籌劃自己有長度的人生

上一篇 （《之二》）中說到加繆《鼠疫》中的記者朗貝爾，當他弄到了向往已久的離城證時，卻在最后一刻決定留下來，與異邦的人們一道與鼠疫作斗爭。我沒有來得及回答的一個問題是：如何看待朗貝爾先后不同的兩種立場？走與留，都是出于個人的自愿選擇，因而擁有同樣的價值嗎？假如是兩個人分別做出了走與留的不同選擇，他們便僅僅是不同個人的隨意挑揀， “青菜蘿卜，各有所愛”？

恰逢 《經濟觀察報》轉來了一封讀者來信，其中認為 “自由沒有高低之分，沒有優劣之別，沒有比較高尚的自由，也沒有比較卑鄙的自由”?？磥磉@個問題不能回避，需要認真回應。在我眼里，朗貝爾先后不同的選擇，肯定是有高低、輕重的次序之分的，我將選擇 “留下來”看作高貴的和值得贊賞的，但是它在何種意義上是高貴的和值得向往的呢？

將政治與人生分開

應該說，與其稱 “自由沒有高低之分”，更確切地說是 “權利”沒有高低之分， “權利”簡單地可以看作由法律來提供保證的 “自由”，是體現在法律框架中的人的自主性。而在法律框架的背后，同時是一個政治框架?，F代政治的基本起點和努力，可以看作使得每一個人擁有平等的權利，即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讓每一個人得到平等地對待，而不論人們在思想、信仰、家庭出身、民族、性別等方面的差異。

這個起點來之不易。眾所周知，在現代社會之前的社會，主要是按照某種金字塔的原理而建立起來的等級制度，有一部分人被制度性地安排在最底層。比如從前俄國的農奴制，美國有過的種族歧視制度。相關的情況對于我們也不陌生，計劃經濟時代的農民，僅僅是因為出身在農村，便遭遇歧視，在工作權、居住權、醫療養老保險方面受到嚴格限制，所造成的后果迄今仍然非常觸目。

這套現實中的等級制度，同時需要一套與之相適應的意識形態說辭來保證，金字塔權威們從不放棄向整個社會灌輸推行某種統一的思想秩序，有時候不惜動用武力來完成這件工作。西方中世紀的宗教裁判所就是按照人們頭腦中的想法來定罪的，有了許多沉痛教訓之后，才有了承認和呼吁 “異端的權利”。某種極端的情況離我們也不遙遠。文革中一些思想略微不同的人們，有些甚至僅僅在日記中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便遭殺戮。因此，在今天，給予每一位不同思想者以相同的權利，解放思想也應包括解放思想者，仍然是我們社會所要完成的工作。

如果用 “權利”來替代 “自由”，將正在討論的問題僅僅限制在政治及法律的框架之內，那么這位讀者來信所說的，就相應地變成“權利沒有高低之分，沒有優劣之別，沒有比較高尚的權利，也沒有比較卑鄙的權利”，則是可以成立的。一個人為自己選擇當總統還是當詩人或者當一個推銷商，他們選擇的權利及其所帶來的結果，都應該得到平等尊重。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說范美忠的逃離與朗貝爾先前選擇離開，都是可以理解的，遠遠不構成對于社會政治及法律秩序的冒犯和挑戰。

然而，一個社會并不是僅僅依靠政治及法律秩序來維持的。同樣，我們每一個人也不是僅僅停留在社會的這些框架之內，過著一種政治和法律般的生活。一個社會為了尋求解決其成員之間不可避免沖突的途徑 （政治與法律），不可能成為我們個人的生活方式，直接等于我們自己在具體問題上的求解。打個比方來說吧，一個人有戀愛、結婚和離婚的權利，但是他并不能根據這個權利，來決定自己諸如此類的事務，也不能根據這個，來判斷自己的對象是否合適、自己的婚姻是否美滿，以及離婚是否有必要。 “權利”關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一個人重要的，還有他自己如何生活。

即他自己的人生。他希望自己擁有一個什么樣的生活？他如何過上在他自己看來是一種好的生活？這樣的問題，政治與法律不準備提供任何答案，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另謀出路。在這個意義上，僅僅是“政治人”或者 “法律人”，其內涵是匱乏和貧乏的，是那種抽象的權利人。當范美忠在鳳凰衛視上反問“在地震那種情況下，教師有沒有逃跑的權利”時，他僅僅是一個 “政治人”，他所運用的是 “政治語言”。而 “權利”并非我們衡量自身行為的惟一尺度， “權利”語言也并非我們需要學會使用的惟一語言。

與此相反，記者朗貝爾所采取的則是 “政治”與 “人生”二分法。他沒有因為符合政治 （可以走的權利）的要求，而放棄自己的獨特人生，放棄自己在人生中的追求。他解釋自己留下來的動機時有些語焉不詳，有些吞吞吐吐，這是作者加繆一貫的低調和克制的風格，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從有限的解釋中見出端倪。他說： “如果他走掉，他會感到羞恥，這會影響他對留在外邊的那個人兒的愛情”。其中有關羞恥、有關愛情，都遠在政治之外，它們是朗貝爾自己心中認為十分重要的東西，從而構成了他考慮問題的真實和直接的出發點。

