錯得離譜的測算

周其仁

北京大學、長江商學院教授zhouqiren2005@yahoo.com.cn

英國社保體系的長遠代價，事后看非常之高。如果把戰后英國社保開支的實際增長，與貝弗里奇當初預見的規模相比，我們可以說，這位英國“社保之父”當年的測算，實在是錯得離譜。這中間有什么經驗教訓，值得后來者認真記取呢？

貝弗里奇當年規劃的英國戰后社保體系，從開始實施到全面建成有20年的過渡期。需要過渡期的理由，是因為雖然戰前英國已經達到了“其他國家難以匹敵的”高福利水平，但要把原先多頭的、零散的保障轉變為理想的統一保障體系，還有幾十項改革措施要完成。這一點本身就值得中國讀者注意——為一個5000萬人口的發達國家規劃了20年過渡期，也許表明，全面的社保大計不可能一蹴而就。

即使如此，貝弗里奇爵士還是遠遠低估了他建議要完成任務的艱巨性。證據是，貝弗里奇報告測算的英國社?？傤A算，在實施的第一年（報告原定1945年，實際上是1946年英國國會才通過立法，從1948年7月1日實施）不過6.97億英鎊；到完成過渡的1945年，社?？傤A算也不過8.58億英鎊（第13頁）。查1948年現價英國GDP119億英鎊，以區區不到6％的開支，就可以建立一個為全體英國人提供“從搖籃到墳墓”的偉大社保計劃，怎么算也是一件非常劃算的善舉。

實際上，1948年7月開始實施的英國社保，第一年做下來，到1949－1950財年單單健康保障的花費就達4億英鎊，比貝弗里奇報告測算的起始健保開支1.7億英鎊，整整高了1.5倍！不過，這“點”誤差，比起英國社保醫保開支后來的增長幅度，又豈止小巫見大巫：1957年英國社保開支占GDP11％，外加貝弗里奇始料不及被單列開來的健保開支，社保健保的總開支約占GDP的14％。

從此，社保醫保開銷遠比GDP增長得快，就成為一個穩定的模式，推動政府財政開支的節節攀升。到1975年，英國政府財政開銷超過GDP的48％，而政府的開支無非來自收稅、欠債和印發票子，樣樣都對經濟增長和人民的工作意愿有負面影響?！坝　背琉獠黄?，政府大派福利的政策和制度要負很大的責任。

在學言學，貝弗里奇教授當年的測算錯得如此離譜，有什么漏招可以留給后人作為借鑒呢？我不斷翻看報告，結果真是一看嚇一跳：這本影響了英國和所有福利國家的煌煌巨著，為1945年英國醫療和康復服務做的預算為1.7億英鎊，為20年后1965年同一保障項目做的預算——猜猜看？——還是1.7億英鎊！更為了不起的，是貝弗里奇報告為英國社會保障測算的總支出15個分項目中，居然還有6項是20年間將減少支出總額的??！期間開支增加的項目不過4項，主要是“退休養老金”和“非工傷傷殘待遇”。余下5項 （包括健保在內）皆“20年不變”，其中包括管理費?。?！

讀經濟的要當心了：經濟學究竟是關于“資源配置的學問”，還是“研究人的行為的學問”，到這里就大有分別了。搞得不好，以為經濟就是由經濟學家自己在配置資源，想怎么樣就怎么樣、天下國家般地過癮，那就與科學徹底拜拜了?！把芯咳说男袨椤蹦?？就要客觀一點，橫豎經濟學家不過是人群中的少數，自已的意愿、評判和價值取向，再強烈也只好放到一旁，“跳出畫面看畫”，對包含在人行為里的邏輯，抱探索求知的態度，對規律存敬畏之心。

人的行為是在種種約束下發生的。約束變，行為也變。我們當然對發達國家的福利經濟所知甚少，所以需要研究他人的經驗教訓。不過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故事，總是一段中國人自己的教訓。想當年，“吃飯不要錢”的“共產風”，聽來美妙無比，結果大食堂以餓死人而被迫關張。到底發生什么了？農民在家吃飯，在大食堂也吃飯，為什么同樣的吃飯，行為邏輯與后果截然不同？答案是，約束變化了：吃飯不花錢，飯量離開了代價的約束，大家敞開肚皮，幾下子就把食堂吃垮了。

貝弗里奇報告設計的英國社保，其實是一套新的福利約束。以當時包含在社保里的健康保險為例，報告承諾，“為每一個公民提供廣泛的醫療服務，無論他需要什么樣的醫療，需要什么形式的醫療（上門醫療和住院醫療、一般醫療、專家醫療或咨詢）都包括在內，并且也提供牙科、眼科和外科器具，護理、婦產及事故后康復”，并強調“在任何情況下，只要需要，不需繳費即可享受全方位醫療服務”（中譯本第180頁）。

沒有人會懷疑貝弗里奇的慷慨大度和仁慈之心，因為人人病有所醫，無疑是人類最美好的理想，也具有普世的價值。但是再美好的理想也要講究實現的條件，需要謹慎估計其實行的代價。事后看，貝弗里奇報告完全忽略了當設計的福利約束條件發生了重大變化以后，醫療服務需求量一定會發生重大變化，從而嚴重低估了英國社保的開支增長。貝氏當然可以假定，在免費健保下的醫療服務需求量不變，但是，人的行為邏輯卻并不服從這種“測算”。社保健保一旦作為國家制度實施，預算缺口就不斷強制性地轉為公民和財政日益沉重的財務負擔，人們疲于奔命，甚至再沒有精力來追問體制設計者當初“小小的計算誤差”。

講到底，天下還是沒有免費的午餐。人們可以宣布養老、看病和健康是所有人都應該平等享有的權利。但是，倘若真要落實這些權利，那么任何一個社會都必須清楚地回答，這些都是誰的義務，究竟怎樣落實這些義務？如果只是慷慨地宣布權利，卻沒有相應的義務配合，再動聽的權利體系也不過是空中樓閣。國家運用強制力固然可以分派這些義務，但大規模的道德風險卻很容易搞得 “生之者寡、用之者眾”，使國家承諾轉變為無從兌現的國家債務。

貝弗里奇先生可能還是幸運的。他在戰爭環境里設計戰后的福利計劃，受財力的限制還不可能有太大的“想象力”；英國經濟和財政收入的實際走勢，又隨戰爭結束向好發展，所以能夠不費力地“蓋住”貝氏測算的誤差。等到體制開始“老化”，社保福利負擔讓英國不堪重負的時候，貝老已經作古，再也不需要面對自己錯得離譜的測算帶來的尷尬。

這也許刺激了后來者。因為只要“測算”可以躲避實際結果的檢驗，種種不著邊際的龐然大計就容易大行其道。這是學者圈子里的道德風險，畢竟經濟規律對學者也不例外。例如，最近見到的為我國醫改所供方案的財務測算，差不多都是只要滿足一次性的一筆投入（通常不過幾千億人民幣，相當于當下財政收入區區幾個百分點而已），就足以完成中國的醫保大計。他們或許是對的：既然貝弗里奇當年把英國社保健保開支測算為20年不變，而當下以一筆固定不再增長的費來建成人人可分享的中國醫保體系，沒有什么大錯嘛。

我不過是懷疑，他們是不是還有貝弗里奇當年那樣好的運氣。在中國經濟超常規高速增長、財政收入更超常規高速增長條件下大筆一揮的“測算”，究竟能不能經受未來歲月的無情檢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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