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人口分布與土地制度（1）

5月12日以四川汶川為震中、波及面積10萬平方公里以上的特大地震發生以來，不幸遇難的人數已超過5萬，該數字還在往上修正，物質財產的損失一時更難以精確統計。在天搖地裂的一瞬間失去親人、喪失家園的人們，面對自己曾經充滿生機，現已化為滿目瘡夷的家鄉，內心受到的煎熬和哀傷令人無比同情。特別令人心酸的是，好些充滿青春活力、天真可愛的少年兒童，他們的歡聲笑語轉瞬間歸于沉寂。地震不但奪去了他們似花般的嬌嫩生命，也永遠埋葬了他們的各種夢想和在未來為社會為人類一顯身手和智慧的機會。

說自然也好，說天命也好，迄今為止，人類在很大程度上還只能接受它們的擺布。面對這場天災，大部分人所能做的，只能是對遭遇這場浩劫的生者和死者，默默表示我們無限的哀思。在此，我特別要對奮戰在救災第一線的指揮者和戰斗者深表敬意。 他們不僅要有悲天憫人的胸懷，更要有克服險阻、排除萬難、敢于獻身的勇氣和剛強的毅力，冒著犧牲自己生命的危險，從瓦礫和泥石中搶救出非親非故的陌生生命。

同時，我對提出要尋求同自然和諧相處的那些先知們的智慧，也有了更深的體驗和欽佩。盡管人類已經進入21世紀，“人定勝天”的口號也許被很多人視為當然，但當大自然呈威施逆時，人的生命依然渺小，人的力量依然微薄。發生在印尼的海嘯，緬甸的熱帶風暴，其損失之大，自然可以用發展中國家落后的制度和技術來解釋，然而面對加勒比海颶風對美國的新奧爾良市所造成的毀滅性災難，我們又能作何解釋呢？在今天，“人定勝天”是否應該重作如下的解釋：力求以最新的科學知識準確理解自然規律，并以最自覺的方式服從這些規律，而不是企圖征服這些規律，以使無謂的生命和財產的損失最小化？

這次里氏8級的地震將當地的許多工廠、房屋、醫院特別是學校夷為平地。離震中較近的地方，有些村子或小鎮轉瞬之間消失殆盡，或為余震引起的泥石流所完全吞噬。面對如此險惡的災情，人們自然無法接受，因此產生很多疑問。例如，對人類究竟能否預報地震，這次為什么有那么多的學校毀于地震，是否存在政府監管和建筑業的腐敗等等問題，人們應該基于事實和科學，認真地爭論下去，以便吸取教訓，改進今后的防震救災的制度和建筑質量。

但是，說到地震原因，專家們對大陸板塊擠壓理論似乎沒有分歧：四川盆地的西部布滿崇山峻嶺和深谷險峽，由于正好位于活躍的印度板塊和歐亞板塊的交界處的地震帶上，因而特別容易遭逢特大地震。一旦地震發生，由于到處是地質不穩的懸崖陡坡和深不見底的峽谷河川，不但地震的后果格外兇險，而且對救災來說，平添萬倍的困難。本次地震實況就表明，若能見度太低，連直升飛機都難以一展身技。

眾多的地震幸存者今后如何安置？大量塌垮的學校、住房如何重蓋？深入山區的道路和橋梁如何重修？這些都是接下來當地民眾關心、各級政府無法回避的難題。但是，從優化人口的空間分布的角度，是否有必要堅持在原址恢復所有遭受地震破壞的村鎮、縣市，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堅持在原址上重建，實際上是無視活躍的地震帶的存在，雖然這樣的口號很有魄力，卻有唯意志論的嫌疑，并不算智慧地理解人定勝天的涵義。古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為了減少今后的損失，并降低今天安置災民的費用，能否在自愿的基礎上動員當地的民眾遷往更安全的地方呢？廣義來講，是否應該將逐步減少西部的人口，特別是地震帶的人口，作為一項長期的國策推行呢？

中國人口的空間分布盡管仍以東部最為稠密，但西部的崇山峻嶺之中存在不少河谷盆地，在沙漠戈壁之中也零星分布著不少綠洲，所以歷年來吸引相當的人口定居。從農業社會的歷史看，由于土地幾乎是惟一的生存之本，人口作如此的空間分布有著其不得已而為之的合理性。當地勢平坦、土地肥沃、雨量充沛、灌溉便利的平原地區變得人滿為患時，土地對人口的承載能力在當時的科技水平下達到極限之后，新增人口只能進軍邊緣地區，逐漸開發較為偏遠、較為貧瘠的土地。然而這樣一來，對當地脆弱的生態就會造成極大的壓力。頻頻施虐的水旱災害、沙塵暴和西部地區多年來水土嚴重流失，都與草原和林區過度開墾密切相關。

歷史上，宋朝的疆域因周邊異族的進逼而大大萎縮，但是明清兩朝國力強盛，在人口壓力下，中原和東南部的漢族居民大量移往西南、西北和東北，并迫使原來在當地處于政治、經濟、文化和技術劣勢的土著，逐漸退向當地高山峻嶺的更深處，沙漠草原的更深處和原始森林的更深處。

我在 “中國的疆域變化與走出農本社會的沖動——李約瑟之謎的經濟地理學解析”一文中曾指出，中國雖然在宋朝的特殊地理條件的作用下，由于耕地的局促，人口的膨脹，被迫向城市化和工商社會作過一次沖刺。但在元、明、清的地理條件下，由于疆域的極大擴張，中國又舒舒服服地退回自古以來便駕輕就熟的農本社會舊路。十六世紀后，正當缺乏腹地的西歐國家將眼光轉向海洋和新大陸之時，中國卻因獲得廣大的新邊疆而將眼光轉向內陸深處，致使人口增長的同時，人口的空間分布愈益分散，信息流通和商品交換的成本日益提高，導致社會分工的下降。隨著人口散向廣大內地，大中城市停止擴充，市鎮卻大量增加，人口的空間分布則越來越靠近農村。正當歐洲城市化進展迅速，工商社會逐漸成形，技術進步因而日益加速的時候，中國的城市化不進反退，使中國喪失了集聚效應和內生增長的重要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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