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制度積累進步的成果

不到半年的時間，兩場巨大的災難，奪去了數以萬計同胞的生命。但不管怎樣，災難來臨了，就只能承受，只能自救。從更積極的意義上說，如果能將與自然災害抗爭的努力化為社會的進步，并且保留和積累起來，也可以算作是不幸之幸。

對于這次中國的抗震救災，國際社會幾乎給予了一致的肯定。德國《世界報》評論道，每個小時就公布一次死亡人數，這在中國是史無前例的。在這次自然災害面前，中國政府表現出完全的透明，網絡、報紙、廣播和電視臺可以自由地進行報道，觀察者看到的是與以往不一樣的媒體和記者，他們可以親往現場進行報道，對震區情況進行現場播報，并提出尖銳的問題。在中央電視臺的報道中，滿目皆是哀悼者、送葬者、犧牲者以及沮喪的士兵，他們因為山體滑坡而無法挺進災難的核心，因此眼中充滿了絕望，但全中國人民都時刻準備著為災區的人民貢獻自己的力量。

韓聯社的報道也指出，中國領導層應對大型災難的態度在發生變化。唐山大地震3年后才公開了死傷者人數。而在這次四川大地震中，中國領導層采取了坦誠、沉著的應對方式，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對這次距北京奧運會開幕不足3個月發生的大地震，中國政府沒有隱瞞死難者人數，坦誠公開了所有相關信息。此次地震后中國政府的做法讓人感到 “耳目一新”。中國最高領導層意識到，在發生大型災難時不應一味遮掩，只有如實公開事實才是解決問題的捷徑。

對于中國這次抗震救災的肯定，來自多方面的比較。與緬甸的颶風災害相比，中國的抗震救災傾注了舉國之力；與年初的雪災相比，這次的抗震救災反應迅速而有效；與30年前的唐山地震相比，人們看到的是一種更加現代和開明的對待災難的反應。因此，人們在災難中看到了中國社會的進步。

現在的問題是，這樣的進步能否用制度化的方式積累起來。在我們的社會中，其實并不缺乏進步，特別是在某些災難和悲情的氛圍中，這種進步往往更是明顯。但關鍵的問題是，這樣的進步常常不能積累，過了這樣的特殊時期，一切就又回歸到過去的老路上去了。

記得在2003年非典的時候，我曾經寫過這樣一篇文章： 《讓我們帶著 “病毒”生存》。文中寫道， “這兩天，北京的疫情似乎已經漸趨平穩，更樂觀一點說，也許是得到了有效的控制，發病人數已經降到了每天20例以下?？只诺那榫w在漸漸消散，大街上復又是車水馬龍的景觀，人們的生活在逐步恢復常態?！还芤咔槭欠駮蟹磸?，人們都不可能永遠生活在 ‘非典’的非典型生活狀態中。面對著大街上復如昔日的熱鬧與繁忙，面對復如昔日的常態社會生活，誰能夠保證說，上述人們所分析的社會生活的種種變化，一定會在我們的生活中持續下去？誰能夠說，一顆在非典型時期播下的種子一定會在典型時期生根發芽？災難可以給人們以教訓，并且會由于災難的創傷而使得這種教訓更為深刻，但教訓是否會長存在社會的記憶里，不是必然的?！爆F在回過頭去看，許多方面不幸言中。

盡管悲傷還沒有遠去，但隱隱的不安卻已在萌生。正如最近網上一帖子說，某媒體在地震以來一直都算不錯。這也是周圍很多人的一致評價，僵硬的面孔上開始泛出人性的光輝，有時并非字正腔圓的聲音里傳達著更加飽滿的信息。但當我們對它的看法剛剛有所改變的時候，它又回到了過去，依舊是那渾厚的男中音旁白，依舊是那套重復了無數次的套話。因此，要將災難中所取得的進步保存和積累起來，僅僅靠社會記憶是不行的。社會進步的積累關鍵是要訴諸于制度。

