在企業之外，對于經營實情并不完全了解，因此，管理弊端叢生，一旦發作，便無藥可救。

1926年7月17日，張謇在無限的寂寥和落寞中黯然去世，他的陪葬品是：一頂禮帽、一副眼鏡、一把折扇，還有一對金屬的小盒子，分別裝著一粒牙齒，一束胎發。

張謇的破產和去世，意味著士商時代的一去不返，此后中國商界再沒有出現如他這樣具有公共影響力的全才型人物。胡適為他的傳記做序言，稱他是 “近代中國史上一個很偉大的失敗的英雄”。毛澤東則說，“中國的民族工業有四個人不能忘記……輕工業不能忘記張謇?！?

其實，張謇之不能忘記，又何止輕工業而已。

吳曉波

財經作家，藍獅子出版人 wxb680909@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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