僅僅是在這個意義上，那位與范美忠在鳳凰衛視上PK的郭松民，至少有一句話是對的，那就是他對范美忠說： “你扳倒了自己的人生”，他所采用的是 “人生立場”。只是這句話不適宜作為公開論辯中的武器，而更適宜作為朋友在私下提醒。另一方面，范美忠的人生道路還很長，不是他曾經說過的一兩句話所能夠決定。

價值觀是排序的

迄今我們很少有理直氣壯地談論自己的時刻。從前的人們說： “自己”正是萬惡之源，是一種羞恥的存在，屬于自身的要求欲望正是要加以克制的，因為據說全天下的幸福正是取決于無數個人的泯滅；而現在的人們說——有關個人的生活，那是一樁別人碰不得的私人事務，一個人過一種什么樣的生活，那僅僅是他自己的事情。說來說去，有關個人自己的生活及幸福成了始終不能去碰的禁區，任何人在這個問題上不會得到任何益處，智者仁人們都關心別的事情去了。包括流行一種誤解，認為討論諸如此類的問題，便是一種 “引導”，引導便可能意味著某種 “強制”。實際上，在報紙上的討論，只是發表意見，而非強加于任何個人。

加繆寫作 《鼠疫》時，也是一個各類 “政治”風起云涌的時期。但是他卻寧愿另辟蹊徑。記者朗貝爾感到的 “羞恥”涉及一個人的道德心，他的道德立場。正是這個道德的維度 （在這一點上，加繆永遠地區別于那些只講目的不惜手段的“革命家”），使得他在 “走”與“留”所攜帶的不同價值含量之間，做了一個高低排序。比較起來，“走”所攜帶的價值更加稀薄和單薄一些，而 “留”所包含的價值則更為深厚和濃烈，后者使得朗貝爾感到更加心安理得，因而更加富有意義。如果我們不帶偏見，一般也會認同朗貝爾這樣一種決定：一種更加符合道德的選擇，更加令人向往和值得稱贊。同理，那些在地震中選擇將安全留給別人的人們，那些做到了舍身救人的老師們，值得我們投以最為崇敬的目光。盡管我們不能保證自己也能夠做到，但是在價值的天平上，我們愿意向那些舍身救人的普通人傾斜。在 “權利”方面我們可以不分彼此不分輕重，但是在價值判斷方面，則不能得出同樣的結論。在這個意義上，我絕對不能同意范美忠在接受 《競報》采訪時對于自己的辯解： “我們的價值觀是平等的?！?

價值觀怎么是平等的？即使不去傷害別人，也不能意味著其余一切都是具有同樣價值的。有時候是否傷害別人，也是一個難以把握的事情。遠一點說，對于起碼的是非善惡不加區分的世界，一個不能以簡單直接的方式說出基本判斷的世界，一定是一個最為可怕的世界。也許我們就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當中。那些最為簡單的、一目了然的區分，卻變得如此晦澀和如此令人難以啟齒。然而，對于一個崇尚自由的人來說，難道因為有人在推行 “偽善”，那么我們就找不出去做哪怕是一件小小的善事的理由？難道因為有人在鼓吹偽英雄偽崇高，我們就需要隨之起舞，從而將一切都加以抹平？難道必得采取 “以惡抗惡”的方式，才能培養出這個社會所需要的善意？必得以一種令自己陷入羞恥的方式，來回敬我們在道德上曾經受到的阻力、羞辱和失??？我們能否將自己的墜落僅僅歸之為這個社會的墮落？假如是那樣，只能匍匐于現實，我們稱之為 “自由意志”何在？我們的主動性、自主性與尊嚴何在？

記者朗貝爾感到需要留下的第二個原因是 “這會影響他對留在外邊的那個人兒的愛情”。這是什么意思？難道 “逾期不歸”反倒不影響“對留在外邊的那個人兒的愛情了”？請容許我嘗試來解釋：對于外邊的人兒的愛情，不僅取決于兩個人的膠合程度，而且也取決于自己是否配得上她。如果配不上或者做了配不上的事情，那么同樣對不起那個人。而一個人若是自己的生命不完整，那么他的愛情也很難說是完整的。完整的生命當然不能缺少道德這個維度，若是缺了這個維度，一個人的生命則很難說是美麗的，他奉獻給對方的也許只剩下一個殘缺的肉體，而不是因為包含著一個健全靈魂在內的完美的人。

