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市場、匯率與土地制度

我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時，宏觀經濟學和微觀經濟學這兩個今天被頻頻使用的術語，在那里竟無人提起，也不屑提起。與宏觀和微觀相對應的場合，那里的教授和學生一律用貨幣理論和價格理論代替。剛到芝加哥時，我曾十分納悶，有一天忍不住問一位美國同學，為什么不用大家都懂的名字，而要另起爐灶，別出心裁？答案十分出乎意外：芝加哥大學所起的名字更能畫龍點睛，擊中要害。

按這位同學的說法，宏觀經濟學的關鍵是根據經濟的增長速度，確定相應的貨幣供應，使經濟體能平穩而持續地運行，免除通貨膨脹和通貨緊縮的干擾；而微觀經濟學的關鍵是理順要素市場和產品市場的價格體系，使之反映所有要素和產品的相對稀缺性，才能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記得當年聽了這位同學的一席話后，有頓開茅塞之感。后來學習國際經濟學時，又意識到在三大要素市場外，外匯市場也至關重要，因為外匯市場上所產生的、用本國貨幣購買一單位外幣的價格，也即匯率，決定了本國一切要素和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的交換價格。

如此看來，在一個開放的經濟體中建立有效率的市場經濟體制，離開要素市場和外匯市場的發育完善，要素價格并不能真實反映本國各種要素相對本國秉賦的稀缺性。這是因為一般來說，充分競爭市場上形成的產品價格，可分解為勞動成本、土地成本和資本成本的總和。而計算這些成本，是離不開勞動的價格（工資）、資本的價格（利率）和土地的價格（地租）的。所以，在要素市場上所形成的要素價格決定了本國一切產品的價格。在全球化時代，外匯市場上決定的價格又決定了各國的國內價格之間的轉換和國際貿易中所有產品的比價。如果一國的要素價格是扭曲的，即使該國的外匯市場上的價格沒有扭曲，該國的所有要素和產品的價格在國際市場上還是扭曲的。所以，在全球化時代，要素市場和外匯市場都要理順，才能使該國的要素價格和產品價格真正反映其資源秉賦的相對稀缺性。

一國外匯市場的扭曲不可能長期存在而不引起嚴重的國際收支失衡。這種失衡不但會引起國內物價和貨幣流動性的異常，也會引起越來越頻繁的國際貿易摩擦。所以，在內外壓力下，外匯市場的扭曲比較不容易長期存在?？墒?，一國的要素市場的扭曲卻可以長期存在，因為不會構成直接的國際摩擦。

中國仍在迅速增加中的巨額外匯儲備固然部分地反映了匯率的扭曲，但也部分地反映了本國要素市場上的扭曲。雖然改革開放已經30年，可是，由于強勢利益集團的自利行為，中國顯然在調整要素市場的扭曲方面進展緩慢、阻力重重?，F在只能主要靠調整匯率以避免通貨膨脹的日益惡化，減少與各國的貿易摩擦。不過，在使人民幣逐漸升值的過程中，由于本國要素市場的扭曲遲遲得不到糾正，人民幣究竟應該升值多少，均衡匯率究竟定在什么水平上，只能根據外匯增量的大小和快慢判斷。從外匯增量的構成來看，既有貿易順差和正常的外國直接投資，也有大量投機性熱錢，如果完全靠外匯增量判斷升值，無視本國要素市場的扭曲，人民幣就有過度升值的風險。

為什么會得出這種判斷呢？理由如下。在前幾次的雜談中我指出，服務業的發展一般不會導致嚴重的國際摩擦，原因是服務業的產品以非貿易品為主，主要靠國內市場消化。即使名義上出口到外國的服務產品，其實大多也是在中國境內完成消費。例如日益興隆的國際友人來華旅游，他們的吃喝住玩，就是中國的服務出口。另外，在中國境內為外國企業和居民運輸、傳遞物品等，也算出口服務，都要使用中國的人力物力，為中國創造就業機會，卻不會導致外國的反彈。服務業又是勞動密集型部門，最能吸收勞動，特別是非熟練工人。

服務業的發展以人口的集中,也即城市化為前提?？墒?現行土地制度使國家在決定城市用地的供給方面獲得絕對的壟斷權力。各級政府為了使土地轉讓金極大化，在嚴格控制土地供應的同時，收取高昂的土地轉讓金，導致中國城市化成本的人為上升，增加了通過城市化吸收農村人口的困難。已有大量實證研究指出,中國的城市化水平至今顯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更遠遠低于發達國家。根據聯合國有關機構最新發布的資料，預計到2008年世界城市化水平超過50%。同時，預計發達地區的城市人口比重將從2007年的75%提高到2030年的81%，不發達地區的該比重將從44%提高到56%。中國2007年的城市化水平是45%。雖然從1978年來中國的城市化發展不算慢，但帶有對1949年到1978年城市化停滯不前的補課性質。今后中國的城市化是否能維持過去30年的增長速度，還是一個很大的疑問。這是因為，今后城市的人口來源主要是中西部比較貧困的農村居民，而中國目前的房價已經抬到很高的水平。