我們需要用制度將這次對災難積極而有效的反應積累起來。在這次抗震救災中，對災難快速的反應，集中力量救災的能力，信息的公開，還有對外界相對的開放性，都為人們包括挑剔的國外輿論所肯定。但更重要的也許是在這一切背后的東西，即對于人的生命的重視，公民意識的覺醒，尤其是政府與民意之間的良性互動。僅僅在短短一個星期的時間里，人們就可以看到，輿論強烈呼吁開放外國援助人員，兩天后果然外國救援人員被允許進入；輿論指責銀行收取捐款手續費，兩天后銀監會即要求各銀行免收捐款手續費；災情發生幾天之后，國務院順應民意正式確定了國家哀悼日，舉國哀悼地震遇難同胞，國旗第一次為普通國民而降。所有這一切，無疑都體現著我們這個社會一種極為重要的進步。但問題是，這種進步僅僅是一種措施，還是一種制度？許多社會進步最初體現的形式當然都是措施或舉措，但舉措或措施只有固化為制度才能恒久。

我們需要用制度將產生的進步積累起來。在這次抗震救災中，無論是體現出來的力量還是所表現出來的弊端與缺陷，都與我們這個社會的特性有關。在極短的時間內集中全國的人力物力投入抗震救災，并且形成一個有效的指揮系統，是與我們的制度甚至權力模式有關的。就此而言，有官員說中國救災機制是國際一流，應當說，也是事實。我們這個體制有一種很獨特的能力，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這也是其他國家往往自嘆不如的地方。但必須看到，這個能力的形成是與我們的體制特點有關的，即權力的高度集中統一。這種權力模式在形成瞬間迅速有效反應的同時，也會造成一系列的問題。在面對災難的時候，至少有兩點可以看得很明顯：第一，在這種權力高度集中的模式中，我們社會的自治性太差，社會的自組織能力太弱。本應在救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民間組織在我們的社會中幾乎付諸闕如；第二，集中而垂直的權力系統過于呆板和僵硬。為了這個集中的權力能夠有效運轉，手段只有強調上下之間的 “命令－執行”系統。而這樣的系統在突然的災難面前，僵硬性就充分暴露出來了：一級一級地聽指示，貫徹領會精神，除最高層之外的每一級似乎都缺少些行動的自主性。

但在這次抗震救災中，我們也開始看到民間力量更加有明確自主意識的行動。如有的企業已經不是滿足于盡可能多地捐款，而是在考慮如何更有效地在救災甚至重建過程中發揮企業作用，為此，有的企業派專業技術人員直接赴災區進行調查和商談，以了解災區的需求，制訂更有效的長期計劃；有的NGO組織也在討論如何使得救災活動更具有可持續性，并為此而探尋新的模式。

與此同時，我們需要積累的，還有一種社會心態和國民精神，盡管這種積累需要的不是制度形式。在這次抗震救災的評論中，有兩個人說了兩句經典性的話：一句是評論員笑蜀說的，讓我們以整個人類名義來面對災難；另一句是一位叫做五岳散人的網友說的，天災面前不需要制造人間的敵人。笑蜀說，面對大自然的宣戰，無分國界，無分民族，無分宗教，所有的人都是朋友；一切的恩怨、一切的紛爭都應中止，為絕境中的生命讓路；巨大的災難把全世界跟中國緊緊團結起來；我們更需要團結，跟整個人類團結。五岳散人則抨擊了那種習慣于制造敵人的人，這樣的人，即使在天災面前也在不斷刻意地制造敵人，他們制造對立面，甚至不惜造謠生事。其實，不需要敵人，更不刻意地制造敵人，也許不僅僅在災難的非常時期是如此，在平時就更是需要。災難使人們體會到同類的善意，體會到人心的相通。而這種體會更需要保持到正常的社會生活中。

在災難的背景中，人們用悲傷肯定著社會的進步，但對于這種進步我們也許需要保持必要的審慎：問題的關鍵不在于有還是沒有進步，而在于進步的成果能否用制度的形式保存和積累起來。

孫立平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Thslping@263.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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