當朗貝爾前思后慮，我們還會發現他有一種審慎和小心翼翼的性格，他不是一個魯莽的人。在作出決定之前，他事先看得見自己選擇的結果，知道必須由自己來承擔那個結果，而為了避免那個不愿意見到的結果，他采取了繞道而行。因此我們說他對自己的人生采取了一種 “籌劃”的態度。 “籌劃”意味著——一個人能夠洞穿自己面前的某些前景，尤其是當預見到可能產生的某種結果時，他能夠及時采取調整，愿意根據一個長遠的前景來決定當下的事情，而不是僅僅根據一時一地的要求。

那有長度的人生

而正是這種思前慮后的考量，幫助揭示了我們人生的一個重要品格。

即人生擁有一個長度。我們當下的行為不僅僅是當下的，而且要在一個漫長的人生之內經受考驗，得到檢驗。今天我們的一個選擇、一個決定和一項計劃，它們是否恰當、有何意義，要在一個時間的長度之內才能夠顯示出來，所產生的結果也要在一個時間長度之內才慢慢釋放出來，并逐步滲透、沉淀到我們的人生歷程中去。其后我們看待一件事情的意義，與當時可能有了一個深刻的變化，甚至結論正好相反。但是不管怎么說，即使是已經翻過去的一頁，也會在我們個人的歷史當中留下蹤跡；哪怕是一時魯莽作出的事情，也不可逆轉地對我們的人生構成影響。一次不慎的婚姻，于其間一個人的人性所經歷的種種不幸，在較長時間內難以消除。

而實際上這個維度對于我們卻并不是十分熟悉。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是有關 “獻身”的教育， “獻身”是一瞬間的事情，不計后果的事情，轟轟烈烈的事情。及至我們這個年齡上的人，到了一定的時候會驚訝地發現，原來自己并沒有在諸如珍寶島或者別的什么祖國寶島上面犧牲掉，而是在和平環境中不得不面對平凡的日常生活至今。很多年之后我才讀到大文豪歌德的那句話，只有在日常生活中，才見得是一個人“是谷粒還是裨糠”。在這個意義上，在范美忠所說的那些話中，我最不理解的就是有關 “思想烈士”的表達。因為按照任何一種 “愛自己”的邏輯，都不能得出如此高調的結論。當“烈士”的說法，是他向舊體系 “投降”的結果。這種 “投降”強化了他所不喜歡的某種東西。

一個有長度的人生，則對我們提出了一些較高要求。因為有著時間的贈與，所以我們需要考慮如何才能使得自己的人生有進展，而不是停留在原地踏步？這種進展不僅包括我們個人財富積累的情況，還要包括我們人性的進展狀況——我們的理性是否更加精練、感覺是否更加精當、感情是否更加清晰和有力？我們是否培養出了一些能力和習慣，能夠與這個不斷更新的世界保持一種交流暢通的關系，從而在新陳代謝中保持自己生命的活力，能夠在日新月異的時代仍然感到自己的力量？

一個有長度的人生，也是一個有所積累因而有幾分成色的人生。這個意思是說無論如何我們得積累起一些眼光經驗，變得成熟練達，而不是魯莽沖動，不能率性而為，更不能將粗魯的 “率性”當作一種美德。這方面可以舉欣賞趣味為例。什么叫做富有欣賞能力或好的趣味？那是在無數次積累的基礎之上，有了許多相關的訓練之后，才變得洞明和練達。這種洞明和練達不是為旁人所準備的，其成就是算在自己頭上的，是一個人加諸自身的人生積累和收獲。它不應理解為圓滑和世故，而是成熟與有分寸，就像哈維爾在回答一個政治家是否要說謊時，他答道需要的是 “在合適的時候說合適的話”。分寸感也是那個任意專斷的制度不曾賦予的。始終“摸著石頭過河”，不僅是我們的政治學，而且成了我們的人生觀和美學。就尊敬的程度而言，筆者對于一個洞明練達的人的尊敬程度，遠遠超過了對于一個孩童。孩童是可愛的，然而一個成年人所要造成的，遠非使自己顯得可愛。

一個有長度的人生，還是一個完整的人生。完整的人生指能夠將自己經歷過的那些串聯起來，至少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使得人生有所貫穿，有所成就，做到能夠解釋自己的行為，評價自己所選擇的道路，而不至于完全不堪回首，在回顧往事的時候，只會唏噓不已。實際上這個完整人生的尺度，并不是到了暮年才出現的，而是貫穿在我們當下的選擇當中：我們如何做一件事情，才能夠使得對得起自己的將來？如何做一件事情，使得將來回顧起來而不感到臉紅？而在衡量我們所作所為時，又怎么能夠離得開我們所處的傳統、社會、歷史賦予我們的想像力和資源，在這個意義上，完整的人生包括與他人共在的人生，而非孤身一人的人生。

最后一句話：沒有一種成色十足的個人，便沒有成色十足的社會；沒有一種成色十足的生活，便沒有成色十足的政治。除非我們在人生及人性中有所積累和有所進展，否則我們的社會、政治仍將十分幼稚。

崔衛平

北京電影學院教授wp9952@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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