迄今為止，中國的剩余勞動力主要靠發展制造業而不是服務業來吸收。中國的服務業在GDP中的份額顯著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和發達國家更有極大的差距。如果城市化的成本降不下來，今后中國的服務業還會繼續嚴重滯后，中國還是必須借助制造業吸收剩余勞動。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雖然制造出越來越多的房地產大王，也算世界一大奇跡，可是全國的收入分配，特別是城鄉差別卻日益惡化，造成內需不足，因而只能靠大量出口制成品，利用國外市場消化本國產品。多年累積的大量出超又帶來人民幣升值的巨大壓力。大陸雖然人均收入遠遠低于香港，但人民幣以美元計的比值已遠遠超過港幣，也是一大怪事。

由于人民幣大幅升值，加上勞動合同法的實施，中國在勞動成本上的比較優勢自然在日益消失。在仍有大量農村剩余勞動的情況下，這種前景自然令人擔心。如果能通過土地制度的改革大大降低城市化的成本，使更多的城市得以迅速崛起，使服務業得以大大擴張，使中國不必主要依靠制造業和出口解決就業，因而制造業不需要畸形發展，外貿的順差就可以逐漸下降，人民幣的升值壓力也就更容易化解。

當然，改革要素市場并不容易，尤其當要素市場的扭曲根源于過時的經濟制度和政策的時候，除非痛下決心，一國的要素市場的扭曲可以長期存在而難以糾正。最近參加復旦大學舉辦的上海論壇，令人意外的是，在中外專家云集的論壇上，大聲疾呼要對要素市場做徹底改革的，反而是像高尚全、吳敬鏈這樣的老一輩經濟學家；一些年富力強的經濟學家對此卻很不以為然，認為中國要素市場的改革已經完成，最多有些小小的尾巴，似乎不必大驚小怪。這使我感觸良深，也為中國今后的改革方向暗暗擔憂。

我先前的幾篇雜談指出,資本、勞動和人力資本現在獲得了在市場上比較自由的流動，尋求自身價值極大化的權利。其實，即使對這些要素來說，也仍殘留種種限制，主要表現為國家資本對某些領域和部門的壟斷，對民營資本進入某些領域和部門的禁令和對農村居民仍然施加的身份、權利的歧視。例如盡管已經允許外國資本進入中國的金融業，但民營資本卻不得其門而入，繼續被排斥于這個極其重要的經濟領域之外；又如，雖然農民所擁有的勞動要素現在可以流動了，和當年董輔仁所說的束縛于土地之上不得動彈的農奴已不可同日而語。但是，當他們想在城市定居下來，像城市居民那樣建立家庭、撫養后代時，就會發現，在現行的戶籍制下，自己原來只不過是二等公民。在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住房、尋找工作，甚至在人格方面，他們都會受到有形或無形的歧視。如孫志剛事件。希望今后不要再以付出無辜生命作為改革殘存的歧視性各項制度的代價，這種代價太沉重，太殘忍。

在三大要素市場中，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盡管殘留各種限制，但畢竟已經允許勞動和資本自由流動和交換，以尋求自身價值的極大化，結果大大促進了整體經濟的效率和產值?？墒?，現行的土地制度拒絕承認土地的要素身份，拒絕承認農民在土地市場上擁有平等而自由交易土地的權利。土地作為一切實物財富的載體，其價格的扭曲可以有嚴重的生態后果，如果這種扭曲反映為人為地低廉定價,必將導致對土地資源的掠奪和浪費。土地價格的扭曲也可以有嚴重的收入分配后果，如果這種扭曲表現為一些階層依靠政治特權廉價獲得土地，轉手獲得暴利，而農民雖然是其所有者,卻受到種種歧視,被迫作長期的不等價交換,無從分享土地增值本來應該帶來的收入和財富。

這種態度既無視市場經濟的內在要求，又漠視農民因此遭受的損失。今天，人們都已經認識到，對民營企業的資本予以剝奪，既損害效率又違反公正。承認知識分子的人力資本產權應該由知識分子擁有和使用也已成共識。那么，對收入最低的農民，為什么仍要將由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土地制度繼續強加于他們的頭上呢？特別是當這種土地制度甚至使中國的匯率都在發生扭曲的時候，有什么理由要將這種過時的土地制度長期化呢？

文貫中

上海財經大學高等研究院、美國康州三一學院經濟系教授james.wen@trincol.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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